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楊儒賓，1949禮讚，台北：聯經，2015。

這幾年，台灣的本土性格已經成為主流中的主流，「中國」成為對岸的唯一代稱，「中華文化」成為某種羞於提起的東西。其實連我也頗為意外，不過幾年前，當陳水扁大張旗鼓要把所有國營事業裡的「中國」、「中華」改為台灣時，我還對此怒不可遏。曾幾何時，我自然而然完成「去中國化」的目標，就算不是真的排斥「中華文化」，但至少會很斟酌用詞，唯恐成為中國人佔我便宜的口實。

楊儒賓此書毋寧是要翻案，他認為，當「中華民國」、「國民黨政權」逐漸汙名化之際，仍不可忽視其中也有一些正面的成分，在1949年這個關鍵的年份，即使現在的主流論述總將此看成是台灣的噩夢，但不得不說，對台灣後續的歷史發展，他也有其積極的一面。而這積極的一面，對作者而言，就是人文學術的成就。

確實，無論再怎麼謳歌日本人統治台灣的政績，有一點是完全無法給日本任何掌聲的：日本人對提振台灣的人文內涵，幾乎沒有任何助益。作者提到一點，日本在台灣推廣基礎教育不遺餘力，但是高等教育卻有極大的限制，台籍人士幾乎無法就讀人文學科，更不可能在西式的教育體制中教授傳統漢文或傳統中國思想。又以我熟悉的美術發展來說，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的美術教育幾乎是不加聞問，既無專門的美術學校，也沒有美術館。日本殖民當局唯一提振台灣藝術的方式，只有舉辦「臺展」及之後的「府展」。因而當國民政府在台灣設置美術系，以及後來的藝術專科學校後，台灣的藝術發展才有規模可言。

除此之外，也因為台灣成了討厭共產黨的知識份子其中一個避秦之地，許多自由派與儒學大家最終選擇來到台灣，有意無意充實了台灣的學術面貌。大陸地區的大專院校在台復校，以及中研院、故宮等單位來到台灣，使台灣成為重要的中華文化發散地，前承民國學術的基礎，較中國保留更為完整的學術脈絡。

不過，這終究是以漢文化本位的心態在看待台灣受到國民黨統治後的發展。不可否認，在中華民國尚被世界承認是中國唯一的合法代表時，我相信多數的台灣人，也不會對「中國人」這個頭銜有太大的疑惑。可是問題的癥結點就在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終究是個名不正、言不順的存在，當冷戰的潮流促使美國要和實際統治大陸的政權對話時，台灣這個虛假的道統就顯得搖搖欲墜。李登輝主政時期，其實是使「中華民國」不再這麼突兀，使原先虛假的道統，可以順接為本土認同的符號。

然而，這並不代表事情從此解決。我如今反而認為，中華民國在台灣所留下的好的遺產，變成一個棘手的課題。我沒有辦法像作者那樣正面的（或者是說積極的）看待這些遺產。對我來說，這是時代的產物，必然會因為時代的消逝而變遷。而且戰後台灣因為中國大陸學者而累積的人文厚度，其實並沒有真正反映到台灣社會的成長上。台灣社會真正的成長，要等到台灣解嚴的1990年代才真正勃發，那時候才是實際累積人文厚度的時期。在此之前，在台學者所帶來的影響，其實很有限。

而且，面對今日多元文化的趨勢，作者禮讚的內容是否還值得這麼高的評價，我有點質疑。也許中華文化在台灣有著相對完整的繼承，對今日中國要追求學術或人文內涵上是個參考，但台灣應該進一步去探尋除了中華文化以外的可能。台灣主體性的眼光正是要尋求這種可能。比如，面對台灣的原住民，我們在研究和保存遠遠不夠。台灣以這麼小的島嶼，卻存在如此多文化歧異巨大的族群，就已經是非常值得探討的議題，下接菲律賓、太平洋島國、紐澳的原住民族，甚至遠到美國夏威夷，這個人文的視野更大、更跨域、更有挑戰性，更值得台灣去深入。

中華文化是台灣的主流，我們無從迴避，透過這個文化背景去回溯、深入，無可厚非，也應該如此。但我覺得我們不需要自視甚高，覺得自己仍站在世界漢學的學統中心。我反而認為，當我們這一代逐漸取代上一輩人之後，台灣的「中華文化」會更站在「他者」立場。特別對岸的中國急欲將自己當成中心，被擠到邊緣的台灣，反而可以用旁觀者的概念去研究中華文化。這有一個優勢，我認為台灣人的語言陳述，仍舊優於中國，這使台灣可以「比中國人更會用中文」，卻不會被中國固著的意識形態所困，彷彿愛爾蘭人之於英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