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基於一種逃避反智的心態，我相當不自量力的買了羅素‧雅各比（Russell Jacoby）的《最後的知識分子》（The Last Intellectuals）。說不自量力，是因為縱然這本書內容是我感興趣的，仍嫌艱澀。以我對美國知識界的認識，要能順暢的讀下去，毫無可能。另一方面可能也是因為譯筆同樣頗為艱澀的緣故。

但這本書解決了我在接受高等教育時時常面臨的尷尬處境，也讓我重新省思我所學的知識。知識分子在美國曾經是在公共領域發聲，並有一大群支持和聆聽的群眾，影響輿論甚鉅。但雅各比卻發現這些在公領域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後繼無人，他們的下一輩進入擴張的大學校園，埋首於學術研究和行政瑣事，和公眾脫節。知識分子開始在社會中缺席。

我不知道台灣是否有過知識分子引領公眾輿論的時期，但如今的台灣社會缺乏知識分子的介入，卻是顯見的事實。我們偶爾見到一些「專家」評論時事，但這些人的言論卻從來不曾主導過社會觀感，或者我們會把其中一些人稱之為「名嘴」，把他們是做愛耍嘴皮子的人。是說，「名嘴」是不是必然是我們認知的「知識分子」，其實也頗有疑問。

另一方面，則是知識分子轉進大學後產生的「專業化」現象，在政治或經濟壓力的逼迫下，他們捨棄與公眾對話的能力與舞台，轉身鑽研知識，讓這些原本應該與一般大眾息息相關的東西，變得晦澀、拗口，充斥複雜的術語，使其成為自我生涯晉升的工具，而非增進民智的手段。這一點在台灣極其明顯，所有理論性質濃厚的學門皆是如此，所有深奧的專業理論並非要用來改造社會的現狀，只是方便那些寫論文的人升等加薪。而幾乎是所有的人，都汲汲於一些非常零瑣而花俏的議題，鮮有人想正面挑戰台灣所面臨到的，真正重要的問題。

身為這個遊戲規則當中的一員，我忽然對自己所學的東西感到非常惶恐。中國美術史一開始就是一個只對圈內人發聲的專業，由於掌握這門學科的基礎資料本身就極為困難，任何一個研究中美史的美國白人，幾乎是只要能理解漢字古籍在寫些什麼，就足以得到一般人的景仰和推崇。也因為這門學科要入門就這麼困難了，遑論還可以介紹給一般美國人所知，其窄化和封閉也顯得理所當然。

台灣的中美史發展，除了故宮的老人以外，餘下的就是接受美國這種「專業化學術」訓練回來的學者，所以縱然故宮的藏品馳名國際，國人對這些藏品的認知卻少得可憐，甚至不如遠在法國或義大利的文藝復興時期作品。這種巨大的疏離感，其始作俑者，可能就是這些帶進「專業化學術」的學者。

我本來就很希望中國美術史可以從深奧的殿堂學術釋放，讓更多人得以欣賞和認識，不只是像蔣勳那樣訴諸唯美的，更是可以跟歷史產生連結的，更有依憑的。所以才很勉強的寫了兩篇雜論，希望可以找到屬於美術史的大眾語言，讓更多人了解中國美術。當然，這很困難，一方面受限於自己的能力，另一方面則是能否掌握住所謂的大眾語言。談論中國美術，必然存在許多特殊的專門用語，比如皴法、用印、落款、題跋之類，以及──更令一般人困惑的──抽象的形容，如高古、疏淡、恢宏、清麗之類的用語，讓人覺得中國美術的「意境」既困難而難以參透。

無論如何，反求諸己是我在看《最後的知識分子》後的反饋，勉勵自己可以再學術專業和民眾之間找出一條連結的管道，雖然我也離不開書中所云，體制下的生活，但至少我們要有一種回到公眾的企圖心，我想這應該也是作者立論的期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