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樂生療養院日前被揭露將挪為捷運新莊線調度站，院內大部份建築、老樹都將夷為平地，蓋上「符合大眾利益」的捷運施設。

台灣人缺乏歷史觀，我一向如此認為。在台灣景氣一片大好的年代，土地是最值錢的貨物之一，大規模的土地變更、投資開發，使許多建在黃金地段上的古老建物，不敵龐大金錢誘惑，慘遭無情怪手摧毀。當時台灣人對「古蹟」毫無概念，看不到屋簷衡樑上的精美雕花，看不到閩南民家優雅的燕尾馬背，看不到店門繁複的翻模盾徽裝飾，只想著要搬進呆呆板板、沒有性格的公寓大樓，自覺現代新潮。當時的林本源花園尚在荒煙漫草之中，彰化孔廟仍半有頹圮，鹿港龍山寺戲臺護廊甚至被民宅佔用。時間遞嬗，好不容易台灣古蹟初見成效，有愈來愈多人開始重視迭經歲月風霜洗禮的古老建築，也確實拯救了許多台灣珍貴的古蹟，但遺憾的是台灣民心依舊，大多數人仍愛象徵「先進」的高聳玻璃鋪面大樓，仍愛專供汽車行駛的黑色寬大柏油馬路，碰到「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的古老建築時，當下第一個想法多還是拆掉蓋新樓，鮮有第二想者。無怪乎台北縣政府可以毫不猶豫地讓捷運公司徵收樂生療養院的土地，枉顧其上承載的悠長歷史，連帶一起的日式屋舍和蓊鬱大樹。
不知為何，經濟建設和古蹟保護在台灣竟像魚與熊掌一般不可兼得。觀諸世界上保存古蹟卓著的國家，幾乎都是經濟發達的已開發國家，足證古蹟保護可與經濟發展並行不悖，甚至古蹟本身即是增加國家收入的一大利器。台灣的古蹟拉鋸戰往往是著眼於古蹟立足的土地利益，然而土地炒作對一國經濟發展究竟是助益還是戕害，在日本、台灣的泡沫經濟相繼破滅後，似乎已不言自明。誠如漢寶德教授所言：「…（古蹟）對經濟的發展並沒有任何的影響，只是減少土地投機者及市區開發者牟求暴利的機會而已。」
新莊市是否缺乏大片公有土地來容納捷運調度站，我不清楚。我情願這麼想，也許挑中樂生療養院的土地是台北縣萬不得已的下下之策。但當我看到台北縣文化局局長還不以為意地說會遷建院內一兩棟「重要建築」以茲紀念，並不感到任何愧疚或惋惜之感時，我相信台北縣政府的確過分輕視樂生療養院所代表的歷史價值及人文精神。除了療養院的建築是台灣十分珍貴的醫療歷史建物外，它更是台灣重大傳染疾病史的重要見證。台北縣政府捨古蹟而就捷運，就某種程度而言，也反映出台灣人距離像歐美日本那樣的先進國家國民的水平，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侯孝賢作品《海上花》是我在幾年前看的一部電影，印象深刻，並且從此愛上上海話。之所以舊事重提，是因為最近在看張愛玲，想到以前上電影史的時候，教我們的黃建業老師曾評論改編張愛玲作品的電影都很不好，只有改編自張愛玲譯介的《海上花列傳》的電影《海上花》拍的不錯。在此之前，我已經很喜歡這部電影，臨時想到，再拿出來提一下。
我喜歡《海上花》，因為我覺得他成功營造出十九世紀末上海租界區高級妓女寓所的氛圍。他用古董陳設、考究的清裝、軟綿綿的上海話，緩慢略高的鏡頭，來構築他心中的老上海，一個比我們熟知的「老上海」還要過去的年代。我相信實際上不見得是如此，我看過張愛玲的譯本，覺得書中的世界要比電影裡紊亂的多（侯孝賢原本要拍的故事架構也遠比完成後的影片要來得詳細複雜），侯孝賢也說當時並沒有上海話，應該是蘇州話，只是蘇州話對不諳吳中方言的演員而言太難，才改為較為簡單的上海話。當時用蘇州話講，一定更是噥軟。但沒有關係，對我這不懂的人而言，上海話蘇州話都一樣，對大部分台灣人也如此。這點瑕疵，完全不影響電影這塊「美瑜」。
我看古裝戲最愛看戲中的佈景陳設道具服裝，愈是考究愈合我的胃口。看得出來侯導演希望將十九世紀末的清代生活完全重現，這可不是只有放著古董家具、瓷器掛軸、窗櫺門板而已，除了要求演員必須極為熟練地使用當時的水煙及鴉片煙，恢復過去的生活節奏步調，也力求場景的擺設能以多一些生活過的痕跡，而不是只是裝潢好的樣品屋。讓背景融入電影情節如此講究，我也只看到侯導演一人。過去的「新電影」時期，許多導演拍了過去台灣歷史與人民生活的電影，因為素材俯拾即是，要貼近現實並不會那麼困難。然而像《海上花》這類故事題材，不僅年代久遠，前清上海租界的生活方式，想必和當時的台灣也有很大差別。侯導演卻仍透過他的轉換，讓觀眾看到一個彷彿不曾消散的長三書寓（當時高級妓女住所的稱呼），活靈活現在我們眼前。
我後來反覆回想，終於了解電影為何能夠如此「真實」，即便戲裡大家講的是滬語，穿的是旗裝大袍，住的是半中半西的石庫門樓房，侯孝賢畢竟厲害，抓住了《海上花列傳》舊日妓院生態的生活模式，抽出台灣人最熟悉（也是他最熟悉）的場景，轉化成舊上海的風景。《海上花》裡飲宴的場合很多，吃花酒坐檯是當時妓女重要的經濟來源之一，故侯導演著墨甚深，其實就是台灣人去酒店叫小姐的轉換。只是當時的瀘州老窖換成今日的威士忌，成化鬥彩雞缸盃換成今日的玻璃高腳杯，崑曲曲牌換成那卡西或卡拉OK，如此而已。宴中人物講話的內容，甚至也不大變，大抵說說不在場人物的八卦花邊，開開場中人的玩笑，連划酒拳也沒有什麼兩樣，唯一有顯著不同之處，不過當時商賈都愛附庸風雅，不若今天酒店粗俗罷了。
於是我知道了，劇中的時空與我們相隔遙遠，但很多事情其實是沒有變的：喝花酒叫小姐沒有變，打牌找牌搭子沒有變（電影裡本來有打牌的場面，但剪出來後只剩下去赴牌約的情節），包二奶沒有變（裡頭的妓女其實都是某種程度的「二奶」），勾心鬥角沒有變（也不會變）…許許多多。張愛玲譯的《海上花開/落》也不過就是日常生活的累積，串出了一段段故事，串出一個個人生，看似無甚爾爾，正是遊戲人間後透徹的見地。而侯孝賢，只是將人生儘量「如實照搬」，成就一個再寫實不過（我的以為）的《海上花》。

雅典奧運甫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興奮才要來。自從申奧成功後，中國大陸就一直沉浸在成為奧運主辦國的喜悅當中，北京也許更是吧。一個千年的歷史古都，中共治權的中心，東方文化的代表城市，終於敞開它塵封已久的大門，讓一個代表西方歷史、文化、甚至是商業的奧林匹克運動會走進自家堂前。
《GQ》雜誌九月份國際中文版寫了北京的專題，不久前的《TIME》雜誌也寫到了北京。北京變得如此紅火，顯然跟申奧成功頗有關係，拜奧運之賜（或是更早以前？），北京在不久的將來，會出現一堆超乎想像的炫目建築。諸如像是把長方形折了幾折的中央電視台大樓，活像個大鳥巢的北京奧運體育館，比火星人飛行基地更新潮的北京機場擴建案，還不要忘記北京歌劇院那個浮在水上的大蛋殼，全然六本木翻版的SOHO街。這是大國首都的氣勢，更是共產中國的魄力。問題是，北京城是一個擁有千年建設的城市，如果不往郊區鄰縣蓋，哪來那麼多空地？果不其然，同上海一樣，為了這些簇新建設與美麗的公共設施，至少有兩百五十萬居民要遷移，數不清的老衚衕被夷為平地，舊日的「老北京」，就快要變成一個跟其他都市沒啥兩樣的地方了。
我並非不樂見北京有這樣的改變，只是對迅速消失的舊日北京感到可惜。北京作為元明清三代延續下來的皇都，有著數量眾多的皇室建築，理所當然成為古都最重要的資產。但真正構築北京面貌的，是分隔內外城的厚重城郭，細長曲折里弄衚衕，層層相連的灰色硬山屋簷…，好吧，也許還有惡臭難擋的公廁，一間合院十家子人的擁擠，而無論這些記憶是美好是糟糕，隨著怪手與推土機的喀嘰聲中，一切灰飛煙滅，城門與城牆更是在「建國」之後不久就遭拆除，徒剩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再不能記憶。北京還是北京，故宮天壇猶佇立在此，興許還有像上海石庫門一樣改裝成餐廳酒吧的「燈紅酒綠小衚衕」，以及被歐美人買下的僻靜合院被改裝成餐廳飯店俱樂部酒吧等，裝點在大片集合住宅、辦公大樓、公共建設之中，成為舊日皇都的標本，或僅供憑弔的紀念碑，終究沒入「國際化」的洪流當中，與其他大樓林立的城市無甚兩樣，也許跟台北，也無甚兩樣。
「北京，街頭真清氣（乾淨），治安又是好。北京兮（的）街路，橫兮、直兮，逐條（每條）總是正正直直、井井齊齊、無彎無蹺（轉）。又佫是（又）真清氣。連小街細巷，也無有甚物（什麼）字紙，無有甚物穢髒驚人。真像（像是）東長安街、西長安街……」這是日據時期一個台灣學者以閩南口語寫的遊歷北京的文章，篇中他對戰前北京的描寫令我驚豔，也許是心慕故國所致，它筆下的北京彷彿有點「四面荷花三面柳」的情調，天碧樹綠，屋舍儼然，讓人嚮往不已，與今日幾不可同日而語。以後的北京，又將是什麼樣子呢？恐怕只有中南海那些高官知道了。
2004/9/15於八里

我在新買不久的翠蘆莉上，看到「偷渡」來我家的小小粉介殼蟲。
種花種草有興趣的人，一定對粉介殼蟲不陌生。這個難纏的小生物有著驚人的生命力，可以在短短數週內把一株健康的植物弄到跡近死亡，還會蔓延到每一棵靠近病株的任何植物上，繼續牠無窮無盡的侵略。我曾經想盡辦法要除掉這個破壞我美麗花園的害蟲，不惜花錢買農藥來噴。只是粉介殼蟲練就一身功夫，即便農藥都快把植物毒死了，牠們仍勢力旺盛，難以抵擋。
喜歡種花的人，當學到了澆花換土施肥等基礎課程後，緊接而來的就是病蟲害的進階習題。我們雖然種花種樹的來「親近大自然」，但對於真正從大自然來的「客人」卻極不歡迎，像所謂的「雜草」與「害蟲」。從國外翻譯的園藝書籍詳盡地介紹了許多我們要防治的「害蟲」，蚜蟲、螞蟻、介殼蟲、蟎、蝸牛之類，連一般是作益蟲的蚯蚓也成為書中的拒絕往來戶。種花還真不容易，除了要照顧的不會動的，還得要解決會動的，簡直就是「人蟲大戰」。
人蟲大戰的下場往往是植物丟掉焚棄，敵「蟲」與我兩敗俱傷。有時是因為自己的心軟：比如看到正在狂吃自己心愛植物的毛毛蟲，心中雖然很想放他生路讓他苟活（因為想要看到蝴蝶），可是那一盆兩百元的盆栽眼看已經只剩下枝幹，不得已只好作出「人道處置」。不過台灣許多種花的人都對病蟲害一點概念也沒有，看到花草快要不行，還以為是自己沒有澆水，糊塗澆了半天，植物最後竟然爛根而死。有些女生只喜歡花花草草，看到上頭有任何蟲都只會尖叫著逃走（有時連螞蟻也不例外）。我也不喜歡蟲子，但我已經很努力與牠們面對面接觸，有些小如蚜蟲介殼蟲等，已經可以輕易地將他們捏死，看起來慘忍，但是為了自己的植物好，也只能使用這樣的手段了。
之前看公視一則報導，有對夫婦用極為天然的方式種農作物，不噴藥不施肥不除草，讓土地恢復原有的生機，農作物也長的旺盛，看的我十分欽佩。裡面先生講了一段他特殊的觀點，我覺得很有趣，他認為因為平常農人都將「雜草」拔光，讓「害蟲」沒食物可吃，才轉而吃農作物，所以他不除「雜草」，讓草與農作物共存。我看畫面中他所種的一些蔬菜，外觀只有少數囓咬的痕跡，其他也與一般蔬菜無異，這論點還真有些道理。我們為了讓農作物獲得最大的地利而拚命除草、灑除草劑，又為了防止「害蟲」吃掉農作物而噴灑大量的農藥，弄得人人吃進一堆毒，土地也因此枯竭，活生生自己找死。公視的報導帶給我深深的體悟，唯有和自然共存，才是長久發展的途徑。

艷陽下迎風擺動的絮絮椰影，懶散不肯離去的南洋風情，通衢大道、廳舍學校，到處都是椰子棕欖檳榔之類的影子。
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原生的棕梠科植物，我只知在印象中見過原生林裡的樹蕨，像朵奇異的大花，特立在其他鬱鬱森森的綠色之外，葉子凋落後的痕印，在樹幹上排列成整齊的幾何圖形，渾然天成的藝術品。台灣街邊洋溢熱帶風情的樹種多半是外來產物，檳榔椰子蒲葵棕梠，日本殖民者用來妝點南進基地的異國情調，彷彿已經在台灣存活很久，巍巍然聳立在四線、六線、八線道中間。
這些樹木於是便成歷史的印記，在時光的洪流中成為見證。所有的百年老校都要有一排長長的、高四五層樓許的大王椰子，威風堂堂，睥睨不遠處的操場，成為一代又一代小孩的回憶之一。政府機關也要種上一列以壯門面，尤其是日本殖民留下的歐風建築，青天紅磚，頗能直追東印度公司的雄風。
不過爾來許多人都迷戀上溫帶國家的植物風景，羨煞如日韓等國，春天有盛開的櫻花，秋天有班斕的楓紅，遂連行道路樹的品味都因此改變。台灣路樹多為常青樹，一年四季都是綠色的，不免顯得單調，偶有開花的樹種，比如鳳凰樹、阿勃勒等點綴都市的風景，仍比不上櫻花的一樹粉紅，淒美動人，難以忘懷。台灣人便積極種植花色為桃紅的山櫻，雖不中亦不遠矣，苦苦等待哪日可以比美東瀛芳華，用一樹紅豔來揭開春日序幕。
台灣小島，為熱帶亞熱帶氣候，本應差別不大，不過北中南三地路樹，細細觀之，還是有不同的風格。台北近年重視起路樹，愛植楓香、樟木、茄苳等形狀優美的樹種，小葉堆疊，樹齡也長，比如中山北路或仁愛路，有那麼一點細緻的溫帶風情。台中之前大興種樹，用了很多速生樹種，黑板樹小葉欖仁阿勃勒洋紫荊等，初種時娉婷綽約，後來卻變得頗有侵略性，有種野性的非洲氣息，像是台中動脈之一的台中港路，也有出乎意料的歐洲景色，像是綠園道上的小葉欖仁林。高雄則盡是棕梠科天下，五六層高的椰子排排列隊，氣勢不凡，很是豪放，不過最令我心儀的是往我前鎮伯父家的一條二線道，兩旁蔽日的大樹，不知道樹種，樹下屋舍數爿，像是數十年前的農村生活的孑留。

什麼是台灣？好好一個奧運金牌選手，居然被人請去拍連續劇，可以把奧運光環這樣利用，這就是台灣。
陳詩欣拿到奧運金牌未幾，香港便傳出要替她拍傳記電影。我雖然好奇香港何以枉顧大陸的三十二面金牌，獨鍾台灣的陳詩欣，但總是美事一樁，我想很多人也是樂觀其成。然而後來居然有周遊等人囑意我們的金牌選手出來演電視劇，我就實在感到不可思議。這種人才理當繼續鍛鍊更為精進，或是用他們難得的經驗來培訓下一代的國手，怎可任憑影視圈的人任意糟蹋奧運的光環？這起是一個育要致力發展體育的國家所應該要作的行為？
新加坡政府自豪他們只會作中長期的規劃，不懂怎樣短視近利。借套此語，我則感嘆台灣人盡抄短線，好像忘記了什麼叫做中長期計畫。我從沒看過有哪個國家的演藝圈會要一個奧運金牌選手去演連續劇，還是那種二三流的連續劇。奧運的光環豈是這種用途，舉國皆知的名聲，難道只配替一個電視劇做做宣傳嗎？檯面上的政治人物一個個說什麼台灣是海洋國家，氣度廣闊，不過螢光幕裡一二則新聞，就硬生生把格局作小，連享譽世界的奧運金牌也不放過，不啻踐踏棟樑。
中華民國苦等七十二年，中間跌宕起伏，好不容易用「中華台北」拿到兩面金牌，沒想到卻被演藝圈拿來當作噱頭，淪為新聞的消耗品。這就是我們對待此一盛名的方法？果然如此，我只希望把這個榮耀還給她本人吧，台灣這個社會，終究無力承擔這個喜悅，更無力負荷這個榮耀。

自己覺得台中勉強可以稱的上「綠意盎然」。一百萬人口的都市，可以有著數條還算寬敞的綠園道，重劃區內佔地頗廣的公園，雖不滿意，還可接受。
不過「都市綠化」這種東西，好像從來不曾進入台中人的視聽。台中市的路樹可謂堅忍不拔，再怎麼小的植穴、再怎麼小的照顧，也可以奮力長出一片綠蔭，不幸碰到一群不懂得珍惜的市民，說她破壞路面、說她招染蚊蚋、說她異味陣陣，千方百計要她離開自家門口，慘忍無道斫頭砍尾，要她現下成「材」，體無完膚，支離破碎，斷手斷腳，成仁取義者所在多有。可憐他們不能行動，不會言語，否則她們大概會爭相逃離此地，視吾等台中人為仇讎。
前幾日瞥見報紙地方版一文，無奈有感。台灣求新求速，連種樹都不例外，等到突然發現路旁種不到十年，業已環抱的大樹招來諸多問題，才急急地要挪走遷移。這棵樹遷走了，要換什麼呢？牛樟？楓香？還是嬌弱不堪摧折的山櫻？種下去的小苗能抵的住幾年的交通廢氣，以及愈來愈不偶然的百年天災？千改萬改，改不了台灣人的本性，前樹走了後樹來，能平息市民挑剔近乎無理的眼光嗎？浪費公帑遷走路樹，不會再有第二次嗎？
台灣人總自詡要國際化，迷戀美國都會的大廈群，迷戀他們四通八達的地鐵捷運，怎麼就少有人希望自己的城市能有一個空間像紐約的中央公園、或倫敦的海德公園，讓自己居住的地方除了恐怖的車流和擁擠的水泥樓房外，還能享受大自然的清新綠意？綠樹夾道的林蔭美景或許實在不是台中人的本色，都市綠化的課題，台中還需要好好學習。

一般人總覺得作為地方首長，一定要有看的見的建設，才算功績卓著，才可以稱的上是稱職。地方建設有大有小、有緩有急，尋常人都知道眼前若有許多事情需要處理，當然是先挑又大又急的事情來解決。但又大又急的事情，有時並不一定為大部分當地民眾所知大家看得到的建設，有時是既緩而小的。以長遠發展為計的首長，能夠真正去進行急迫而重要的工程，無論這樣的政績能否為外人所知，能否為民眾所「看見」；只以自己仕途著想的首長，則僅會挑揀一些對自己有利的事情，把門面點綴得繽紛多彩，挾著民眾擁戴的聲望坐享廟堂。
前台北縣長蘇貞昌在他的任內時的政績，夙來頗受推崇。我因上學之需，在八里租屋，時間雖不長，但卻著實地領受到蘇前市長的「功績」──十三行博物館的「德澤」。我對十三行博物館並無太大的好惡，希望保存十三行遺址的呼聲已久，興建博物館只是一個順水推舟的人情（更何況博物館並沒有完全保留遺址──大部分都變成了八里污水處理廠）。然而除了博物館以外，沿岸大片開發的「八里左岸」，人工的步道與綠地順著紅樹林潮間地鋪築起來，配合八里的渡船口，一躍成為許多台北都會人休憩的新興勝地。就我有限的眼光來看，十三行博物館對於增加八里的生活品質助益有限，大概只有公車班次的增加。我不知道這算不算蘇前縣長的「政績」，如果是，我不禁懷疑台北縣民對於縣政的要求是否稍嫌低了點。
後來我看了公視的紀錄片，便更加懷疑起他的「豐功偉業」。左岸公園有一部分稱作挖仔尾的溼地，原本是自然保育人士眼中的「螃蟹天堂」，充滿許多潮間溼地的各種蟹類。不料一旦開發成為帶狀公園後，大批遊客湧入其中，到處踐踏、肆意捕抓，原本布滿螃蟹的溼地，如今只剩人潮而蟹跡杳然。這究竟是要被稱作某種的縣政貢獻，還是顢頇破壞環境，只求一時名聲的短視？
還有一個新聞讓我對台北縣政府的作為感到失望。位於新莊的樂生療養院創建於日本殖民時期，迄今已經有七十五年的歷史，是台灣疫病防治史的重要見證。然而因為捷運新莊線的機廠要設在當地，樂生療養院竟要面臨拆除的命運。療養院的土地權為衛生署所有，台北縣政府容或無法對此事置喙，然而作為台北縣內重要的歷史建築，還有許多樹齡超過百年的老樹，除了學者專家和一些團體籲請保留外，我不曾看見台北縣政府有對中央進行任何停止樂生療養院拆遷的努力。他們冷漠地讓「重大交通建設」摧毀具有七十五年歷史的建築群，僅以遷建兩幢屋舍來敷衍了事。這跟為了蓋高速公路而拆掉古蹟的中國共產黨有什麼兩樣？台北縣政府津津樂道的「政績」，是不是得要犧牲掉更多自然生態或人文資源？
蘇貞昌也許真的有些以百年大計為業的縣政建設，我們看不到。或許當他大張旗鼓地邀請游錫堃甚至是陳水扁來參加十三行博物館的開幕時，也應該想辦法去完成台北縣所有排水地下道的鋪設，拆掉防火巷的違建，或是多弄個都會公園什麼的。如果他們蓋的出來全台灣最高的縣府大樓，為什麼無法保全一個古蹟免於被摧毀的命運，或是維護得來不易的生態教室呢？難道要做個好縣長，就得無可避免地做些華而不實的事情，不惜犧牲掉原先珍貴的資產嗎？

這幾年台中市的市樹──黑板樹迭遭市民的埋怨，說這種樹木為淺根樹種，容易破壞路面及人行道，壓壞自來水管跟瓦斯管，四、五月時黑板樹棉絮般的種子又會讓民眾過敏，一一數落黑板樹的不是，原來頗受歡迎的行道樹品種，突然成為城市的累贅。
黑板樹誠然有上列的種種缺點，但台灣人是一群短視近利的人種，當年栽種黑板樹時，相中它的生長速度快、樹行挺拔優美，便大量種在分隔島及兩旁人行道陸上，十年、二十年過去了，黑板樹的問題開始浮現，市民才開始抱怨不滿，要求市府遷走這些已然亭亭如蓋、濃密成蔭的黑板樹。黑板樹固然有這些問題，何以當年居然沒有人表示反對，還將黑板樹推舉為台中的市樹？等到問題發生了，許多人反而責怪這些無辜的植物，動輒要移植翦除。當年的短視種下了惡因，結果市民繼續用這種短視的眼光來尋求解決之道，追根究底，還是離不開自己的私心。
行道樹帶給人們的種種不便，難道都是行道樹的錯？以黑板樹為例，許多栽植黑板樹的人行道均由水泥灌漿鋪成，雨水完全無法滲透到地表土壤當中，人行道的栽植穴又太小，讓樹根全無生長的空間，撐壞人行道當然不足為奇。即便如此，黑板樹仍舊在狹小窘迫的植穴裡，努力成長茁壯，讓市民得以享用濃密連緜的樹蔭，讓台中的噪音及空氣污染得到改善，也美化了台中的市容。許多市民只看到黑板樹所帶來的種種不便，而看不到黑板樹的正面效應。其實植物何罪，他們也只是為了自己的生存而努力罷了。真正需要檢討的其實是那些抱怨市民的心態，一方面不尊重行道樹生存的價值，只要不順己意就要求移植砍除，平白斲失城市珍貴的綠色資產，一方面還胡亂栽贓，將景氣或失業歸咎在樹木身上，無端多了這些欲加之罪，實在讓人啼笑皆非。
台中的路樹選擇容有失當之處，但畢竟台中市的黑板樹已經栽植了一二十年，我們應該將其視為都市綠化的珍寶，而不是欲除之後快的燙手山芋。台中既自許要成為「文化、經濟、國際城」，面對這樣的問題，實應要用更為尊重自然的態度來處理，才是「文化城」的本色。

十八世紀的朝鮮半島，那些被重重禮教典籍所綑綁的士大夫們，他們的情欲生活，究竟長得什麼樣子？李在勇導演鏡頭裡的古代韓國也許不曾存在過，但透過改編自《危險關係》的電影《醜聞》，讓我能神遊在由李氏王朝那些兩班貴族為背景所編織出來的奇情綺夢之中，滿足窺視的快感。
好的劇情片往往離不開幾本經典的著作，比如珍‧奧斯汀的《傲慢與偏見》，大仲馬的《基度山恩仇記》，拉克洛的《危險關係》亦是近世被許多人改編的名著之一。裴勇俊慧眼獨具，挑中了此一世界名著改編的電影，作為自己初出大螢幕的處女作，不僅替電影製造了商業的噱頭，也替自己提升了出演戲劇的品味。一個以十八世紀的法國為背景所寫的書信體小說，把其放到同時代的朝鮮半島，顯得大膽而有趣，而且不覺突兀。果然名著的威力，是不受地理時間的限制。或許哪一天也有導演用這個劇本，導出中國人的《危險關係》也未可知。
《醜聞》將劇中時間定在與原著同時代的李氏王朝末期。浸淫儒家思想已久的韓國社會，剛接觸到基督教的思想，正要開始經歷異文化的衝擊，與片中時常出現象徵禮教法統的中國符號，恰為一有趣的對比。此外，導演用心刻畫古代韓國人的生活細節，優雅華美的兩班生活，配上韓國四季分明的景緻，雖然為了電影效果，不盡然終於當時的時代背景，卻讓觀眾飽嚐視覺的美感，充斥著朝鮮傳統古典內斂的氣質。
片中演員的表現亦令我激賞。無論是裴勇俊所飾演的曹元，李美淑演的趙夫人，或是全度妍飾的淑夫人，均有十分精湛的演技。不知怎麼，我覺得韓國古代的男子蓄鬚比現代人不蓄鬚來的俊美，裴勇俊劇中蓄鬚的扮相，比起他演時裝劇時的模樣要來的英俊性感的多，這是朝鮮男子蓄鬚的獨特魅力，還是電影的過度美化，一個異邦人實在很難分辨，不過這也可以算是韓國古裝劇中一項吸引人的特質吧。
近幾年來，韓國的娛樂工業突飛猛晉，短短幾年，台灣從對韓國的茫然無知，到充斥著各式各樣的連續劇與電影，連韓國明星都變成票房與人氣的保證。《醜聞》一片裡細膩的服裝道具，流暢的運鏡，尤其是完整的行銷模式，顯示出韓國電影工業的成熟，能夠支撐得起耗費大量預算、物力人力的古裝電影。面對萎靡的台灣電影，政府當局或可參考韓國的發展經驗，讓台灣電影能夠重拾國人愛戴與支持，替未來的國片市場找尋新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