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葛兆光，宅茲中國，台北：聯經，2011。

之所以想要看此書，主要是之前看了宮脇純子的「這才是真正的中國史」。由於宮脇認為歷史上「中國」的概念，只是現在的中國史學者想像出來的，我於是很好奇，究竟中國學者如何看待「中國」。

此書在台灣聯經版本的封面，有一行小標，「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其中自然包含「中國」如何被定義。這也是我看此書最關心的內容。很可惜，此書並沒有真正解決這件事情。他一方面仍以先驗的觀點，認為中國「自秦漢時代起，『車同軌，書同文，行同輪』，語言、倫理、風俗和政治的同一性就開始把這個空間逐漸凝固起來，特別是在宋代，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其實已經形成了中國獨特的近世『民族國家』。」（頁298）然後到此為止，沒有繼續討論宋以後的人對「中國」的定義。我認為這樣討論「中國」，並不完全。我只能認為，若依作者之論，我只能確定，「中國」的概念是政權面臨嚴重的外患時所激發的危機意識，但顯然在定義上是很鬆散的。而且按照這種概念，當時宋代的「外敵」遼、金、西夏等國，就不應該納入今天中國的認知當中，但實際上當然不是如此。當時宋代官僚認為不是「中國」的遼金等地，今天我們還是看成「中國」的一部份。所以當時的「中國」，究竟不可以與今日的「中國」相提並論。

其次，作者又對所謂的「亞洲史」、「四裔史」、「東海史」等由西方或日本發展出來的歷史架構不以為然，並對西方學界近年試圖在歷史論述上消除「中國」的政治正統性大為駁斥。比如近來最受中國學界爭議的「新清史」，即是將清政府看成西方概念的跨民族帝國，而非漢人歷史正統本位的「中國王朝」。中國學者對此多不能接受，顯然這個「新中國」仍很在意「舊中國」的歷史正當性。

類似的爭論，在美術史界也有，即巫鴻與貝格利（Robert Bagley）的爭論。巫鴻是芝加哥大學教授，他是中國改革開放後第一批到美國留學的中國人，在哈佛取得博士學位後，留在美國任教。他有一本名著《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在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貝格利的書評裡嚴詞批判，其中一個批判點就是他對「中國」定義的懷疑。對貝格利而言，只要是出土在今日中國境內的考古文物，都被中國人不加考慮的當作「中國」的一部份，是很有問題的。若我們尚且無法釐清古代文化與今日「中國」的關係，又如何能確定這就是「中國」文明的一部份呢？這在先秦尤其嚴重。又或者是南北朝、五代十國、宋與遼金西夏、清帝國境內的蒙古、回疆、西藏等地，這些今日都囊括在「中國」的概念中。可是，真的是如此嗎？

無論是中國、台灣還是香港等地的學者，幾乎都沒有很正面去處理「中國」本身的曖昧狀態（更不要提政治因素使這個詞彙愈發複雜）。臺灣的學者，漸漸開始「去中國化」，試圖以台灣為出發點看待中國，這樣的好處是我們不用太拘泥「中國」這個詞，可以單純就地域去理解，比如與台灣關係最密切的福建、廣東等。但中國學者既避不開，也無意把這個模糊的「中國」搞清楚。因為他們大可以用現在的中國國境去占歷史的便宜，比如將東北境內出土的高句麗遺址算成「中國」史，或是把廣東交趾一帶的古文化算成「中國」的一部份。

所以，如果作者可以算是有某種代表性的話，中國學者確實一直在逃避「中國」這個詞彙。他們時時高舉這個名詞，卻不試圖搞清楚。特別是今日中國已然是個極端民族主義式的意涵，可是學界卻視若無睹，硬是要說他與西方的定義不相同。這就是台灣一直遇到的問題，台灣人以為「中國」有歧義，我們可以認同文化的「中國」，而非政治的「中國」。但事實是，中國政府根本不跟你玩這套，他們的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沒有任何模糊的可能。史學界的「中國」也是如此。中國學者一直大打模糊仗，一直閃躲西方的嚴謹定義，但實際上他們確實是在用今日中國的疆域在定義過去的「中國」。所以不僅中國的近代史可足徵信者很少，就是古代史也需要仔細分辨，才不會落入他們民族主義式的窠臼當中。

此外，我對聯經出版此書頗有微詞。聯經大概是想要方便讀者，在排版上留了大片空間，幾乎每頁的上方都有內容摘要，我非常不解這個用處何在─因為單看摘要，也不太清楚內容是說了什麼，實在是多此一舉。此外，此書的編輯校對顯然對古文與日文很不在行，古文裡很多繁簡轉換的錯誤沒有挑出來（比如「僕」變成「仆」），日文的い一直打成縮小的ぃ。這雖然是細節，但看得我很刺眼。聯經出了極多學術著作，卻是這種校對水準，實在很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