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余秋雨《借我一生》好不容易看完，卻有點無從下筆，每每覺得需要提到什麼，卻又覺得應該不用。想來想去，屢屢提筆又擱筆。

我斷斷續續地看，看了很久，中間還看了《巨流河》。所以看到後面余秋雨回到故居安葬自己父親時，我竟有點額外的感慨。余秋雨有個歸鄉，而來台灣的齊邦媛則失去了；但余秋雨在文革的經歷，齊邦媛不用承受。一來一往，我看到政治撕裂的殘酷底下，個人的渺小和韌性。這是一場漫長的悲劇，我衷心的希望，有生之年，它不會再度重演。

除此之外，我只想提余氏在書中講到的一個部分：他認為「中華文明具有其他古老文明所不具備的一些綜合性生命力」，而我剛好也寫過一篇中華文化為何存續的短文。他臚列了八點：

一、在傳導技術上建立了一個既統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統。
二、在傳導狀態上建立了一個對社會、對歷史的開放式對話系統。
三、在生息空間上沒有失去過一個遼闊而穩固的承載地域。
四、在精神空間上以中庸之道避免宗教極端主義的嚴重灼傷。
五、在外部關係上因農耕生態而沒有過度熱中於軍事遠征。
六、在內部關係上沒有讓社會長期陷於整體無序狀態。
七、在固守精神主軸方面藉助科舉制度使儒家文化成了一種廣泛的生命化遺傳。
八、在汲取外部資源方面採取了一種粗糙而又鬆軟的彈性態勢使各種文明成分大致相安無事。

洋洋灑灑的八條，可謂無比周全。但於此我還是有點不同的意見，如第一點「統一又普及的文字系統」自中共簡化漢字之後，景況就不再，今日不管是台港地區的人看簡化字，或大陸星馬地區的人看繁體，都要有「學習」的過程，這說明繁簡兩套文字系統差異已經大到無法被視為統一的文字。雖然迄今為止，兩岸人民在溝通上仍無大礙，但我隱隱覺得，再這樣下去，它就會變成分裂的起始點：「繁體國」和「簡體國」，不僅僅是因為書寫文字的不同，更是因為長時間的隔閡下，兩邊早已承載著不同的文化內涵。

而中國的文化是不是「開放」的，我想與其說開放，不如說中國文化（或中原文化）也許早在文字記錄之前，就已經是廝殺過後相對穩定的狀態。中國各地所挖掘到的史前文化，原本各為不同族群所發展，到最後以河南一帶的中原文化定於一尊，建立出文字文明，開展統治秩序。因此，中國文化一開始就是複雜的混合體，先是殷商的文明，後來加入周人的文明，然後是南方的楚、西方的秦，而後西域、五胡、契丹、女真，我們所以為單一的中國文化，一直不停在混合、變化，直到清末。但這種混合是一種強勢地位，佔主導能力的混合，有點像美國的「民族大熔爐」，把各種不同的文化一起變得「美國化」。這樣是開放的嗎？也許在混合的過程中沒有什麼激烈的抗拒，但我覺得這某種程度上仍帶有封閉性。

至於中國的「中庸」之道，誠然中國推崇「中庸」，但中國沒有宗教的「原教旨主義」（台灣稱「基本教義派」），可能比較因為中國人在面對宗教採取極為入世的角度。中國人自商代崇拜祖先鬼神以來，對於宗教或信仰，向來是以「服務現世」為最終的依歸，所以我們動輒要滿天神佛「保祐」，而不是像基督教那樣「活出神的樣式」。既然一切都要為現世服務，當然不會有犧牲現世去成全信仰內涵這種「反其道而行」的事情發生。

中國人的「基本教義派」其實是出現在士大夫階級的身上。自漢代獨尊儒術以來，如何「基進」地實行儒學以維繫「道統」或自己的仕途，成為歷代士大夫努力的目標。這種狀況以宋代的「濮議」和明代的「大禮議」可為代表。只是一個稱謂問題，竟然演變成重大的政治事件，除了重著名教正朔的中國外，其他地方的政權大概絕對不會出現這種狀況。好像日本的德川幕府，非常理所當然的從旁支小宗過繼成將軍的嗣子，從來沒有任何稱謂上的問題。但中國人或許要慶幸，這種「基本教義派」沒有發動軍隊壓陣，只是文人在殿堂上耍弄嘴皮子，黎民百姓終究不用遭受兵燹──雖然歷朝歷代的戰爭還是太多。

我畢竟沒有余秋雨的機運，有能力訪遍山川，盡閱世界上發達和古老的文明，這樣的意見，可能還是幼稚的看法。在多方比較之下，中國文明還能存在，實在彌足珍貴。只是經西潮強力的淘洗，和政治極度的顛覆，我們所以為的中華文明，還剩下多少？不過自從我接觸唐代藝術後，我對如今近乎全盤西化的狀態有些釋懷。我想以中國人的能力，一定能夠把這一切消融成自己的，一如余秋雨所提出的第八點：在汲取外部資源方面採取了一種粗糙而又鬆軟的彈性態勢使各種文明成分大致相安無事。走筆至此，我突然想到所謂的「山寨文化」，不就是此點的一個鮮明註腳？中國化的腳步於焉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