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一、溥儒

溥儒為遜清皇室後裔，清宣宗皇帝曾孫，正確的姓名是愛新覺羅溥儒，字心畬，別號西山逸士，亦喜於書畫上鈐「舊王孫」三字自況，生於民國前十六年（清光緒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其時恰值其祖父恭王閒廢十年復出，重蒙慈禧太后眷籠，溥氏〈感興〉詩中有「我生之初蒙召見，拜舞會上排雲殿。」自註說：「儒初生五月，蒙賜頭品頂戴，隨先祖恭忠親王入朝謝恩，三歲復召見離宮，賜金帛。」這種特殊的身份，處於清室覆亡，民國成立，寄情畫畫，沉潛經學詩文，卓然為一代大師。十一歲始作論文，十二歲參加北京正風文社，十四歲，父親載瀅去世，由母項太夫人撫育，並延師課讀，一為歐陽鏡溪，一為龍子恕。民國前二年（宣統庚戍二年），清政府將貴冑陸軍學堂改為貴冑法政學堂，溥氏於民前一年（宣統三年）九月入學，此校後併入北京市內法政大學，民國二年，溥氏年十八即畢業於此校，是時以嫡母居山東青島匯泉山，乃往省親。溥氏〈心畬學歷自述〉，記有會往德國求學，惟近年學者研究，頗為其事爭議。民國六年，夏五月奉母命，與前清陝甘總督升允之女羅清媛女士結婚，六月二十四日回北京馬鞍山戒臺寺，攜新婚夫人拜見生母，遂留居戒臺寺讀書。民國十一年，至青島，祝其嫡母六十正壽，祝壽後仍回馬鞍山戒臺寺，謝絕交遊，潛心讀書、繪畫，自號「西山逸士」。民國十三年，長子毓（孝華）出生，因姑母榮壽公主七十壽辰，奉母命移城內居住。

羅清媛夫人為名門閨秀，亦雅尚丹青，民國十九年，伉儷會聯合畫展於舊京，溥氏曾為刻小印，文曰「顛倒鴛鴦」、「等閒妨了繡功夫」，可見夫妻志趣相同，情深意合。溥氏書畫，名既張，求書畫者不絕於門，屢屢受邀參加公私展覽，早期如民國二十二年，以山水〈寒巖積雪圖〉參加中德美展，日後畫壇論當代代表畫家，每以「南張北溥」相提並論，張為四川內江張大千，民國二十三年，因黃郛之介紹，應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之聘，與齊白石諸名家分任教席。

民國二十五年，溥氏生母項太夫人去世，感念母德，輯有《慈訓纂證》一書，序言中自謂一生歷家國之變，而能誦讀始終一如平日，歸功於母親之教育。溥氏自十四歲喪父，項太夫人即主持家務，辛亥革命時，清廷復起用袁世凱，袁氏排斥宗室諸王，夜間發兵圍諸王府，恭王府護衛，惟恐傷及家中幼小，奉項太夫人命，避居於清河某故吏家中，及民國成立，家道遽落，項太夫人乃深信先祖恭王奕訢，既有功於國家，必能庇蔭及子孫，勉勵溥氏蓄德修業，無愧於先德，且親自教授周易、春秋左傳，典賣簪珮，購買書籍，期望年幼之溥氏兄弟，學而有成，督教嚴厲。溥氏自言「立言立德、大節不虧」、「淡於利祿、而薄功名」，全賴母教。當日寇侵華時，東北醞釀成立偽組織，一批滿清遺老緊追溥儀不放，秘密出關者，頗不乏人，溥氏以其世系名望，卻能洞察日寇陰謀，不屑此輩所為，其〈憶陳寶琛太傅詩〉：「群盜亂天紀，君王念藐躬。老臣扶幼主，衰世效孤忠。社稷終難復，殷周事不同。相逢舊都邑，流涕說遼東。」「殷周事不同」，可見溥氏之明理，至於「流涕說遼東」明顯地指偽滿洲國了。九一八事變後，偽滿洲國成立，溥氏反對，力爭不得，作有〈臣篇〉以明志，文中直斥，在日人操縱下是「九廟不立，宗社不續，祭非其鬼，奉非其朔。」溥儀傀儡只是「作嬪異門；為兒他人」的兒皇帝。當偽滿成立四周年，日本華北派遣軍司令請四位畫家合作一堂作為賀禮，溥氏是其中之一，日軍方派員到西山寓所求見，卻被溥氏嚴詞拒絕了。

溥氏的身世，一生的詩文常流露出「故國」人之思，使人意識到他心中沒有國家觀念，其實這是他個人特殊的感情，然而在立身處世的大節上，仍然是深明大義，認同於中華文化的，往後大陸淪陷，他渡海來臺，也是本此分寸。

民國三十六年，原配羅清媛女士，卒於北平，溥氏伉儷情深，一生之中時有悼亡之作，如壬寅（民國五十一年）七夕悼亡詩：「當年歡笑語，盡作斷腸音，碧海留長恨，黃泉隔寸心，山丘思故國，天地入悲吟，後死非良計，空叫百感侵。」

民國三十五年，溥與齊白石，同應憲兵司令張鎭之邀南遊，溥齊兩人在南京開了一次聯合畫展，是年並組織滿族協會，政府並召開行憲國民大會，溥氏當選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是時政府亦有意延攬溥氏出任要職，溥氏乃又力辭，回北平。次年再南下，出席行憲國民代表大會後，乘便遊覽江南名勝，其於西湖山光水色尤為喜愛，本欲再暢遊四明、武夷、黃山、峨嵋，惟此時中共已全面作亂，三十八年在杭州，其初城市裏尚可寄寓，後來，情況愈來愈亂，溥氏只得寄居在昭慶寺旁，寶石山下極偏僻的民家，這時中共已到處抓人，鬧得風聲鶴唳，溥氏更是裹足不出，只在家中為其子講易經及作畫，及共方廣播，發表溥氏為政務委員兼某部副部長，乃取道定海，於三十八年十月中旬，抵達舟山國軍防地，於舟山停留數日，匆忙中乃得緣又暢遊普陀山，並由浙江省政府安排，搭乘飛機前來臺灣。

來臺後卜居臺北市臨沂街，亦有詩記其狀況：卜居東海濱；連廛皆板屋，淺渠不隱屐，環垣削青竹，戶陰緣陵贏，穿楡拱榕木，衡門無三尺，四席足蹜蹜，仰瞻屋漏痕，連雨垣將仆，卑濕移釜甑，朝菌已生餗，不如陶令宅，猶得伴松菊。

來臺後，政府欲禮聘以國策顧問之職，溥氏乃不改誦讀之習，力為婉辭，初期生活，頗為困苦。某次，蔣總統會問起他的生活狀況，他回答的非常好，他說既然來到臺灣，就是準備吃苦的，請蔣總統不必以他的生活為念。臨沂街寓所，在一個僻巷裏，半舊的日式八疊客廳兼做書房畫室，靠窗橫放著一張書桌，溥氏經常盤坐在大方凳上，作書作畫，坐位的對面，有一張木椅，最初的陳設，似乎就是如此，後來，在靠紙門的一面，並放著兩張矮椅子，來訪的客人，先到的坐在木椅上，其次坐滿了竹椅的祇有站著，沒有應酬的談吐，偶爾一兩句簡短的談話，顯得分外清靜，客人大都來去自如，似乎除去新年，沒有遞茶的事情，臥室也只有三席地，對這份簡樸靜謐，溥氏安之若素，隨遇而安，詩興也偶而透露懷鄉之意。

民國三十九年，開畫展於臺北，並任教於臺灣省立師範大學藝術系，四十三年又以《寒玉堂畫論》一書獲教育部第一屆美術獎。

溥氏早會於民國十六年，應日本京都帝國大學之聘，講經該校，游屐所至，與東瀛名流詩文唱酬，民國四十四年，溥氏又與朱家驊、董作賓同赴韓國講學，獲贈漢城大學法學榮譽博士。韓國之行，亦暢遊李朝宮殿，記行詩中雖多感懷，卻無怨言，〈朝鮮行宮兩首〉：「苑門深鎖玉鉤斜，寥落行宮見暮鴉。日日春風復春雨，隔簾吹盡碧桃花。依然瑤殿與雲齊，井落銀瓶蕙草萋。不見君王歌舞夜，碧樓珠樹子規啼。」讀來如重臨清故宮。

漫游韓國後，轉往日本，至四十五年六月始返臺北，日本本是溥氏舊游之地，故人尚多，且日本人研究中國文化及書法的風氣尚盛行著，日人對他不但尊敬其身份，更仰慕他在詩書畫的造詣，旅日期間，各方邀請飲宴，官方對他的招待也特別殷勤，日皇弟高松宮夫婦，親訪於旅邸，安排和日皇見面，陪他同遊皇宮，旅途中生活多彩多姿，以護照簽證日期已過，日本外務省有意贈送長期居留證，但溥氏毫不考慮地婉謝了。他說：「我用中華民國的護照出來，還要用中國護照在此停留，謝謝你們的好意。」又一次見到他進退所謹守的分際。

民國四十六年，時徐復觀主持東海大學中文系，力邀溥氏蒞校指導系中學生，計前後三次，每次約停留一週。據徐復觀日後所述，在這段短時間內，溥氏的教學，用極簡單的語言，道出書法與畫法的奧秘，一筆一劃，一樹一石，如何下筆，如何變化，如何由一筆而發展成一完整的形體，歷程分明方法明白，真盡到循循善誘的能事。

四十七年，南游泰國，在曼谷舉行畫展，華僑既慕其畫譽，又以其為皇親，更有求畫者，指定書畫上用印，必是市配有龍紋者，認為懸於壁間，能僻邪，競相求畫，此行遊泰國各地古蹟，詩集裡錄有幾首。

此年又遊香港，前後在香港大學演講中國文學與書畫，及書畫同源，香港新亞書院講演書畫，手寫《寫玉堂畫論》一冊由世界書局印行。民國四十八年，《四書經義集證》手稿由國立中央圖書館購藏，全稿用行楷膳正，費時七、八年，凡千二百頁。五十年手寫《華林雲葉》兩冊又影印問世。

溥氏身體平素健壯，六十餘歲視力也不衰退，工筆細畫、蠅頭小楷，照樣能隨心所欲。民國五十一年冬又赴香港新亞書院講學，其時偶感鼻塞，不以為意，返臺後一兩個月，發現右耳後方有腫塊，經診斷為淋巴腺癌，醫藥無效，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病逝臺北。

世人每以詩書畫三絕的一代大師推譽溥氏，但是溥氏自身，總不認為本身是書畫家。詩文所投注的心力固不下於書畫，以他特殊的身世，最注重的是做人，溥氏偽滿不趨，大陸淪陷不附，旅日時不受日本保護，均足以說明。

詩文方面，溥氏自述，「余七歲學詩，始為五言，繼習律體，古風三百篇之外，惟喜唐詩，居山十五年，日夕吟誦，自課四百餘首，古風習漢魏六朝，近體則師唐人。」唐詩中受杜甫影響較大，詩是他最直接的心聲，也表露他的感懷，至於文學、經學，由於博覽群籍，才思敏捷，下筆幾乎不必修改。

溥氏自述，束髮受經之年，開始學習篆書、隸書、楷書，書風以清整為特色，沈潛此中，功力深到，少年時對筆法使轉頓挫，已能運用自如，一生當中不獨於隱居西山時期，日日致力，自髫齡至白首，未嘗無一不在其中，學畫則出自自我摸索，大約在民國十四年前後開始，溥氏自己會說：「我沒有從師學過畫，如果把字寫得好，詩作好，作畫並不難。」據為一位溥氏的侄女透露：「溥氏第一次作畫，臨摹一張古畫，畫中有位穿紅袍的人物，袍上的顏色，染了很久纔像。」由於收藏古畫，家中不乏很好的範本，得力最多的是一幅標名為〈宋人山水圖〉手卷，此畫今藏美國堪薩斯城納爾遜博物館（日本講談社水墨美術大系第二卷一五一頁載有部份圖版），其次如南宋的馬遠、夏珪，明代浙派的吳偉，王諤，元代王蒙，明代文徵明，唐寅等，然而他將這些大家陶冶於一爐，又觀山川明晦變化之狀，以書法用筆為之，更加上本身古淡清醇的特質，腹有詩書氣自華，一命筆即超凡越俗，而成為超群彝倫的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