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當代佛教》是江燦騰在當時喧騰一時的中台禪寺集體出家事件後所出版的書籍，就內容論，比較像是在此之前他對台灣佛教相關文章的彙編，但想當然而，他所著重的，當然是迄今對台灣佛教界影響深遠的四大山頭論述。
由於此書初版迄今已經近二十年，時過境遷，自然有很多變易。但就理解四大山頭早期發展，此書的內容仍相當值得參考。有趣的是，當時江氏寫四大山頭的內容，多番提及「台灣經濟不景氣」，可是當時是1996年，從今天回看，那可是台灣社會發展最後的榮景。其實就我印象所及，大概自九十年代中期，台灣社會就一直瀰漫不景氣的說法，最初的發韌，大概就是所謂的「1995閏八月」，這個宛如末日宣告的月份，似乎開啟了台灣所謂的「不景氣」思維。也就是說，所謂的「不景氣」，毋寧更像是某種資方要勞方「共體時艱」的謊言，而這個謊言，就這樣騙了台灣人二十餘年。
台灣講韓國的書籍，這幾年數量增加很多，但除卻旅遊及語言學習，探討文化性的專書相較之下很少。但與其說是台灣人不愛看，不如說是台灣缺乏研究。台灣對周邊國家的認識多半非常薄弱，即使是最熟悉的日本，對日本的理解也不出幾個刻板印象，既沒有系統性的檢討數十年來積累出的「日本民族性」討論，也不曾試著發展出台灣人視點的「日本人論」。日本尚且如此，其他更不用論。
陳慶德的《他人的目光：韓國人的被害意識》可說是少數針對韓國人的民族性討論的中文書籍，而且其學術背景似乎對他書中內容增添了權威感。但我看完之後，卻覺得有些失落。他在序言中以一種宛如論文寫作的方式講述他寫此書的梗概（還用了「文化差異詮釋方法論」這樣拗口的術語），但待看到本文後，卻有種整個鬆掉的感覺。箇中原因，我覺得是作者對他想要比較的文化缺乏認識，比如日本。作者對日本的認識似乎很薄弱，而他最常引用的小林よしのり是個很極端的例子，很不適合用來理解日本的常態。此外，由於作者實際上在韓國讀博士班，我很難不認為他被韓國的意識形態帶著走。
跟韓國相關的書籍很多，但像吳祥輝這樣，一邊旅行，一邊夾敘夾議的寫韓國，似乎只有他一家。因為自己工作需要，我想找本書理解韓國，吳祥輝此書，也許不是最好，但頗契合我看書的節奏。他寫韓國，多是借題發揮，真正去什麼地方，看什麼景點，不是太重要，而是要藉景藉事來抒懷，這才是他的本意。
台灣與韓國長年的瑜亮情節，近兩年似乎已經有所緩和。一來中國的威脅與日俱增，相較於韓國，什麼恩怨似乎都可以無須計較，再怎麼樣，韓國也不曾磨刀霍霍要攻打台灣，對台灣言語恐嚇。其次，之前韓國亮麗的經濟奇蹟，近日也因為中國之累，大不如前，之前國民黨想藉韓國與中國的貿易協定嚇唬台灣民眾，如今竟成為莫大諷刺。
比起十年前的故宮八十院慶，故宮九十年的紀念平淡很多。故宮八十年雖然因為故宮大修的關係延遲，剛整修完的館舍也有很多爭議（我居然寫過，真是時間匆匆），但不可否認，當時的大展確實樹立一個新的標竿，要說從此時故宮在中國美術史的地位才真正凸顯，也毫不誇張。而且北宋大觀展下開故宮策畫大展的標準，之後的南宋展、浙派展、蒙元展、山水合璧等大展，我認為多少都依循當時的北宋大觀展，可以說是關鍵的分水嶺。但是九十院慶的展覽，不僅展出的作品重量不如十年前，就連整體的規劃也不如十年前，很難想像這竟是在國民黨執政下的規劃，如果單純看這兩次十周年院慶，套上平素民眾對國民黨與民進黨的刻板印象，我會以為八十院慶是國民黨執政，而九十院慶是民進黨執政。
撇除故宮及臺灣政府的心態不論，拜這幾年中國遊客蜂擁湧入台北故宮所賜，故宮的能見度比起過往倒是高了很多─當然也不乏有弊案的關係。又因為去年年底故宮南院開幕，彷彿故宮之於臺灣，似乎不像過往那樣若即若離。是的，對我來說，故宮與一般臺灣人其實是很疏離的，我不只一次提到，我們家除了我，家中成員沒有人去過故宮超過兩次。有次我跟我父親說，你這一兩年練書法練這麼勤，為什麼不找個時間去故宮看一下書法作品，親眼看一下真跡？父親雖然覺得有理，但僅止於點頭稱是，他還是沒有去故宮。
我如今很少買散文集了，大概是因為現在台灣人愈來愈言語乏味。以前我會買陳文茜的書，但有一天發現「道不同不相為謀」，不僅不再買她的書，還將之前買的一併賣掉。舒國治的書我本來也買，可是近年他的文章愈來愈濫，而且總是談吃、談以前，久了會疲乏，也漸漸不看了。買到最後，我意外發現，若是我還買散文，往往都在買香港人寫的散文。說到底，可能也是貪圖一點新鮮感。
其實香港的散文，沒有比台灣高明到哪裡。香港有旺盛的副刊傳統，作者在小小的方塊裡要寫出機鋒，很是考驗，所以好看的確實很好看。但在網路的衝擊下，要維繫這樣的傳統愈來愈難。而且小專欄的缺點就在於寫不深，只能浮光掠影。看多了會感到浮躁，比如陶傑的文章。現在出線，活躍在網路的香港專欄作家，功力也不如從前，筆力不夠，文采也不足，到最後幾乎是根據他的意識形態來決定好惡，要說是這個世代知識的崩塌，並不為過。
在台灣，若要找關於韓國佛教的專書，非常遺憾，一直都只有1989年翻譯自日本學者所寫的《韓國佛教史》一書。此書嚴格來論，只能算是一般知識性的書籍，若就日本的概念，大概就是方便在電車上閱讀的文庫本。此書尚且有大篇幅講述原書作者去韓國各地佛寺的「韓國佛跡巡禮記」，可見一斑。
朝鮮半島之信史，大概可以追溯到《史記》的記載。佛教之傳入，大概是在四世紀左右。當時朝鮮半島有數個獨立的政權，最主要的三個政權是高句麗、百濟與新羅，後世的歷史稱之為三國時期。各政權傳入佛教的時間互有落差，最早為高句麗，接著是百濟、新羅。
這是一本有趣的著作，討論朝鮮士人的明朝情結。朝鮮王朝幾乎與明朝同時成立，在剛成立之時，即延續高麗與元的從屬關係，對明朝行「事大政策」，奉明朝為宗主，接受明朝的冊封，並用明朝的正朔。因此，朝鮮文人視明朝為文化正統的表徵，在明清鼎革之後，朝鮮仍繼續緬懷明朝，修纂明史甚而成為官方與民間文人的風潮。入清之後，朝鮮的屬國地位雖然沒有改變，仍須派遣使者到北京，但原本的「朝天錄」改稱「燕行錄」，朝鮮士人甚至以自身的「外交豁免權」，屢屢向清朝的文人官僚打聽禁忌的南明帝王事蹟、緬懷明朝的過往。
朝鮮士人對明朝的緬懷之情，對我來說實在是很新穎的課題。我不太清楚韓國學界對此課題的研究如何，但就作者所列出的參考書目，對此研究最多的，似乎是中國。這可能跟中國人的民族意識有關係，他們對朝鮮文人的「中華情懷」很感興趣。雖然台灣或香港都有人覺得中共是「以夏變夷」，但中共自許中華，我想沒有什麼疑義。他們把這種思維投射到朝鮮文人的思明心態上，著意討論，不免有種學術統戰的意味。
將「日本」跟「佛教」拆開來看，台灣人可能都很熟悉。但「日本佛教」，多數的台灣人是很陌生的。台灣人愛去京都，大寺小寺的遊記滿坑滿谷，但不過是寫寫春花秋葉，配上一大推圖片，至於各寺院的宗派、傳承、歷史，好一點的抄抄維基百科，但也只是照本宣科而已，其餘什麼都不知道。
我本來也不懂，也無所謂。但有一日，跟同事討論學界內研究日本佛教的學者，才發現老中青三代加總起來，真正可以說研究「日本佛教史」的，屈指也不過二三人。這讓我大感意外，留日的台灣人這麼多，虔信的佛教徒也很多，怎麼兩相加總，卻撈不出幾個學術專業？可見台灣人迷戀日本、信仰佛教，皆很浮面，缺乏可以深入的環境與條件。這也使我深覺，需要好好理解日本佛教，作為自己學術的累積。由於日本學者的努力，日本佛教的研究非常興盛，更襯出台灣相關的著作稀少。末木文美士的《日本佛教史─思想史的探索》，在日本學界應該要定位為既有研究的反思，是比較進階的學術專書。台灣人缺乏基礎認識，不見得容易入手。但此書以主題帶入，具批判性的觀點，反而有別於時間順序的鋪陳，更能引起我的興趣，是很值得深讀的書。唯一可惜之處，就是此書成書時間是1992年，二十幾年過去，想必一定有很多新的研究與見解，但台灣也沒有更新的翻譯了，要掌握日本的研究現狀，只能去尋找日本的學術刊物自行更新。這就是台灣學術圈貧乏的現狀。
楊儒賓，1949禮讚，台北：聯經，2015。
這幾年，台灣的本土性格已經成為主流中的主流，「中國」成為對岸的唯一代稱，「中華文化」成為某種羞於提起的東西。其實連我也頗為意外，不過幾年前，當陳水扁大張旗鼓要把所有國營事業裡的「中國」、「中華」改為台灣時，我還對此怒不可遏。曾幾何時，我自然而然完成「去中國化」的目標，就算不是真的排斥「中華文化」，但至少會很斟酌用詞，唯恐成為中國人佔我便宜的口實。
宮脇淳子，這才是真實的中國史，八旗文化，2015
此書日文原版出版之時，我就已經看過香港的書評推薦此書。如果就2011年的時空來看，此書的內容確實非常顛覆一般華語圈的知識分子對歷史的認知。但這幾年台灣、香港兩地陸續出版具顛覆性的歷史著作，相當程度改變我對近代史的理解（比如《躁鬱的城邦─香港民族源流史》），而且自台灣佔領立法院事件以後，很多網路上的文章陸續出現挑戰既有中華民國或中國人民共和國史觀的文章，大抵延續此書路線。可以說，此書多少有點帶頭的性質。
陳破空，《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國人》，台北：前衛出版社，2015。
此書有點文不對題，根據陳破空在書末所言，最初此書是以日文出版，叫《品行下劣な中國人》，後於年初出版香港版，叫《不受歡迎的中國人》，對我而言，這個書名比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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