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1997年春天，在四川德陽的一家小旅館中，我遇到了一位趙先生，他的箱子很破，衣服很舊，一臉愁苦的表情。剛攀談幾句，他就問我認不認識當官的，能不能幫他搞到工程。我那時剛剛大學畢業，在一家國營公司擔任低級法律事務專員，從來沒接觸過什麼工程。趙先生大概是走投無路了，所以才會求助於我這樣一個無權無勢的陌生人。他說的工程就是當時的城市道路建設，在中國，這種工程極少有真正的招投標，大多通過關係和賄賂取得，然後層層分包下去。趙先生是這長長的利益鏈條的最後一環——真正的建設者。按他的說法，什麼樣的工程都可以接，再高的價格都可以承受，反正價格越高，他用的材料就越便宜，最後總能賺到錢。為了鼓舞我的熱情，他開出了一個天價：只要能幫他搞到工程，他就給我每公里10萬元的回扣。我沒這個能力，也不太相信他的大方，甚至把他當成了騙子。後來漸漸明白，這種事十分平常，甚至可以稱之為“中國規則”。趙先生也不是騙子，只是一個沒關係、沒門路的小承包商，像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既受著腐敗的損害，同時又熱切地盼望加入腐敗。交談結束的時候，趙先生用一句話概括他的發現：在中國，沒有一條路是清白的，都吃了回扣。

走在這寬廣而污濁的道路上，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觸骯髒之物。在當下中國，腐敗不僅是不言而喻的制度，它甚至成了法律和信仰。它無所不在，你不去找它，它就會來找你；你躲到天邊，它就會追到天邊。每一個領域、每一個行業都能看見這只骯髒的手：記者寫稿要收車馬費，教授參加論文答辯要收指導費，醫生做手術要收紅包，連愛心捐款、寺廟的香火錢都有人貪污。幾乎沒有人可以清白脫身，再正直的人也必須學會邪惡地生存。有位檢察官朋友曾這樣描述他的困境：領導在裏面抱個小姐，我抱不抱？不抱，還想不想混了？

1997年秋天，我所在的公司發生了一起攜款潛逃案，我和我的上司陪兩位員警去江西景德鎮調查，按照中國慣例，他們的一切花銷都由我的公司承擔。一天晚飯後，一位員警提議去夜總會消遣一會兒，這是文雅的說法，實質就是嫖娼。我的上司答應得不夠爽快，那位員警大為憤怒，他喃喃不絕地咒駡了幾十分鐘，在酒店的床上跳來跳去，大聲指責我的上司“不夠意思”，他說：“我為難你了嗎？我跟你要錢了嗎？看你那小氣樣兒！”我和我的上司無言以對，但在心裏，我們能夠理解這位員警的委屈，相信大多數中國人也能夠理解，那就是中國警民合作的規則：如果員警肯幫我做事，我就有責任滿足他的一切要求，儘量讓他開心。“收額外的錢，做該做的事”已經不能叫作腐敗，而是理所應當。那位傷心的員警連錢都沒要，只不過想去夜總會“消遣一會兒”，按情理說，已是過份的清廉。

如果腐敗不可避免，人們就會強迫自己去習慣它、適應它，甚至為它辯護。20年前，當我聽說有官員貪污幾千萬，就會感覺極度震驚，心裏想：怎麼可以這樣？10年前，聽說有人貪污幾億，我依然震驚：怎麼可以這樣？但現在，即使面對更龐大的數字、更離奇的情節，我都不會感到一絲一毫的驚訝。從震驚到習慣到麻木，這就是大多數中國人對腐敗的態度。人們只痛恨過度的腐敗，卻把適度的腐敗視為天經地義之事，如果有哪個官員很少收錢，甚至不收錢，那就會被當成是“青天大老爺”。有一件事可以說明中國人對腐敗的容忍程度：2010年，廣西有位煙草專賣局長因收受錢物近80萬元被捕，事發之後，中國年輕的意見領袖韓寒在網上發起調查，有近21萬人參與投票，其中超過96%的人認為這位局長“是個好幹部，應該繼續留任”。

2001年，我在廣州的一家公司任職，新年前的某一天，有兩位工商局的官員上門拜訪，一是感謝我們一年來的支援，二是徵詢我們的意見和建議。我的老闆是一位元聰明人，知道其中規則，吩咐我準備了兩個信封，一個2000元，送給那位科長；另一個1000元，送給科長的隨從。我們陪兩位官員喝了茶，談了些工作上的事，相見甚歡。把他們送走之後，我的老闆告訴我，這樣的事她已經做過很多次，在她看來，這3000元不能算行賄，只能算“一點心意”，用個中國式的術語，那叫“正常的人際交往”。

2003年，我開始申請我人生的第一本護照，按照程式，我先要向居委會申請一份證明，證明我既不是法輪功學員，也沒有參加1989年的學生運動，否則就沒有資格申請護照。那是一個炎熱的夏天午後，我在一間低矮簡陋的辦公室前等了兩個小時，終於見到了那位公務繁忙的居委會主任，他姓黃，大概是中國級別最低的官員，可依然像大多數中國官員一樣嚴肅且難以接近。他問我：你怎麼證明自己沒練過法輪功？怎麼證明自己沒參加過學潮？我跟他解釋：1989年我只有14歲，根本不可能參加學運，我也從來沒接觸過法輪功，而且，一個人很難證明自己沒做過什麼，只能由別人來證明他做過什麼。黃主任不為所動，堅持要我先證明自己的清白，如果不能證明，那我就是個可疑分子，不配擁有護照。還有一個理由是，萬一我出國後做了什麼不利於國家的事，他要跟著負責任，所以無論如何都不能幫我出具證明。談到最後，我屈服了，按照中國規則給他買了一條中華煙，大約值400多元。黃主任收下這條煙，開始不那麼堅持他的原則了，用5分鐘的時間寫完了證明，並且鄭重其事地蓋上了代表權威與責任的大印。我對他說謝謝，他回答：不客氣，應該的。但時至今日，我也不知道他說的“應該”到底指什麼，應該為我開證明，還是應該收我的賄賂？

這些都是久遠而且微小的往事，不足以代表中國的腐敗現狀。從那之後，我聽過、見過許多更骯髒、更恐怖的事：一個村長可以貪污幾億，一位省長可以貪污幾十億，一個女人僅憑出賣肉體就可以當上高官，一個律師會向法官獻上未開苞的處女……但正如前文所講，我不會再感覺震驚，這是骯髒的河流，如果在其中生活太久，就會把骯髒當成生活本身。

在我很天真的時候，曾以為中國的高層是真心反腐，只是他們的下屬執行不力。後來，當我看到貪官的家產越來越驚人，看到各級官員都反對申報財產，看到媒體報導貪腐案件時的種種限制，我終於明白，這個國家沒有人真心反腐。這個政權需要腐敗，甚至鼓勵腐敗，腐敗就是它天然的潤滑劑，一日無腐敗，則一日不得運轉。它相信“水至清則無魚”的古老格言，卻不明白，有一種水本是喝的，不可以拿來養魚。

2009年夏天，重慶市公安局通過朋友向我發出邀請，說我對中國司法腐敗的描寫“淋漓盡致”，希望我能去重慶再寫一本，我揣測其用意，大概是想宣傳他們“打黑”的重要意義，反腐敗的堅定決心。但我還是拒絕了，因為我已經明白：如果沒有良好的制度做保障，腐敗將不可避免，“反腐敗”的口號叫得再響，也只不過是戲臺上的表演。

權力的腐敗曾是全人類的難題，但在今天，大多數國家已經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當我們研究中國的腐敗原因，需要誠實回答兩個問題：中國的權力在哪裡？在北京。誰來監督？北京來監督。這就是腐敗的根本原因，正如阿克頓勳爵所言：權力產生腐敗，絕對的權力產生絕對的腐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