Ahura

網路購書，有時會買到地雷。之前的《珍本明詩話五種》可謂一例，但此書尚且是文學專論，雖非學術專攻，但留無妨。反而更之前的譯本《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所費不貲，卻是一本吹噓中國發展的集大成，雷得嚇人。我很勉強地看完〈總論〉，看了朱雲漢寫的〈中國模式與全球秩序重組〉後，便再沒有興趣看其他的文章。

看胡晴舫是因為阿潑的薦文，至看了深有感觸，然而待要熱切為此書寫點什麼時，我卻卡住了。也是因為有了阿潑文章先入為主的的成見。

作為非香港人，看鄧小宇的文章，非常隔膜。我識不得他筆下的香港名流，不太熟悉它舊日時光美好的電影記憶，對他不時夾雜粵式用語及英文單字的行文感到窒礙難懂，但我還是花了大把銀子（此書新台幣索價四百五十元，雖說比起港幣售價似乎還便宜一點，但這在台灣書市絕對稱不上是平易的價格），盲目追隨「全城熱烈討論」的風潮，至為謹慎的捧讀。有趣的是，此書書腰寫著「榮登臺灣《中國時報》『開卷嚴選』選書榜」，咦？怎麼這麼「港汁港味」的書還要借《中國時報》的光？港台之間這種幽微的連結，真是微妙得無法言喻。

余秋雨《借我一生》好不容易看完，卻有點無從下筆，每每覺得需要提到什麼，卻又覺得應該不用。想來想去，屢屢提筆又擱筆。

身為台灣人，去買一本台灣人向大陸介紹台灣民情的書，實在有點奇怪。不可否認，除了好奇以外，其中多少也帶有一點檢視的心態在。這本在大陸銷量不錯的書籍，究竟在寫些什麼，它寫的真的是「台灣老百姓的故事」嗎？

對我而言，齊邦媛所寫的《巨流河》跟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樣，都在嘗試去補上台灣人普遍失落的記憶，特別是大時代的悲劇。我們早就忘卻時代逼迫下無法自主的殘酷，忘卻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一切來得多麼不易。我每看一次這些紀錄，都像是一次提醒，提醒自己莫被太平的雜音給干擾。

基於一種逃避反智的心態，我相當不自量力的買了羅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的《最後的知識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說不自量力，是因為縱然這本書內容是我感興趣的，仍嫌艱澀。以我對美國知識界的認識，要能順暢的讀下去，毫無可能。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為譯筆同樣頗為艱澀的緣故。

自從將台北的東西搬回台中後，家中原本已經極為有限的空間變得更為擁擠，大箱小箱堆放一地，幾乎沒有任何多餘的地方可以收納。而問題最為嚴重的，即是我的書和八年影印的資料。尤其影印資料，我後來都用A4的資料夾來整哩，但台中家裡的書櫃空間根本就放不進去，只能暫時橫擺，之後再想辦法。

可交換閱讀書籍

在看《瞧這些英國佬》（Watching the English）時，不可避免，我也想著台灣人有無可能歸納出一種具辨識度的特性。但我忽然覺得歸納特性這種事情，似乎只在白種人社會流行，他們既樂於去分析住在亞馬遜森林的原始部落，也樂於去分析歐陸的已開發國家。東方人好像不像白種人那麼熱衷，或者更精確的說，華人似乎不那麼熱衷。

二四　吾國人無論理觀念（五月廿八日）
吾嘗謂吾國人無論理觀念，頃見留美學生某君作一文，其起句云：

一九一四年

一九一二年

讀《胡適留學日記》，驚覺自己既有難得之空閒，實應趁此多讀佳文雅篇，以整囊昔荒疏之弊。蓋學各有專，仍須盡力多方涉獵，以避見識窄小之病，雖專而不周，乃今人志學常見缺點也，忽覺此段時間有隙暇，可免埋首龐繁專門論述之中，似更應及時把握，以免老大傷悲。

1.
竹中女士以其夙願而寫是書，乃近代台灣研究之創舉。然而不知是否戰前日文語法與戰後不甚相同，抑或譯者功力欠佳，其中文翻譯常曖昧難讀，間有語焉不詳，行文頗不流暢。

《日本女人在台灣—日治台灣生活史》甫上市時，我就對此書很有興趣。書的作者是一位在台灣居住過三代，戰後遣返回母國的日本籍女性，本身的背景就相當特別，不難理解何以她會寫出這樣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