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柏楊真的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僅從他在獄中完成的三部書稿:中國人史鋼、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中國歷史年表,(還有一部完成一半的中國歷代官制),不由得打從心裡佩服。在獄中如此有限的資料當中,要寫出如此多部大部頭的書,要有何其深的涵養,實在讓人罔想罔知。
但是他的價值觀,卻讓他所寫的「中國人史綱」視野無法廣闊。我不知道他為何對儒學如此的痛恨,以致從半信史時期,就對儒家所推崇的三皇五帝輒以嘲諷,直至東漢(而三國六朝既是以玄學清談為主,對儒學的著墨也就相對減少了)。我們的確可以合理的懷疑,如果孔子的政治理念無法被春秋時的諸國所接受,為什麼我們仍將他的教條奉為圭臬兩千餘年,還將當時的公侯給妖魔化,只為了給孔子一個「至聖」的頭銜?但即便如此,儒家學說也沒有必要去承擔一些原本不屬於他的過錯。比如西漢,如果我的高中歷史記憶沒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讀尊儒術」,不過是「援儒飾法」的手段。儒術的禮教,只是一面大旗,藏在大旗後面的,是法家的「嚴刑峻罰」。皇帝也知道人民不可能會乖乖遵守沒有強制約束力的「禮」,唯有用有懲罰性質的「法」,人民才不敢造次。從此儒法合一,互為遮掩。孔子又如何得知,他理想的大同世界,被人拿來實行在現實社會,僅能勉強有「小康」之世?
而老莊之學,似乎就更為無辜。先秦十家有所謂「陰陽家」者,他們假托地理氣象、四時天文的變化來規勸人君謹慎治理他們自己的封國(雖然政治紛擾的時候,總是很巧合的會出現一些「亂象」,但我想只要政治清明,即便會遭逢天災,政府還是有能力幫人民度過難關。天災異變,並不是朝代衰亡的主因)。柏楊先生也許受到道教「借用」黃帝老聃的影響,而誤以為道家也興卜筮凶吉、煉丹畫符,其實諸此種種,跟道家學派一點關係也沒有,即是在魏晉南北朝的世族大家崇尚玄學,喜談老莊,也不至於跟道教有太大關連。反而是原本應該以儒學為主的儒生,不知怎地學起陰陽家那套方法,也喜歡用天文論災異了(這種學問還有個名字,叫「讖緯之學」。「讖」就是隱藏在字裡行間的預言,「緯」則是指緯書,相對於經書,就是從經書的字裡行間假托出一套預言方法的書籍)。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王莽稱帝。當時若不是讖緯之學大盛,大家都迷信漢朝國威已衰,而新主將會取而代之,王莽怎麼可能做到「和平轉移政權」這麼重大的任務,而沒有任何「替天行道」或「匡復大漢」這種起義組織?(不過他的之後的作為還是讓百姓不免「思漢」起來,起而推翻這個「新朝」)由此可知,儒學在漢朝時已經產生相當大的質變,這跟秦始皇「焚書」及楚漢相爭時的戰亂固然有很大的關連,但同時也可以看的出來,儒生為了要在大一統的帝國之下可以得到當權者的賞識,進一步操控政治權力,他們發現用「老天爺」來壓制皇帝,遠比用禮教來的有效的多。在不影響五經(或六經)的權威之下,任何的改變都是可接受的。雖然西漢的古文學派嘗試要「矯正」這種偏向,但西漢一直以來就是以這種帶有讖緯性質的今文學派為主流。今古文經之爭在西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不可不謂為大事,但柏楊先生卻沒有提及,也許他認為這與政權的角逐無甚相關吧。
但是他的價值觀,卻讓他所寫的「中國人史綱」視野無法廣闊。我不知道他為何對儒學如此的痛恨,以致從半信史時期,就對儒家所推崇的三皇五帝輒以嘲諷,直至東漢(而三國六朝既是以玄學清談為主,對儒學的著墨也就相對減少了)。我們的確可以合理的懷疑,如果孔子的政治理念無法被春秋時的諸國所接受,為什麼我們仍將他的教條奉為圭臬兩千餘年,還將當時的公侯給妖魔化,只為了給孔子一個「至聖」的頭銜?但即便如此,儒家學說也沒有必要去承擔一些原本不屬於他的過錯。比如西漢,如果我的高中歷史記憶沒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讀尊儒術」,不過是「援儒飾法」的手段。儒術的禮教,只是一面大旗,藏在大旗後面的,是法家的「嚴刑峻罰」。皇帝也知道人民不可能會乖乖遵守沒有強制約束力的「禮」,唯有用有懲罰性質的「法」,人民才不敢造次。從此儒法合一,互為遮掩。孔子又如何得知,他理想的大同世界,被人拿來實行在現實社會,僅能勉強有「小康」之世?
而老莊之學,似乎就更為無辜。先秦十家有所謂「陰陽家」者,他們假托地理氣象、四時天文的變化來規勸人君謹慎治理他們自己的封國(雖然政治紛擾的時候,總是很巧合的會出現一些「亂象」,但我想只要政治清明,即便會遭逢天災,政府還是有能力幫人民度過難關。天災異變,並不是朝代衰亡的主因)。柏楊先生也許受到道教「借用」黃帝老聃的影響,而誤以為道家也興卜筮凶吉、煉丹畫符,其實諸此種種,跟道家學派一點關係也沒有,即是在魏晉南北朝的世族大家崇尚玄學,喜談老莊,也不至於跟道教有太大關連。反而是原本應該以儒學為主的儒生,不知怎地學起陰陽家那套方法,也喜歡用天文論災異了(這種學問還有個名字,叫「讖緯之學」。「讖」就是隱藏在字裡行間的預言,「緯」則是指緯書,相對於經書,就是從經書的字裡行間假托出一套預言方法的書籍)。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王莽稱帝。當時若不是讖緯之學大盛,大家都迷信漢朝國威已衰,而新主將會取而代之,王莽怎麼可能做到「和平轉移政權」這麼重大的任務,而沒有任何「替天行道」或「匡復大漢」這種起義組織?(不過他的之後的作為還是讓百姓不免「思漢」起來,起而推翻這個「新朝」)由此可知,儒學在漢朝時已經產生相當大的質變,這跟秦始皇「焚書」及楚漢相爭時的戰亂固然有很大的關連,但同時也可以看的出來,儒生為了要在大一統的帝國之下可以得到當權者的賞識,進一步操控政治權力,他們發現用「老天爺」來壓制皇帝,遠比用禮教來的有效的多。在不影響五經(或六經)的權威之下,任何的改變都是可接受的。雖然西漢的古文學派嘗試要「矯正」這種偏向,但西漢一直以來就是以這種帶有讖緯性質的今文學派為主流。今古文經之爭在西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不可不謂為大事,但柏楊先生卻沒有提及,也許他認為這與政權的角逐無甚相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