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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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蔣懷於昭和二年（1927年），在台北近郊的大稻埕開設台灣美術研究所，石川欽一郎以及七星畫壇的同人等在此負責以木炭素描為基礎的西洋畫指導。該七星畫壇於成立三年後的大正十五年（1926年）解散，翌年轉為由留日美術學生組成的團體「赤島社」。作為美術集體，此社明顯具有更為自覺的意圖，其十三名成員除倪蔣懷與就讀京都美術工藝學校的楊三郎外，皆為東京美術學校畢業或在學中的年輕人。該社每年舉辦同人展，但陳澄波赴中國大陸，顏水龍、楊三郎則前往法國，各自走上不同的道路，又有陳植棋等早逝者，六年後社團解散，此舉連結至昭和九年（1934年）更扎根於台灣本土的台陽美術協會之創立。此社的成立，與大力推動其發展的台灣總督府主辦的官設公募展「台灣美術展覽會」自昭和二年（1927年）以來的展開密切相關。

石川的業績在上述美術教育上的成果，無疑是鐵一般的事實。他在台北師範學校不僅經常舉辦課外寫生會，還針對校外人士舉辦暑期美術講習會，積極致力於西洋畫的普及指導。同一時期，石川走訪台灣各地，以水彩速寫記錄景物，並附上短文或詩歌，長期連載於《台灣日日新報》，後於台北出版畫集《山紫水明集》（1932年）。如此，石川的水彩畫雖印刷粗糙，卻成為將西洋風繪畫傳播至當時台灣全島各地的契機，向僅見過傳統古風中國山水畫或四君子圖的當地人，揭示了台灣新風景之美。「由此可知，在眾多來台的日本畫家中，石川無疑是一位非凡的人物」。

然而，五十歲過後石川再次渡台的真意究竟何在？是明治時期的日本人共有的一種國家使命感所致，抑或有更私人的動機？根據台灣評論者的說法，此中有明確理由。台北師範學校的志保田校長當時為台灣籍學生的騷亂事件所困，作為懷柔策略之一，懇請石川進行美術情操教育。首先，石川精通中國事務，熟稔漢人應對之道。其次，石川曾遊學「老奸巨猾」的殖民先進國英國，深諳英國人的行事風格。第三，美術教育是將學生對政治現實的不滿轉向、以美術陶冶身心之最佳殖民技術——該評論者視石川為具中國風大器雅量、吸收西歐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思想的進步殖民教育家。他除繪畫外，親近文學、詩歌、歌謠，興趣豐富的才子，為西洋化時代日本典型的明治知識人，然保有東洋本位的精神本質，以西歐美術樣式表現其內容，乃其抱負，亦是石川長居台灣之由。他的繪畫，受到外光派的影響，以田園般的寫實主義為主。

昭和七年（1932年）志保田校長勇退之際，石川亦辭職歸國。翌年，同樣以水彩畫聞名的長男滋彥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石川暫於妹經營的鷗友學園高女任教，同時持續於光風會展、日本水彩畫會展或文展發表作品，在戰爭時代以畫家的身分度過平靜晚年，於敗戰之年九月以七十四歲辭世。

石川之人格「溫文儒雅」，其弟子有眾多證言。例如，在台北師範學校師事石川的葉火城回憶，當時師範學校在宿舍發放毛毯或修學旅行費用補助等各方面，日本籍學生與台籍學生存在極大差別待遇。畢業後教員俸給亦有極大差距，因此台灣學生不滿，屢生不穩騷動。石川全無統治者居高臨下的態度，始終以心胸開闊的溫文儒雅知識人姿態，深受台籍學生敬愛。

據張萬傳所述，在不平等待遇抗議引發的騷亂事件中，石川惜才的的激烈「愛國少年」五年級生陳植棋不僅遭退學處分，還被要求全額償還五年官費時，石川為此才華橫溢的學生向校長交涉，減輕償還金額。其後，甚至照料該生赴東京美術學校留學。造成除籍學生三十七名、停學六十四名的大正十三年（1924年）台北師範學校騷亂事件，與當時在治安警察壓迫下執拗持續的民族運動，特別是前一年十月結成的民族主義啟蒙指導團體「台灣文化協會」的活躍活動相呼應。

據當局記錄，文化協會的民族主義運動對學生影響尤深，造成思想動搖與「輕率的反抗心」，引發台北師範學校兩度騷擾事件。大正十一年（1922年）二月的事件，起於對派出所巡査的「侮蔑不遜言動」，演變為全體六百名學生對警察壓力的騷亂，然僅以訓戒輔導了結，未成司法事件。造成多數處分者的大正十三年十一月的「台北師範學校第二騷擾事件」，以修學旅行為契機，高舉改善與內地生差別待遇要求的聯合休學，發展為有組織的爭議，因與文化協會的密切政治聯繫，學校方面強行處分解決。「這些退學者大多奔往東京或支那，繼續學業，各自投身思想運動，後年作為本島社會運動鬥士活躍者不在少數」，此為當局記錄。退學處分三十七名中包含陳植棋。這位備受期待的學生，在美術學校畢業前後作為七星畫壇或赤島社同人活動，然才華未及充分綻放，於昭和七年（1932年）二十六歲英年早逝。

另據石川台灣時代最後弟子鄭世璠所述，石川雖兼任總督府通譯官的官立師範學校教官，然在其他日本人皆著制服制帽以示統治者威嚴與階級之際，獨以自在的西裝示人。平日言稱自己僅一介教師，而非軍人。看來，精通英語的基督教畫家石川，在人們眼中乃一脫離日本人框架的自由人。

昭和六十一年（1986年）秋於台北市美術館舉辦的「石川欽一郎師生作品展」，以其逝世弟子倪蔣懷為避戰火珍藏的大量石川作品中選出八十件，以及其他八位門下弟子作品，為首次回顧展進行策畫。其圖錄中，白雪蘭撰文稱，在日本高壓統治體制下，石川以「鼓動」態度向台灣青年灌輸西洋繪畫，乃啟發性貢獻，因此石川在殖民地的「血淚史」中，成為令人懷念的一位日本人，此段頗為引人注目。此外，如該論者所言，石川在台灣的名聲超越日本國內地位，蓋因台灣作品量多於日本，確然無疑。圖錄序文遂明記：「石川作為台灣美術運動之父而聞名，其在台灣播下的歷史意義不可計量」。若終生居於內地，其在日本的聲價或許又當別論，此類推論實在無法簡單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