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賴明珠，《流轉的符號女性─戰前台灣女性圖像藝術》，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

 

一、張李德和的生平事蹟及繪畫歷程

依據筆者前文的研究分析，日治時期台灣共有二十多位女性畫家曾在殖民政府主辦的官展中入選或得賞，她們多半具有相似的成長背景、創作歷程及創作的限制。概言之，這些早期的女性畫家至少都受過高等女學校的教育，出生於中上社會階層的家庭，家境大抵上都頗為優渥。她們對於西方現代美術及繪畫技法初淺的認識，主要來自於每個月公學校大約4-6個小時及高等女學校3-4個小時的圖畫課程。嚴格說來，除了陳進、蔡品、周紅綢、郭翠鳳及黃荷華五人進日本美術專門學校，及蔡旨禪至廈門美術專科學校深造之外，其餘幾位都不曾受過專業的美術訓練。這二十幾位女性畫家雖因緣際會得以在日治時期綻放光采，除了陳進及長齋繡佛的蔡旨禪之外，其他人婚後即不再參與公共領域的創作活動。個人認為這二十幾位早期的女性畫家中，年紀最長的張李德和（1893-1972）之學畫經歷、藝術認知及創作歷程，顯然和其他女性不同，值得作為單一個案研究的對象。

張李德和1893年（光緒19）出生於雲林縣西螺鎮，祖父李朝安乃清代艋舺營水師參將。張李德和之父李昭元自幼苦讀漢學，青年時期遭逢台灣改隸，為了求得新知與就業專長，乃於1897年北上，考入台北國語學校──當時全台最高學府，成為該校第二屆的畢業生。學成之後，李氏曾留校擔任「訓導」，從事新式教育的工作。依據張李德和手編《琳瑯山閣唱和集》一書所載，她在六歲（1898）時，先入表姑劉活源書房習讀漢書五年。劉氏之夫詹紹安乃清代武探花，除了武藝之外，亦精於琴棋書畫詩唱。自幼接受表姑、表姑丈傳統式的教育，張李德和因而自幼即耳濡目染文士優游倘佯於經史子集及琴棋書畫的生活型態，這對她日後的藝文創作活動影響頗深。

由於李昭元兼受新舊（日式及漢式）思想的薰陶，對子女的教育也是採取雙管齊下的方法。他於1903年將十一歲的長女送入西螺公學校接受近代教育。1907年張李德和公學校畢業後，也北上考入國語學校第二附屬學校技藝科。第二附屬學校乃日治中、後期，大多數台灣女性畫家的母校──台北第三高等女學校的前身。張李德和雖然有幸入此校就讀，然而當時尚屬日人治台的「武治期」，軍事鎮壓台民的氣燄熾盛，經濟文化的策略尚未成氣候，因而學校教育多偏重在語言、生活技藝的訓練及日本國民精神的灌輸上。張李氏就讀期間（1907-1910），附屬女學校乃以培育公學校女教師為宗旨，其教學內容侷限於日語、造花、編織、裁縫等實用性科目。因而在校期間，她是否曾接觸過鉛筆畫、水彩畫及西方近代繪畫知識，在缺乏文獻佐證下無法確認。

1910年張李德和畢業自附屬女學校，之後任教於斗六公學校及西螺公學校。二年後（1912），張李氏嫁給嘉義張錦燦為妻。張錦燦生於1890年（光緒16），是清代歲貢生張元榮第四子。1913年（大正2）自台北醫學校畢業，先任職於公立台南醫院，翌年（1914）返鄉創設諸峰醫院，而張李德和則辭去教職以協助夫婿創業。張氏夫婦均出身書香世家，平素雅好詩文書畫聚會，工作之餘常與嘉義文人騷客及書畫名家酬唱或揮毫。除此之外，張李德和更熱心於提倡文藝或贊助藝術家，其居家庭院遂成為地方士紳雅敘酬酢的場所。

1927年殖民政府在台北舉辦大型展覽會，向全島推廣近代日本藝術風潮。嘉義一地原本文風駸盛，但因新興中產階級熱中於文藝的研究與教育的提倡及贊助，故對新潮繪畫的接受度也很強。由於全邑的藝術活動普及，促使日治時期嘉義畫家入選官展的比例高居全台第二。1929年甫自東京川端畫學校習畫回來的嘉義畫家林玉山，除了送畫參加「台展」以開創個人畫業，同時也積極參與家鄉仕紳所贊助的書畫教學活動。

1930年正值三十八歲的張李德和，也投入林玉山門下學習東洋畫。同年，她送出畫作參加新竹「書畫益精會」主辦的「全台書畫展覽會」。1933年則以〈庭前所見〉入選第七回「台展」東洋畫部。1936年及1938年則分別以〈木瓜〉、〈閑庭〉入選第十回「台展」及第一回「府展」。1939年至1941年，張李氏又連續三年以亞熱帶花卉為題材的畫作──〈蝴蝶蘭〉、〈扶桑花〉、〈南國蘭譜〉，獲得第二、三、四回「府展」特選殊榮。其中〈扶桑花〉，更贏得第三回「府展」評審青睞勇奪「總督賞」。1942年時張李氏於第五回「府展」榮獲「推薦畫家」頭銜，隔年（1943）最後一回「府展」則榮升為「無鑑查畫家」。

張李氏在她步入中晚年（38歲至50歲）時，透過參與殖民政府主導的美術競技場，個人畫業逐步地攀升至最高峰。這和其他多位近代女性畫家，以高等女學校圖畫教育為基礎，在十幾二十來歲即在官展中嶄露頭角有極大的差別。張李氏雖是眾多第三高女畢業業餘畫家的學姊，但因當時屬於「武治期」，「台展」也尚未開辦，導致其繪畫潛能及才華，要延至三、四十歲才有機會展露。

1945年二次大戰結束，日本殖民政權撤退台灣，國民黨所領軍的國民政府接手管轄殖民地的統治大權。台灣的社會、經濟、文化、教育與藝術生態，伴隨政權的轉移也產生巨大的變化。張李德和在戰前所擁有的殊榮，普遍受到當時文人書畫壇的矚目，其聲望之隆甚且不輸男性畫家。但是在戰後，張李氏的畫藝並未繼續發展，甚至可說是中斷了。張李氏未能延續其藝術創作，曾引起藝壇諸多揣測。筆者認為透過她所遺留的詩詞文字中所表達的才德價值觀及創作認知，或許有助於釐清張李德和戰後旺盛創作力不再的原因。

 

二、張李德和的才德觀

明馮夢龍及陳繼儒在他們的著作中，不約而同地錄有古訓曰：「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這種源遠流傳的才德觀，直到十八、十九世紀還極為盛行。漢人傳統思想中有「罪才」、「貶才」、「重德輕才」的傾向，衛道者多數認為「才能妨命」、「才過德者不祥」、「才多福薄」、「造物忌才」。換言之，傳統的觀念中才華外露並不被嘉許。才與德相剋，雖然是以男性為中心的思想理論，套用至女性身上則箝制更多。古人普遍認為教育女兒「識字讀史」或「吟風詠月」不合乎禮教，唯有學習既定的「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方為正道。因而傳統儒士多嚴守「丈夫之學」和「女子之學」的分辨，教導女兒以針黹、烹飪、節孝及婦人「四德」之道。唯有稍為開通者，才會不顧社會成見，授與女兒詩文書畫琴棋等才藝。

李昭元屬於二十世紀初台灣社會中少數開通的知識份子，他對 子女的教育觀念堪稱前衛。他曾說：「琴棋詩畫，係陶冶性情，修煉身心，雖女子至少須精一藝。」足見他並不拘泥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陳腐觀念。後來，張李德和也將此奉為座右銘，並常在畫作上蓋「雖女子須精一藝凜遵庭訓李氏德和」的印章。除此之外，李昭元還送長女入其義姊劉活源的私塾讀漢學，聘名師劉毛教女兒樂藝，並親授女兒經史子集及琴棋書畫。在這樣一位既開明又嚴格父親的薰陶下，張李德和乃得以在日後憑藉著自幼培育出來的多項才藝，成為嘉義文化藝術圈中的焦點人物。

文采斐然的張李德和深獲嘉義仕紳及各地文友的讚揚，例如嘉義醫師賴尚遜詠詩稱譽她:「......品重瓊臺聲窈窕，才誇粧閣稿聯翩。......風流真個女詩仙。」醫學博士黃文陶稱她為「嘉邑之曹大家」，嘉義名醫方輝龍推崇她為「諸羅一代風騷主」，高雄文士鮑樑臣誇讚她「才追謝女與班姬」，詩友蘇宜推重她的詩才，將她比喻為「女青蓮」。以上所引，雖屬吟詠酬酢之詞，有文人相互吹捧之嫌。但即使如此，還是相當程度地反映出，當時南台灣文士，對傳統所謂「紅顏薄命」、「才思非婦人事」「女人弄文誠可罪，那堪詠月更吟風」等貶抑才女的舊有思想，已有所調整。而張李德和的文采詩情受到時人的肯定，亦可見一斑。

然而張李氏畢竟仍是女性，在以男人為中心的傳統社會結構裡，仍然無法逃遁男權主宰的框架。台灣當時雖已發展為近代化、半開放的社會，但是社會能否接納她的才氣端視一個大前提，那就是她是否遵守婦女的「四德」之道。因而隸屬於傳統女性的工作，如烹飪煮食、侍奉翁姑、養育子女、協助夫業等，仍舊佔去她生活中大部分的時間。

如前所述，張李德和在未嫁入張家之前，曾經任教於雲林斗六及西螺公學校，並且以擅長於文學著稱於鄉里。二十歲當她嫁入張家時，張錦燦尚在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唸四年級，為了就近侍奉公婆，她自動請調至嘉義公學校，以兼顧工作及媳婦的責任。進入張家初期，她的尊翁張元榮因為執著於傳統的婦德觀，擔心新娶入門的媳婦過於炫耀個人才藝，而忽略女人應盡的職責，特別作了一首詩告誡她，不可忘記應盡的婦德，「女紅文學夙稱長，遠近傳聞姓氏香。只恐未嫻烹飪事，調羹要囑姒姑嘗。」張李德和的答和詩則說：「女紅中饋貴兼長，姑姒名傳烹飪香。願拜下風資切手，寸蔥方肉佐烝嘗。」則明白表達她會謹記「四德」之訓，並跟隨婆婆、妯娌學習份內工作。惟相處過一段時日，張李德和婦德與文采並呈不悖，張元榮才冰釋成見，並經常和媳婦吟詩唱和，甚至於還作了一首詩誇讚她:「羨子能詩詩俊逸，淵源想是學青蓮。」

嘉義辯護士及名儒賴雨若（1878-1941）為張李德和所匯編的詩文集題序，讚美張李氏：「身為主婦，佐夫育子，治產持家。......不因俗累而沒其性真，不因繁忙而擾其雅趣。屢於忙中得閒，非吟則繪，非繪則書。書甚秀逸，繪妙丹青，吟多麗句。」序文中賴雨若雖推崇張李氏具有閨中十種才趣，堪為「女界風雅之先聲」，但他在序文一開始仍然無法規避傳統男女分工的觀念，先提綱挈領道出張李氏生為人婦應盡之天職，家務之餘則得撥冗遊於詩書畫之趣。文友李詩全稱頌張李氏「柳絮才華籍隴西，張家賢母又良妻...詩賦珠璣留寶島，文章環珮響螺溪。椒花堪頌明閨理，四德三從一品題。」很顯然地，李氏亦認為，女性在詩賦文章方面的成就與她身為母親、妻子應恪守的傳統禮儀風範是不可分割的。

綜而言之，張李德和的父親、尊翁及地方仕紳與文士，雖然對傳統「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並不全然苟同，但是仍然堅持女子應先遵守「三從四德」，琴棋書畫則是賢妻良母持家之餘的消遣活動。而在男權中心思想濡染中成長的張李德和，對「才」、「德」的認知也從「社會化」的犧牲者轉化為體制的推手。

張李德和對才德觀的認知，基本上也是男女有別。1967年她為次男張藩雄創立的四德電音社撰寫序文，引昔日曾參恪守「孝、悌、信、忠」而揚名萬世，藉此勉勵次男應嚴守此四德。她在「教子」詩中諄諄教誨兒子：「趨庭有訓義方欽、畫荻和丸費苦心。待得蟾宮攀桂日，一經勝似滿籯金」；「示兒」詞裏則鼓勵兒子：「試看蘭桂成芳日，費盡心機寒暑時。」顯見張李德和對傳統儒家君臣倫理及功名觀堅信不疑。

對於女性的才德，張李氏亦遵奉傳統準則。例如長女張女英出閣時，張李德和贈以詩賦，叮嚀她要「四德慎毋違姆訓，一心端合守坤儀」；次女敏英（敏子）出嫁時，她也作詩告誡女兒要「慎修婦道期無忝，和睦宗支計有方，從此家室宜且樂，西河流遠熾而昌」。她在戰後編纂的《琳瑯山閣唱和集》中，收錄了許多長輩及平輩的詩文和序文，其中不乏讚揚張李氏「才德兼備」，詩品與人格「俱稱完璧」，是桃城的「不櫛進士」、「女狀元」等讚美詞句。足見她仍以才華過人自傲，並陶醉於他人為她所塑造的完人、女狀元的形象。然而她為婆婆張施勸寫了一篇略傳，談到張施勸生來「性慈質慧」，二八荳蔻年華時全城縉紳因她「容貌、體格、足小、淑德、才華五者俱備」，而公推她為「美人狀元」。略傳中張李德和將才華與容貌、體格、小足及德行並列，顯見她仍忽略了才華足以列為彰顯女性生命核心價值的首要條件。

雖然張李德和謹遵父親庭訓教導子女各類才藝，但是對子女仍採取差異性別的教育準則。她重視兒子的綱常道德及功名教育，要求女兒謹守「四德」、「坤儀」與「婦道」。她的認知侷限於傳統父權思維，因而道德和名節重於一切，詩畫琴棋等才情只是「排遣疏慵」與「資養德性」的餘技。傳統儒家「德勝才」的意識型態牢固地存在她的思想觀念中，並深深地影響她一生的繪畫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