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前幾日又狂又急的暴雨，意外地讓台中地區陷入無水可用的境地。說來可悲，許多人家中尚且淹著一層泥水，扭開水龍頭卻沒有半滴水用，連日的豪雨，民眾卻無法炊食洗滌，還得特地去提水，就是有水了，也透著一層淡淡的黃色，乾淨的自來水似乎是遙遙無期。此情此景，不由得讓人喟嘆。
聽說南部一些地區因為暴雨使水質濁度增加，無法達到用水的標準，不得已只好停水。回想九二一地震後一年，台中也碰到如此困窘的情形，震壞的水壩失去供水的功能，民生用水只能從嘉義或苗栗的水庫借調，一旦碰到豪雨，淨水場便無法濾淨水質，只能臨時停水。這幾年我實在是飽嘗無水之苦，尤其在台北求學的這這年，只要碰到奧熱無雨的夏天，就得擔心限水的陰影。想不到回到台中後，限水的不便還是如影隨形的尾隨而來，此次敏督利颱風的大量雨水，讓台中人重回九二一的停水噩夢。這幾年來台灣非旱即澇，連帶使得供水變的愈來愈不穩定，台灣的國土保護喊的震天價響，資源的使用情形卻每下愈況。希望敏督莉颱風這個警鐘，能夠讓敲醒我們對山林自然的重視。
我家因為分區限水的關係，也停了兩天水。雖然在此之前家中就已經儲水備用，但真的停了水後，還是相當不方便。停水之後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環境清潔的維持。水不啻是維持家居環境乾淨的關鍵，平日梳洗、沖馬桶、擦拭家具等等，都跟水至關密切。由於無法時常沖馬桶，很快地馬桶就出現了陣陣異味。我也才發覺原來沖馬桶所耗用的水量真是相當的巨大。即便我早已知道沖馬桶相當浪費水，但唯獨在無水可用的情形之下，我才會深刻的感覺到沖水馬桶的耗水程度。雖然平時為了減少用水量，我刻意拿洗澡水和拖地水來沖馬桶，但也只有在停水的時候才知道水的可貴，尤其是拿乾淨自來水沖掉排泄物的罪惡。
台灣年平均降雨量有兩千多公釐，可是這幾年來台灣人的用水卻越來越窘迫。山高地狹讓地表水無法長期存留在土地上，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讓珍貴的淡水變的更難保存。如果暴雨和乾旱都使人們無水可用，我們或許不應該只是怪罪大自然的無情，而是應該要好好檢討我們國家的環境政策，究竟出了什麼問題。
後記：在國軍弟兄和鯉魚潭水庫的閘門拚鬥了七天之後，終於把台中地區停水的根源解決，台中市至少在今年，可以無須煩惱停水的問題。我家十分幸運，在停水兩天之後即恢復供水，然而直至我放上文章為止，我家的自來水仍帶有一層淡淡的黃色。要不是家中裝有濾水器，我真不知要如何取飲這種品質的給水。省自來水公司在濾淨水質的部分，也許需要有著跟國軍弟兄一樣的努力才是。

深夜無事，百般無聊，想寫些什麼排遣排遣。奈何自己的才識不足，連「為賦新詞強說愁」的能力也沒有，也缺乏青年學子應該有的年輕朝氣，寫些清新可人的文章小品，只好努力讓自己「老起來放著等」，強迫自己念一些文學作品，以期增長一點自己的學識。
可是書本愈念愈是挫折。前人筆調字字珠璣，往往夾著又深又厚的知識基礎，有時還有流利的外語能力，想自己英文頗破、日文只會單詞，中文母語也不見得好到哪裡去，連背一篇蘇軾的「赤壁賦」都嫌討厭，哪有心思去欣賞蘇公的蘭棹桂槳？現在只是後悔，巴不得一個腦袋當兩個用，連本帶利把以前錯失的都學回來，哪怕變成蠹書蟲，也好過胸無點墨。到底如今的社會，真正的迂腐老學究實在也已經不多見。否則看著書中內容，心中處處疑問，即便是絕妙好辭也無法看的舒坦。
看書看的如此有目的，實在是一件累人的事。我唸的雖是美術科系，卻不常在書店買美術圖書，總覺得是「有所為而為」，連消遣看看也變的像作學問，那種感覺真是不好，而且美術圖書售價奇高，買這種書，除非是真的要做些研究，對我而言，既是傷精神，又是傷荷包。看文學類書，近來也變的有所目的了，不像以前只在乎自己看的高不高興，書中寫著什麼學問，不是那麼的重視。對於某些當代的文學大家，原本是懵懂無所知，直到華人得到了諾貝爾獎，才開始「存有目的」的去找一些在文壇上還有些名氣的作家，連白先勇一些已經可以列入經典的小說，也是最近才接觸的，也順便看一些之前蔚為一時潮流的鄉土文學。只不過，這樣子看書，每當步向書店中滿櫃子的書的時候，總不免遊移起來，究竟是為了自己的喜好去挑選自己想買的書，還是想藉由一些「有名」的書籍去追求這個社會所謂的共識？當一些文化人把朱天心的「古都」當作台北市的文化記憶的同時，是否有那麼多的台北人，跟朱天心有著同樣的台北印象？諸如此類，連我也不免主觀而偏頗。看來看去，反而還是覺得漫畫比較好看，至少不必去用太多的大腦。我尤其喜歡那種爆笑漫畫，可以從頭笑到尾的那種，看完之後，心情都會愉快許多，尤其是接在歷史或文學叢書之後看，更有休息放鬆的效果。
看多雜書，也著實成為困擾。猶記上學期美術史報告迫在眉睫，我竟還盤算著那些新上市的小說漫畫，完全漠視堆在一旁的影印資料，說是「離經叛道」亦是毫無誇張。但長久下來，看書既成我最重要的休閒，買書自不可避免。史學太艱澀、太沉重，跑到文學的懷抱似乎無可厚非。稱之「文學」似是廣大博深，其實我的文學不外乎小說散文，至於詩、劇本一類，不太接觸。我自忖缺乏天賦，對詩沒有太高的領悟力，舊時的律詩絕句，不過看來應付一下考試，而新詩之流，對我而言有時竟像重重的文字障，或支離破碎的自語喃喃，這在網路上尤其明顯；劇本對我而言則是這幾年才接觸的新東西，雖然從小學開始課本課文就有劇本的形式，不過我的劇本經驗仍是在大學後才有比較廣泛的認識，也才比較能掏的出錢來買一些經典的劇本，包括莎翁的四大悲劇等。至於漫畫，對我而言是重要的休閒媒介，像我這種小的時候被父母限制甚多的小孩，就連漫畫都得是天文科普的益智漫畫，諸如小叮噹、亂馬1/2之類的漫畫，在我家幾乎等同於違禁品，能讓看就不錯了。
自從在誠品辦了會員卡之後，我開始買書成癖。我是個典型的敗家子，就是那種在服飾店不買一點東西回家會很難過的那種，在書店也一樣。能入得「寶山」，當然不能空手而回。而且在台灣，書比衣服便宜的多，即便買了三四本書，有時竟還不到五百元，這遠比買那價格與重量不成比例的衣物首飾要來的划算的多。提著一個沉甸甸的袋子，心中真是不住的滿足。只是隨著歲月增長，我買書的癖性愈發加重，尤其我又不會先表列欲要購買的書單，常常是一邊逛一邊挑自己要買的書。有時一發不可收拾，在魚與熊掌不知道要選哪一個的時候，最糟糕的情況就是「寧願買錯，不肯放過」，受傷最深的就是我那可憐的荷包。這種情形就是我賃居在外，也不曾稍緩，搬家的時候最讓人頭痛的，就是那重的吃不消的書本，直可謂「甜蜜的重擔」也。

寂寞故里
流水淙淙
層層疊疊
流過乾涸的心房
蛙聲鳴鳴

台灣為了要「國際化」，舉國上下都在學英文。可是因為政治上的緣故，許多人都忽略了一個強大勢力──中國──的崛起。當世界上所有先進國家的人民都在學習中文來換取更多的機會、更好的待遇時，同屬華文體系的台灣，有沒有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佔有先機？
台灣應該是全世界中文程度最好的國家。我們擁有五十年完整沒有中斷的普及教育，書寫著中共早已捨棄不用的繁體字，說著遠比香港人標準的「國語」。面對對岸的經貿開放，憑著先天同文同種的優勢，台灣應然、也誠然成為在大陸投資最多的外商。可是除了在政治上的對立外，台灣在語言上的先天優勢，卻在政府錯誤的教育政策下，急遽地減弱。台灣的中文教育，是否也象徵著台灣在國際上的競爭力，正逐漸走向衰敗之途？
李家同教授在著文中強調基礎科學對國家科技發展的重要。其實較之人文，亦是如此。台灣幾十年來的國語教育，也許打壓到母語的傳承，但也是這五十年的「國語」底子，讓台灣的作家、歌手紅遍大陸各地，儼然華文流行及文化的前趨。我們只看到阿妹的歌在大陸四處傳唱，王文華的《蛋白質女孩》成為大陸的暢銷小說，可是誰知道這是因為什麼？台灣有著比較完整的唱片宣傳體系，有著自由開放的出版市場，這些都是原因之一。可是最重要的一點──我們使用的是同一種語言。同文的利便，讓台灣的文化迅速成為大陸沿岸新興都市得效法對象，台灣人說話的腔調、習慣，讓大陸的青年男女趨之若鶩。台灣有著如此的成績，還真要拜國民黨五十年的「毒化教育」所賜。
然而台灣的優勢已經快要沒有了。十年荒唐的教改政策，再加上被意識形態不斷作祟的「母語教育」，台灣學子的中文能力退化的極為嚴重。對台獨主義份子而言，「去中國化」的極致莫甚於此，可是對這個國家來說，不啻是最為可恥的失敗。失去閱讀能力的台灣學子，又能憑藉什麼在其他領域上發展才能？台灣國文教育的低落，不僅讓台灣在面對世界搶攻大陸市場上失去原本就應該要有的優勢，更影響到台灣這一代學子在讀寫上的障礙。在網路發達的今天，因應聊天室、BBS等網路溝通介面而發展出來的「次書寫文化」，對使用網路的這一代兒童造成嚴重的後遺症，再加上學校裡外語和母語課程的增加，使學童學習中文的時間大為減少。我們的小孩再也分不出來「的、得、地」有什麼不同，「在」與「再」的用法，「須」和「需」的差異。
中文的弱化，只是現在才開始的問題嗎？在此之前，我就已經發現一點端倪。自從有線台大幅增加增加之後，需要打上字幕的節目也迅速變多。於是乎，原本應該要毫無錯誤的節目字幕，開始出現了許多的錯別字。起初字幕的錯別字還只是出現在綜藝節目上，後來漸漸地，連續劇、政論節目，甚至是新聞報導中的標題都會出現錯別字。我們打開電視機就要接受一大堆有錯別字字幕的節目，我們的中文能力又怎麼可能有所提升呢？我才看到一個節目，連「紅灰檳榔」都能打成「紅花檳榔」，台灣路邊檳榔攤那麼多，紅灰白灰菁仔包葉充斥在各個鄉鎮街道之中，打字幕的人居然還會打錯？台灣的中文能力，退化的程度恐怕比想像中來得嚴重。

在真夜中嘯歌
大聲
跌跌撞撞
驚動樹上的烏鴉
飛走

中國散文的傳統，與西方以小說、劇本為主的文學背景大異其趣。散文於西方輕而中國重，我以為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情。故想以此著墨，試書此文。
「在西方，散文是三大文體（戲劇、小說、詩歌）以外的小附庸。在中文世界，散文是二分之一的擎天柱（我們分文章為『散文』、『韻文』兩類）。」張曉風寥寥數語，點出了中西文學的差異。中西兩方都有對仗工整、聲韻鏗鏘的詩歌，但中國卻將平鋪直敘的散文拉拔到與詩歌同高的位置。中國文學重散文，也許跟我們早慧的祖先很有關聯。我曾讀到一篇文章，提到華夏民族跟世界其他古老民族很不相同，幾乎每個民族都會以口述紀錄下來的壯麗史詩，述說著信史以前這個民族文化的濫觴，唯獨華夏一支早早的進入歷史紀錄的時期，寫下了最早的文字紀錄《尚書》，而不是女媧補天的美麗神話。無論如何，早慧而務實的中國人，大概是覺得用演戲或講故事的方式來陳述道理，實在太過於麻煩，乾脆發展出一套悠久精緻的散文傳統，讓我們無須透過角色的扮演或情節的鋪陳，只消把心裡所要講的東西寫出來便可以了。我又想可能是因為中國自唐代開始的科舉制度，讓中國的文人習慣寫散文，也擅長寫散文，我們還有「唐宋八大家」等一代散文巨擘，散文技巧的好壞，儼然是中國傳統評價士人的一個指標。
也因為中國的散文是如此的淵遠流長，中國散文的經典之作，也就比西方來得繽紛精采。張曉風認為寫散文是要有「內功」的，我覺得這個「內功」就是「絃外之音」，文章寫的好不好，端看他能不能寫出文章以外的一點意思。功力深厚的人，就是簡簡單單的文章，也能語意深遠，讓人回味再三。我以為這是中國人務實性格的表現，不需要劇情，也不需要故事，或婉或直，但就在講欲述之事而已。中國的戲劇和小說相較於西方，都發展的很晚，戲劇甚至是詩歌的延伸，稱作「戲曲」，可歸類到韻文。可見散文在中國文學中的比重。
張曉風覺得讀者在看散文時，希望讀到的東西：一是好的文筆，二是讀到對人生的觀察與體悟，三是藉此知道作者的生活、見識和心境，四是能兼有「感性的感動」和「知性的深度」，五是相信自己會一讀再讀。除了最後一點我稍不同意以外，其他的我都十分贊同。 好的散文其實就像心靈的特效藥一樣，也許數百字、數千字，就能夠讓自己在某些事情上有所領悟、可以成長，毋須透過累牘的鋪陳。我想西方對散文的不重視，也許是因為這樣直來直往的書寫，看起來沒什麼技巧可言，也就不具備審美的價值。也許是西方的語言，讓他們感覺不出散文的重要性；也許是他們的知識份子，未若中國的知識份子一樣常有失意顛沛之苦。他們大概也不懂諸如王禹偁在〈黃崗竹樓記〉裡的：「…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的感慨，這種獨屬於中國人，累疊攢積的士人風霜，實不是歐洲的智識份子可以去企及的。
作為散文的愛好者（當然我也喜愛其他文體），看到一篇談散文的文章，心中自是高興非常，也饒有興致。能夠替中國的散文傳統講講話，實是好的。近代中文的文學批評，因承襲於西方，連帶被西方的習慣影響，對於散文很少注意，我以為是十分可惜的。台灣書寫散文的風氣仍然很盛，實應有些好的評論文章，替我們揀一些好的散文來看，讓我們能看到更多更好的散文，豈非美事？

台北城，一百二十年了。
台北應該算是一個年輕的都市，這個世界上多的是千年的古都。雖然朱天心的《古都》讓台北和京都產生連結，好像台北也有皇家餘韻、也有垂垂老矣的古剎名山，但京都是京都，台北是台北，台北或許有京都的影子，但沒有京都的歲月。
然而無論如何，台北城一百二十年了。這百年來的變動太大，讓許多人都忘了台北建城，也不過是一世紀前的事情。所以台北急著想去抓住一點過往的回憶，不要讓鋪天蓋地的帷幕大樓抹去她的歷史、她的身世。我們悠遊迪化街上櫛比鱗次的精美門面，訪探前美國大使官邸的深宅大院，逡巡獨具英式情調的圓山別莊，在建成小學校廳舍裡感覺藝術的脈動。一百二十年之間，台北人沒有了重簷華麗的寶成門，沒有了信仰重鎮天后宮，沒有了四周屏蔽的城牆，沒有了西洋味濃厚的台北驛和鐵道飯店。一百二十年了，台北人是時候要想著，這個世代的我們，要替下個世代的子孫，留存多少屬於台北的記憶。
台北人啊，或許你的城市記憶是藍白相間的八角廟堂，或許是擎天的竹子形狀高樓。過去留存的那些舊舊的、老老的建築物，也許你嫌棄它破爛過時。可是這個城市的身世，是靠著這些破爛過時的老建築堆疊起來的。還是哪一天，我們也嫌棄台北101過時了，也毫不猶豫地將他拆掉，一如已經消失的那些回憶一樣？
麗正重簷

長久以來，我都一直以一種「外人眼光」看待這座城市，即使北上求學，讓我和台北產生關連，但我的心中，仍有著濃濃的「異鄉人」的思維，或多或少的抗拒融入這個繁華都會，成為這個城市理所當然的一分子。
然而，我這「外來異客」至台北念大學，卻已經被以前的高中同學認為是「台北人」，覺得在台北求學的那一批人皆變得難以親近。本以為自己自外於台北的燈紅酒綠之中，不想在其他地方求學的故舊，卻還是把我們歸入了台北的那個轄圍，逃不開只屬於台北、異於其他縣市的大眾捷運、摩天大樓、昂貴高級的購物中心，逃不開對台北人刻板印象的深深印記。
台北作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媒體樞紐，其所呈現的，是其他縣市難以望其項背的高度發展，以及在這其中所孕育出來的都市文化。在這種文化中成長的人們，難免對其他的縣市產生了階級等差的觀感。「下港」、「中南部」這類標誌地理相對狀態的名詞，從台北人的口中說出，往往伴隨著一股淡淡的輕蔑味道，雖然因為新竹科學園區的興起及高雄重大建設的陸續動工，使得台北人漸漸不再以工程建設來作為發展差別的依據，但大體而言，台北人多少有「居天子腳下」的倨傲心態，和長期發展不平衡所造成對中南部地區民眾文化程度的歧視，總是不經意流露在遣詞用字之中。
我無意嚴詞抨擊。台北長期處於台灣政治的權力中心，當局長期投注大量的資源建設一個屬於台灣的首府實屬必然。其他的縣市對於台北可以擁有如此的「垂愛」，勢必十分羨慕、甚至憤憤不平，但台北也營造出了令人嚮往的城市範本（尤其是最近幾年）：大大小小的藝文活動、四通八達的大眾運輸、大量豐富的國際資訊、不斷冒出的都市綠地，雖還無法像美國的所謂「國際大都會」那樣五湖四海雜處一地，各自大鳴大放的態勢，但看著一個手中拎著誠品的紙袋，穿著搭配得宜的古馳上衣及五分埔長裙，對著手機呱啦呱啦的念出一串美式英文的台灣女子，緩緩走到月台的箭頭處，等待捷運列車的到來，不敢說是國際都會的縮影，不過卻也成為許多人企求的目標，宛如「慾望城市」中的紐約風情一般，台北的生活，也成了許多人又羨又妒的理想形象。
於是乎，其他縣市的城市改革，也有意無意的「參考」台北，或者是和台北競爭，比如高雄愛河的整治，火車站的改建，和捷運動工。即便政治的風向球稍不利於台北市的硬體建設，仍無損台北舉足輕重的地位，台北的影響力仍持續發酵。只是，台北人的姿態，可不可能隨著局勢注目焦點的轉移，稍稍收斂潛藏在口語中的霸道思維。或許藉由重要建設的南移──哪怕國庫這幾年來益發困窘──給台灣其他地方的人民重大的便利及更高的生活品質，也真切希望台灣的「都市競賽」也可以展現在不斷加厚的人文素養上面，讓我們的「軟體」也能伴隨著「硬體」齊頭並進。而台北在努力尋找硬體建設優勢的同時，也可能由此轉變強人統治底下的位階象徵，找到屬於自己的，具有更深層內涵的自我肯定價值。

回到台中，搭了一趟公車，相較於幾年前的光景，我覺得台中的大眾運輸，應該是有希望的。
以前的我鮮少搭乘公車，即是有，也對公車稀少的班次和惡劣的品質不敢恭維，變愈發不喜歡坐公車。及至北上求學，習慣了台北地區便捷的公車系統，坐公車成為我在台北最為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不免感歎台中，何以台中人都沒有像樣的市公車可坐。
不過很巧，當我去台北求學的時候，正是胡市長推行高運量公車的時間。我很感動，因為我終於能夠在台中搭到跟台北一樣舒適明亮、班次密集的公車了。雖然一時之間無法像台北一樣擁有四通八達的交通線路，但至少是個好的開始。尤其是其他的公車業者，也因為面臨同行的競爭，而開始注意車內的清潔與服務態度，我以為這樣子的正面刺激，一定會對台中人搭乘大眾運輸的意願有所增加。
可是要如何更進一步的去增加公車搭乘的人口數？我以為除了在公車的營運路線及品質上作提升以外，不妨可以針對特定族群開發路線，比如針對在水利大樓補習的學生，連接水利大樓（一中）、女中、二中、文華等學校的路線；或是讓愛逛街的民眾方便逛街，規劃連接新光三越、衣蝶、SOGO、中友、誠品龍心等百貨公司的路線；我們將來若想成為以文化藝術為主的城市，是否也能新開一條古根漢美術館、歌劇院、國美館（和文化中心）、中山堂、文英館都到的了的路線，來免去轉乘所帶來的時間上的浪費與經濟上的負擔。藉由宣導，讓市民得知這樣的訊息，並試行一陣子看看市民接受的程度。或許能夠讓台中的公車運輸系統，藉由這些特定目標的公車路線得到收益，能用來平衡偏遠地區路線所帶來的虧損，而原本不搭公車的人，也因為這項便利而習慣搭公車，增加了台中搭公車的人口。
台中市是個適合居住的城市，但是台中市並不歡迎沒有私人交通工具的人進住或遊玩，最大的癥結不外乎是因為台中市區的大眾運輸系統無法被建立起來。雖然全台灣也找不到任何一個縣市的公車系統能跟台北縣市與基隆來比美，但如果我們希望古根漢的落成能夠為台中帶來商機，而不希望因為增加的觀光人潮癱瘓了台中的交通，公車網絡的建立真是當前最刻不容緩的事情。很高興市府已經開始在做，也期盼如此的努力，不會只是曇花一現而已。

我覺得柏楊真的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僅從他在獄中完成的三部書稿：中國人史鋼、中國帝王皇后親王公主世系錄、中國歷史年表，（還有一部完成一半的中國歷代官制），不由得打從心裡佩服。在獄中如此有限的資料當中，要寫出如此多部大部頭的書，要有何其深的涵養，實在讓人罔想罔知。

但是他的價值觀，卻讓他所寫的「中國人史綱」視野無法廣闊。我不知道他為何對儒學如此的痛恨，以致從半信史時期，就對儒家所推崇的三皇五帝輒以嘲諷，直至東漢（而三國六朝既是以玄學清談為主，對儒學的著墨也就相對減少了）。我們的確可以合理的懷疑，如果孔子的政治理念無法被春秋時的諸國所接受，為什麼我們仍將他的教條奉為圭臬兩千餘年，還將當時的公侯給妖魔化，只為了給孔子一個「至聖」的頭銜？但即便如此，儒家學說也沒有必要去承擔一些原本不屬於他的過錯。比如西漢，如果我的高中歷史記憶沒錯，漢武帝的「罷黜百家，讀尊儒術」，不過是「援儒飾法」的手段。儒術的禮教，只是一面大旗，藏在大旗後面的，是法家的「嚴刑峻罰」。皇帝也知道人民不可能會乖乖遵守沒有強制約束力的「禮」，唯有用有懲罰性質的「法」，人民才不敢造次。從此儒法合一，互為遮掩。孔子又如何得知，他理想的大同世界，被人拿來實行在現實社會，僅能勉強有「小康」之世？

而老莊之學，似乎就更為無辜。先秦十家有所謂「陰陽家」者，他們假托地理氣象、四時天文的變化來規勸人君謹慎治理他們自己的封國（雖然政治紛擾的時候，總是很巧合的會出現一些「亂象」，但我想只要政治清明，即便會遭逢天災，政府還是有能力幫人民度過難關。天災異變，並不是朝代衰亡的主因）。柏楊先生也許受到道教「借用」黃帝老聃的影響，而誤以為道家也興卜筮凶吉、煉丹畫符，其實諸此種種，跟道家學派一點關係也沒有，即是在魏晉南北朝的世族大家崇尚玄學，喜談老莊，也不至於跟道教有太大關連。反而是原本應該以儒學為主的儒生，不知怎地學起陰陽家那套方法，也喜歡用天文論災異了（這種學問還有個名字，叫「讖緯之學」。「讖」就是隱藏在字裡行間的預言，「緯」則是指緯書，相對於經書，就是從經書的字裡行間假托出一套預言方法的書籍）。最明顯的例子莫過於王莽稱帝。當時若不是讖緯之學大盛，大家都迷信漢朝國威已衰，而新主將會取而代之，王莽怎麼可能做到「和平轉移政權」這麼重大的任務，而沒有任何「替天行道」或「匡復大漢」這種起義組織？（不過他的之後的作為還是讓百姓不免「思漢」起來，起而推翻這個「新朝」）由此可知，儒學在漢朝時已經產生相當大的質變，這跟秦始皇「焚書」及楚漢相爭時的戰亂固然有很大的關連，但同時也可以看的出來，儒生為了要在大一統的帝國之下可以得到當權者的賞識，進一步操控政治權力，他們發現用「老天爺」來壓制皇帝，遠比用禮教來的有效的多。在不影響五經（或六經）的權威之下，任何的改變都是可接受的。雖然西漢的古文學派嘗試要「矯正」這種偏向，但西漢一直以來就是以這種帶有讖緯性質的今文學派為主流。今古文經之爭在西漢武帝獨尊儒術之後，不可不謂為大事，但柏楊先生卻沒有提及，也許他認為這與政權的角逐無甚相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