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對我而言，齊邦媛所寫的《巨流河》跟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樣，都在嘗試去補上台灣人普遍失落的記憶，特別是大時代的悲劇。我們早就忘卻時代逼迫下無法自主的殘酷，忘卻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一切來得多麼不易。我每看一次這些紀錄，都像是一次提醒，提醒自己莫被太平的雜音給干擾。

比如說，我一直從台獨主張者處聽到「外省權貴」這種指涉模糊的歧視用詞。誠然，當年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人當中，有些人的確享盡特權，佔盡各種便宜，卻尸位素餐，沒有什麼貢獻。但，這一定是「外省人」獨有嗎？又有多少本省人一樣受國民黨庇蔭受盡好處，怎麼我們卻從來不曾用「本省權貴」來指責他們呢？又或者面對齊邦媛文裡提到的，如錢穆初為政府禮遇的學者，最後竟成為「霸占政府建築物」的罪人，若這人名換成鍾理和或吳濁流，還會遭到如此待遇嗎？果然在民粹的思維當中，一九四九年以後來台的身分就是一種原罪，其他的說法，只是粉飾。

不過，我在看《巨流河》的時候，想到另外一本傳記：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主要是針對兩岸分隔之後，各自選邊的政治菁英不同的「下場」。對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來說，國民黨讓他原來昂揚的理想幻滅，甚至在退黨之後，變成被監管的對象，在這小島一隅，龐大的遺恨終究只能隨生命逝去。但留在大陸，原本以為可以有所作為的政治菁英，他們卻受到比國民黨時代還要殘酷的對待，而且還禍延下一輩。我很贊成齊邦媛所說的，他們這一代是被消耗的一代，生在國弱民窮的中國，他們原本一腔熱血，想用自己的力量，試圖打造出心目中理想的祖國。可惜時代造就他們，也吞噬他們，兩岸數十年來，無法讓這些滿懷赤誠的政治菁英達成他們的理想，處境好一點，也不免鬱鬱以終，不好的，甚至在毫無尊嚴的情況下棄世，徒增悲嘆。這是中國人不能逃避的過去，無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最終總要「坦誠交代」，當中誰的腳步比較快，我想是頗為明顯的。

齊邦媛寫的是自傳，但不免有學者習慣，感性之餘，也加入大量史料和史學研究的內容在其中，說起來並不好讀。而且此書甚厚，排版還挺密，是非常「紮實」的一本書。其實此書內容不甚連貫，因為齊邦媛特地用一章來寫台灣文學譯介的過程，雖說也是她人生經歷，但時間順序就顧不上了。比如最後一章寫她車禍，時間點其實在她接任《筆會季刊》編輯之前，若不細察，可能會被寫作順序誤導。

惟於我而言，這實在瑕不掩瑜，年過八旬的長者肯留隻字片語，後生晚輩已然感激不盡，更何況是如此長篇鉅作。能夠拜讀，已然是非常感恩。

說來有趣，我總覺得我最近看的書，都可以串在一起，來構成一個比較巨觀的歷史架構：齊邦媛的《巨流河》、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余秋雨的《借我一生》，甚至是我最近才買，尚未來得及細看的廖信忠《我們台灣這些年》。搞得我好像是在研究近代史，而不是美術史似的。但我一向認為，美術和時代發展其實互為表裡，即使是現在，台灣的美術發展好像跟當下社會沒有什麼明顯的關聯，還是有其反應時代的獨特性。當然，此時看這種書，可能還有另一層關係──我現在也是困在時代造就的「不得不然」，心中的無奈情緒，或許多少也有些投射作用也不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