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而言,齊邦媛所寫的《巨流河》跟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樣,都在嘗試去補上台灣人普遍失落的記憶,特別是大時代的悲劇。我們早就忘卻時代逼迫下無法自主的殘酷,忘卻今天我們習以為常的一切來得多麼不易。我每看一次這些紀錄,都像是一次提醒,提醒自己莫被太平的雜音給干擾。

比如說,我一直從台獨主張者處聽到「外省權貴」這種指涉模糊的歧視用詞。誠然,當年隨著國民政府來台的人當中,有些人的確享盡特權,佔盡各種便宜,卻尸位素餐,沒有什麼貢獻。但,這一定是「外省人」獨有嗎?又有多少本省人一樣受國民黨庇蔭受盡好處,怎麼我們卻從來不曾用「本省權貴」來指責他們呢?又或者面對齊邦媛文裡提到的,如錢穆初為政府禮遇的學者,最後竟成為「霸占政府建築物」的罪人,若這人名換成鍾理和或吳濁流,還會遭到如此待遇嗎?果然在民粹的思維當中,一九四九年以後來台的身分就是一種原罪,其他的說法,只是粉飾。

不過,我在看《巨流河》的時候,想到另外一本傳記: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主要是針對兩岸分隔之後,各自選邊的政治菁英不同的「下場」。對齊邦媛的父親齊世英來說,國民黨讓他原來昂揚的理想幻滅,甚至在退黨之後,變成被監管的對象,在這小島一隅,龐大的遺恨終究只能隨生命逝去。但留在大陸,原本以為可以有所作為的政治菁英,他們卻受到比國民黨時代還要殘酷的對待,而且還禍延下一輩。我很贊成齊邦媛所說的,他們這一代是被消耗的一代,生在國弱民窮的中國,他們原本一腔熱血,想用自己的力量,試圖打造出心目中理想的祖國。可惜時代造就他們,也吞噬他們,兩岸數十年來,無法讓這些滿懷赤誠的政治菁英達成他們的理想,處境好一點,也不免鬱鬱以終,不好的,甚至在毫無尊嚴的情況下棄世,徒增悲嘆。這是中國人不能逃避的過去,無論是國民黨或共產黨,最終總要「坦誠交代」,當中誰的腳步比較快,我想是頗為明顯的。

齊邦媛寫的是自傳,但不免有學者習慣,感性之餘,也加入大量史料和史學研究的內容在其中,說起來並不好讀。而且此書甚厚,排版還挺密,是非常「紮實」的一本書。其實此書內容不甚連貫,因為齊邦媛特地用一章來寫台灣文學譯介的過程,雖說也是她人生經歷,但時間順序就顧不上了。比如最後一章寫她車禍,時間點其實在她接任《筆會季刊》編輯之前,若不細察,可能會被寫作順序誤導。

惟於我而言,這實在瑕不掩瑜,年過八旬的長者肯留隻字片語,後生晚輩已然感激不盡,更何況是如此長篇鉅作。能夠拜讀,已然是非常感恩。

說來有趣,我總覺得我最近看的書,都可以串在一起,來構成一個比較巨觀的歷史架構:齊邦媛的《巨流河》、龍應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余秋雨的《借我一生》,甚至是我最近才買,尚未來得及細看的廖信忠《我們台灣這些年》。搞得我好像是在研究近代史,而不是美術史似的。但我一向認為,美術和時代發展其實互為表裡,即使是現在,台灣的美術發展好像跟當下社會沒有什麼明顯的關聯,還是有其反應時代的獨特性。當然,此時看這種書,可能還有另一層關係──我現在也是困在時代造就的「不得不然」,心中的無奈情緒,或許多少也有些投射作用也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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