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第六屆中國書法史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趙君平 

夫中國書史之構成，無非兩大板塊。其一，為文字起源與書體之演變；其二，為書家之傳承。縱觀千古，依史記載，其傳承以上之者，皆賴以歷代典籍法帖及碑版之屬。故而凡研究中國書史之發展者，非基此二者，莫能也。所謂「碑版」，又有地上（碑刻）和地下（墓誌）之分。逮至清末民初，羅王之學特重地下證實地上，所謂雙重證據法的運用。地下貞珉之石碑誌之出，更為方家所重。正如國學大師王國維在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時，講授《古史新證》的開端即云：「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然而，在當時所謂的新材料，僅僅是指殷墟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六朝唐人寫本書卷及內閣大庫元明以來書籍檔冊。而真正將鼎銘古字，貞珉碑刻用於考據古史者，蓋以羅氏振玉之《石交錄》為其發蒙，繼之以香港的饒宗頤氏。他在《法國遠東學院藏唐宋墓誌拓片圖錄引言》中說：「向來談文獻學者，輒甲骨、簡牘、敦煌寫卷、檔案四者為新出史料之淵藪。餘謂宜增入碑誌為五大類。碑志之文多與史傳相表裡，闡幽表微，補缺正誤，前賢論之詳矣。」又云：「墓誌可校補世系，與地志、史傳、文集參證，史料價值尤高。」這一精闢見解，近歲尤被世人所重。僅就中國書法而言，歷代書法典籍，法帖墨蹟，皆因「壽紙不過千年，載籍又多桀改」，加之幾經翻拓，不僅史料失實，且書體多失原貌，難免引起由於「鐘王」沒有傳世墨蹟而引發蘭亭論辯之爭。然而墓誌不僅「托堅貞之石質，永垂昭于後世」，且深藏地下免遭兵燹之火，風雨之泐，琬琰之質可逾千年而不損，所以在某種意義上講，墓誌更能真切地反映出其時書體演變及書法風格。基此，今余不揣淺陋，僅就洛陽出土的唐代墓誌對唐代書史的貢獻，作一粗淺探討，以期就教於方家。

 

一、洛陽出土顏真卿書《郭虛已墓誌》、《王琳墓誌》對研究顏真卿書法演變及其分期的作用

早在宋代，顏真卿的書法，就已為世人所稱道。宋蘇東坡說：「詩至杜子美，文至韓退之，書至顏魯公，畫至吳道子，而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至矣。」爾後評者輒以雄強渾厚、寬博樸拙之書風而盛譽有加，稱其為繼王羲之後中國書法的第二個里程碑。然而正是這樣有著里程碑標誌的書家，其論者對顏真卿書法演變軌跡之分期研究，因資料匱乏，多不可及，即便研究亦多以顏真卿四十四歲時所書的《多寶塔碑》為起點論之，而對顏書早期的探討，莫能跂及。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尚且如此。

逮至1997年10月，河南省洛陽偃師市首陽山鎮一座唐墓中，由顏真卿撰文並書丹的《郭虛已墓誌》驚現於世。該誌青石質，誌蓋盝頂，高107釐米，寬104釐米。蓋頂篆書：「唐故工部尚書贈太子太師郭公墓誌銘」。正文楷書，三十五行，滿行三十四字，共有一千一百五十字。筆者以為誌石之出土，理應徹底改變過去人們對顏真卿書法演變軌跡的三個分期。傳統的人們認為：顏真卿書法的第一個時期，以《多寶塔感應碑》、《扶風廟碑》為代表，其時顏真卿四十四歲，從上述兩個碑中可以看出他在這一時期的書法特點是結體勻整而失於平板，字法平易，特點明確，易於模仿。第二個時期，以《東方朔畫贊碑》為其代表，「此碑字法是以《多寶塔》為骨架，筆力內斂，收斂鋒芒，筆劃圓厚。又撇筆和捺筆收束，字形展長，大小合一，撐滿字格。」基本上已為後期書法結體做好成功鋪墊，此為第二時期之特點。第三個時期以《謁金天王神祠題記》和《鮮于氏離堆記》為代表，其特點即在於整個字體外柔中剛，結字趨向雄渾凝重的平正。今人劉濤先生依此而將顏真卿的前期楷書總結出顏字書體之三變：「走出初唐名家的陰影是一變，由精整地法度轉向雄渾圓為再變，即是化欹側為平正。其演變的趨勢，是一步步消磨筆劃之方俊秀而轉側向圓渾，放棄結體緊斂欹側而接近寬博平正。」令人注意的是，儘管《郭虛已墓誌》為顏真卿四十二歲所書。較《多寶塔碑》早書二年，然書法風格的差異卻是不容忽視的。諸如《郭虛已墓志》整篇規整統一，字體結構緊密，點畫剛勁有力，消瘦挺拔。而《多寶塔碑》雖整篇亦規整劃一，然較《郭虛已墓誌》結體已顯方整開張，豐腴飽滿。於此，我們是否可以說，基於《郭虛已墓誌》作為顏真卿四十二歲的中青年時期的代表作品，又與《多寶塔碑》在結體和用筆上存在的不同，我們是否應把顏書的《郭虛已墓誌》作為顏書分期的第一個時期呢？

從1997年10月顏真卿書《郭虛已墓誌》在洛陽出土，當書法同道熱衷於對顏書早期書法分期與書法風格探討的時候，洛陽又地獻瑞氣之玠瑩，2003年秋，河南省洛陽市龍門鎮張溝村唐代的清河王陵，又出土了顏真卿三十三歲的書作《王琳墓誌》，該志與顏真卿書《郭虛已墓誌》相較又早九年，不管從字之結體、用筆，皆有別於前者，尤其對顏書之起源師承，又提供了一個雄強有力的實證。

今人金開誠先生在1977年《書法藝術》中曾刊載《顏真卿的書法》一文，其中有云：「顏真卿的書法在精神上得到這一類民間書手（按：指隋唐之際經生體和書籍文件的書手）敢於創新的影響，並以其創作實踐對群眾性的創作成果作了總結和提高。」此天然率真，不囿魏晉程式，乃為顏書源於民間說之開啟。繼之而來的「受褚書影響說」。以及受業于張旭的「顏徐（浩）互為影響說」，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今從《王琳墓誌》書法分析來看，以上觀點，雖皆可貴，然而卻忽視了更為主要的家學淵源。從現今出土的《王琳墓誌》看，乍看整體書法不錯，但如果沒有第三行署「朝散郎前行秘書省著作局校書郎顏真卿書」等字樣，人們斷難想到此誌果真為顏真卿所書。此即為顏真卿所書《王琳墓誌》與《郭虛已墓志》以後所書諸碑的最大區別。對於這一點最近日本學者角田勝九曾對《王琳墓志》書法用字作了較為細緻的研究，他說：「現在把著名的『顏真卿』部分與其早年所寫的《郭虛已墓誌》（41歲）《多寶塔碑》（44歲）相比較，可以感覺到《王琳墓誌》的率真和素樸的拙味。說起稍有欠缺的方面，就是與《郭虛已墓誌》、《多寶塔碑》相比，不能不說由於線條粗細一致，缺少變化而稍感脆弱。散見於《王琳墓誌》裡其他一些字形有時也會感覺細弱，相反，『太』、『原』、『省』、『著』等字比較肥，這些與《郭虛已墓誌》、《多寶塔碑》相比，欠缺統一感。另外，必須指出字形的不同，在《郭虛已墓誌》、《多寶塔碑》中，『顏』字『頁』腳的左撇部分『丆』的行書筆法與《王琳墓誌》的『丆』是不同的。還有『真』字下部左撇起筆位置，與《王琳墓誌》也是不一樣的。但也有共同點，『彥』部分的最後三筆都是用往右上挑起的方法寫。因為這是顏書中獨有的特徵，殆無例外，所以足以讓我們改變看法，認為《王琳墓誌》也是顏書的一員。」接著，他又以《王琳墓誌》中的「門」、「戚」、「感」三字為例，以「門」二筆豎畫的姿態，「戚」、「感」的斜畫起收筆的形狀，「年」字的豎畫與橫畫的形態，來說明《王琳墓誌》更接近於《雁塔聖教序》。但從《王琳墓誌》中真正能說明顏真卿早年所書源於家傳《干祿字書》者，還在下面。他說：「《干祿字書》是顏真卿的伯父顏元孫（?~714）所著，也就是說列出漢字的正確使用方法，把800多個漢字，分成俗字、通字和正字三種字體類型。在顏元孫的序文中規定了正字的用途─用於碑碣（石碑）等的正式文章中為宜。」文字學作為顏氏家學，宗族意識非常強的顏真卿，用這些正字來書丹碑碣是不難想像的。《干祿字書》認定正字為一種字體，簡單說就是把《說文解字》中篆楷化了的東西，稱之為「正字」，使用例子已在圖5中列舉出來了。特別舉出「名」、「安」、「經」，這些在顏書中特有的而在唐以前很少見的楷書用例。也就是說顏真卿從33歲寫《王琳墓誌》到晚年作品中有關「明」、「安」、「經」幾個字上，可以看出他使用的都是「干祿文字」。下面圖6中，《王琳墓誌》、《郭虛已墓誌》、《多寶塔》這些早年所寫的字都沒有使用《干祿字書》中的正字，這意味著顏真卿早年正字意識比晚年要弱，僅僅從圖6中就可看出大致定論「晚年顏真卿的正字使用意識強」，與前面所列舉是一致的。但是《王琳墓誌》裡的文字也有不一定是這樣說的用例，所以我們把圖6中這些例子抽出來看，顏真卿40多歲時寫的《郭虛已墓誌》、《多寶塔碑》使用通字比較多，這裡《王琳墓誌》也有使用《干祿字書》裡正字的情況。持有此結論《郭虛已墓誌》裡顏書的最早的作品，「顏書晚年正字意識強」，直到最近都是不可懷疑的。但是現在《王琳墓誌》的出現，使事情就沒有如此簡單了，也就是說在《王琳墓誌》中可窺見顏真卿在33歲以《干祿字書》文字學為基礎使用正字的向比40多歲《郭虛已墓誌》、《多寶塔碑》傾向更濃。這件事是顏真卿從很年輕時就一面查閱《干祿字書》，進行各種嘗試來苦心創立自己的書風的一個驗證吧。

基此之論，我們可以這樣說，近年洛陽出土顏真卿四十二歲所書《郭虛已墓志》和《王琳墓誌》對今人研究唐代書史的貢獻是巨大的。它一方面彌補了唐代書史對顏真卿書法演變及其分期的斷檔，另一方面對探討顏體書法形成的淵源提供了趨於統一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