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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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欽一郎之名，多半以明治時代與大下藤次郎、三宅克己齊名的代表性水彩畫家而為人所知。他以受教於英國水彩畫家阿爾弗雷德·伊斯特（Alfred East）的正統風景畫傑作聞名，彷彿僅止於此。然而，他近二十年在臺灣的生涯，通過美術活動對殖民地美術家的培養產生了巨大影響，其終生成就卻幾乎鮮為人知，毫不誇張地說，沒有石川欽一郎便無法論述臺灣美術，而沒有臺灣的經歷亦無法完整詮釋他的藝術。臺灣的體驗似乎已成為他人生與藝術的本質核心。

石川於明治4年（1871年）出生於靜岡市，隨後移居東京，自小學及中學時期便開始學習繪畫與英語，並皈依基督教。明治21年（1888年），他進入遞信省郵便電信學校，師從明治初期洋畫家小代為重學習西洋畫，並似曾向外籍教師英國人威廉·梅森（William Mason）學習英語。翌年，他被大藏省印刷局錄用為見習生，受到上司川村清雄的指導。如眾所知，川村清雄於明治14年（1881年）結束十餘年的西洋遊學返國，是明治洋畫的先驅之一。石川同時在正則英語學校學習英語，於明治22年（1889年）阿爾弗雷德·伊斯特訪日時，與川村清雄親密接觸並擔任嚮導，從而開啟了對水彩畫的眼界。明治24年（1891年），他加入明治美術會，之後數次在展覽會中展出水彩畫與油畫。六年後，小他11歲的的石井柏亭入局後受其影響走上洋畫之路。石井柏亭的自傳中詳細記述了當時石川「毫無疑問高雅的人格」的風範，以及印刷局內洋畫團體紫瀾會的情形。柏亭還曾從石川手中接收三宅克己傳下的畫具箱。

明治32年（1899年），石川辭去職務赴英，據說師從阿爾弗雷德·伊斯特學習水彩畫，並在歸國後以水彩畫家「自成一家」，雖有此記述，但其真實性存疑。無論如何，明治33年（1900年）4月，石川因英語能力受肯定，被任命為陸軍參謀本部通譯官，隨軍參與北清事變的講和會議，期間在天津附近負傷。翌年（明治34年，1901年），他與川村清雄、五姓田芳柳、東城鉦太郎等人退出明治美術會，參與創立巴會，並於每年展覽會中展出作品。明治37年（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他以第五師團司令部附屬通譯官身份出征滿洲，於中國東北部度過一年，經歷遼陽會戰，繪製了大量戰地速寫，其中20餘幅送至第五回巴會展覽。明治38年（1905年）歸國後，他在新創刊的大下藤次郎主編的《みづゑ》雜誌上，發表了《水彩畫景色速寫法》（明治39年2月號）、《速寫雜談》（4、5月號）及《阿爾弗雷德·伊斯特氏的寫生談》（明治40年3、4月號）的翻譯文章等。明治40年（1907年），他於創設的第一回文展中展出水彩畫《森の道》。

同年10月，36歲的石川被派往臺灣，擔任臺灣總督府陸軍部通譯官，從此開啟了他的臺灣生活。同時，他兼任國語學校（後來的臺北師範學校）的美術教師，教導如倪蔣懷等優秀學生。然而，石川仍專注於日本內地的畫壇活動，持續向巴會及文展寄送作品，並在大正2年（1913年）前的七年中，幾乎每期為《みづゑ》撰寫美術論與技法解説文章，包括自明治41年（1908年）4月號至42年（1909年）3月號的《伊斯特氏寫生談》連載等。其作為水彩畫家的知名度，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這些文筆活動，而非僅僅作品本身。明治42年（1909年），他與大下藤次郎、丸山晩霞、鵜澤四丁合著出版《最新水彩畫法》（博文館），此書集結了《みづゑ》的文章及水彩畫講習會的演講內容。

在此期間，石川欽一郎隨當時的佐久間總督視察所謂「理蕃事業」，巡歷全島，得以深入體會臺灣獨特的自然景觀與表現方式。他在這片異鄉的自然風景中找到了水彩畫的主題。明治42年（1909年），他在臺北中學校舉辦紫瀾會水彩畫展，翌年又舉辦了第一回總督府中學校寫生班展覽會，這已是他融入當地美術活動的體現。明治45年（1912年），白馬會解散後，石川加入新成立的光風會，並將其在《みづゑ》連載的西洋畫實技指導文章集結成《洋畫印象錄》，由目黑書店出版。翌年大正2年（1913年），他參與石井柏亭、丸山晩霞等人創立新的日本水彩畫會。大正3年（1914年），他在臺北市鐵道酒店與三宅克己舉辦二人展，作品獲總督府購藏，並印製成明信片，廣受歡迎。同年，他出版了闡述西洋畫製作實務的《寫生新說》，由日本美術學院發行。雖然他參與了國民美術協會展及大正5年（1916年）的水彩畫沿革展，但對光風會展與日本水彩畫展的出品卻斷續不常。最終，於大正5年（1916年）臺灣總督府大樓落成之年，他辭去公職，返回故國。

以上所述為明治40年（1907年）至大正5年（1916年），石川自36歲至45歲的九年間首次在臺生活。這段時期正值日本美術界首個制度性展覽—文展創設的開端，畫壇因再興院展及二科會的成立而活躍變動。對正值壯年的石川而言，遠離中央畫壇、在外地的這九年勤務，或許並非他所願。從遙遠外地持續參與文展、加入光風會與日本水彩畫會、為《みづゑ》不間斷地撰稿，以及在東京出版著作，無不彰顯他對中央畫壇的強烈嚮往。然而，在這九年的臺灣生活中，他逐漸熟悉當地的自然風物，在指導臺灣年輕人的繪畫實務中，逐步孕育出獨特的水彩畫表現方式，這一點無疑是確鑿的。臺北美術館的白雪蘭曾分析石川畫作的特徵—中景構圖法、筆法粗細變化豐富、清雅明快的色彩運用，以及點景人物為田園風景增添庶民生氣的抒情主題—這些特點在此時期的作品中已可見端倪。石川在國語學校的首批學生中，後來成為臺灣美術界中流砥柱的倪蔣懷已嶄露頭角，於明治43年（1910年）獲大下藤次郎的水彩畫會賞識，並在《みづゑ》上被介紹。這是石川畫風影響的初步展現。然而，他首次在臺的這段時期，正值高砂族平定五年計劃進行中，全島仍瀰漫反叛氣氛，武官總督時代末期的動盪社會背景不容忽視。

歸國後，石川定居鎌倉，受聘於東京三越百貨公司的宣傳美術設計企劃部，但不久即辭職。翌年大正6年（1917年）末至大正10年（1921年），他重拾畫筆，遊歷箱根、九州、京都、奈良、北陸等地，進行寫生旅行。大正10年（1921年），他由日本美術學院出版《康斯特勃》（泰西名畫家傳·第8卷），這是日本首部關於康斯特勃（Constable）的正統評傳。翌年大正11年（1922年）2月，他前往戰後的歐洲進行寫生旅行，於一年內遊歷英國、法國、義大利等地。《みづゑ》的《巴黎所見水彩畫》（8月號）與《英國的水彩畫》（9月號）等文章即為此行見聞，尤對透納（Turner）的畫作深感折服。大正12年（1923年）2月，他在三越百貨公司舉辦滯歐作品展，同年9月遭遇關東大地震，岳母喪亡。適逢舊識臺北師範學校校長志保田的邀請，石川於翌年再次赴臺，時年53歲。兩年前，比他小15歲的鹽月桃甫已先行以臺北高等學校圖畫教師身份抵臺。臺灣美術界因這兩位對比鮮明的人物登場而頓時生機勃勃。

石川首次在臺時任職的總督府國語學校自明治29年（1896年）創立後，經歷數次改組。大正8年（1919年），改組為臺北、臺南兩所師範學校，至石川再次赴臺前的大正11年（1922年），師範學校再度改制，分為小學部與公學部，並設有尋常小學畢業程度五年制的普通科，以及其上修業一年的中學、高女畢業程度的演習科，皆為培養臺灣初等教育教師的專門學校。相較明治38年（1905年），至大正9年（1920年），能使用日本語的「本島人」激增近九倍，僅次於國語教育的公共普通教育需求隨之增加。石川參與東京出版社的圖畫教科書編纂，擔任臺灣小公學校教師檢定考試的臨時委員，其在師範學校擔任圖畫教師所發揮的美術教育影響極大。大正13年（1924年），他抵臺當年，其學生倪蔣懷、陳澄波、藍蔭鼎、陳植棋等七名年輕人在石川贊助下，成立美術團體「七星畫壇」，並於省立博物館舉辦展覽會。他們多為受石川在國語學校或繪畫講習會薰陶的青年，其中三人為東京美術學校在校生。這是臺灣畫家舉辦的首次西洋畫團體展，堪稱臺灣美術運動史的開端。同年，臺灣水彩畫會亦迅速創立，由石川的學生及師範學校生徒等同好組成，以倪蔣懷為中心，獨力承擔會務財政，舉辦年度作品展，偶爾受東京日本水彩畫會邀請參展，對早期臺灣美術界的西洋畫普及與啟蒙產生重大推動。關於倪蔣懷，傳聞他國語學校畢業時曾向石川諮詢赴東京美術學校深造，石川卻勸其繼承家業炭礦事業，意在委託這位具實業家氣質的弟子為臺灣新美術運動提供經濟支持。結果，倪蔣懷的存在為臺灣美術家創造了難得的活動機會，美術運動的發展因他而提前四年。石川高瞻遠矚的洞察力令人敬佩。水彩畫會的活動區域逐漸擴展至全島，於石川歸國後的1932年改名為「一盧會」以紀念其師，名稱取自石川時常自署的「欽一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