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十六、日治時期長久旅居海外畫家

最後，筆者將提出旅居海外較為長久的台籍名畫家，他們在日治時代雖不一定與台灣西畫界有密切關係，然而他們也都是那 個時代培養出來的，而且在國內外都曾經有過相當的成就。

林克恭（1901-1992）：

林氏為板橋林本源的直系家族，林柏壽為其四叔。家庭富裕，年輕時代隨父返回大陸，住廈門鼓浪嶼，後赴英入劍橋大學經濟系，1925年畢業後又在倫敦大學美術系與法國朱里安學院研究油畫。在歐洲到處旅行寫生，娶了一位瑞士籍太太，在瑞士住了八年，然後在1930年返回大陸，住在鼓浪嶼，出任當地中學教員，後擔任私立廈門藝術專科學校校長兩年。台灣畫家藍運登（1907-1983）、謝國鏞（1913-1974）係該校畢業 生。1935年第一次返台，當年11月，曾經假台灣日日新報社舉辦個展，1949年林氏第二次個展在香港舉行，展畢後即返台定居。

其實，他回台之前一年，曾將兩幅大作由廈門寄回台北，參加那一年的全省美展（應該是第三屆），在中山堂（當時為台北市最大最完美的展覽場），由於其風格非常特殊，頗帶有英國油畫意味，獲得識家的讚美。不久，林氏返台，由於過去一直住在海外，家鄉除了少數親戚以外，在台北繪畫界少有熟人。

筆者在1951年偶然於「新藝術」雜誌社編輯委員會議席上與林氏結識，嗣後結為莫交，常與他攜手到「鼎盧」找藍蔭鼎，閒聊藝事至深夜。回台後他的繪畫更上一層樓。1953年假台北中山堂開個展，當時他在臺灣畫壇上屬陌生人，筆者義不容辭地於聯合報「藝文天地」撰文推介，三天後，觀後感又油然而生，竟再寫一文發表於中華日報副刊。當時任政工幹校美術系主任梁鼎銘前往欣賞，大為感動，竟聘為油畫教授。1970年筆者任文化大學美術系主任時，亦敦請林氏為油畫教授。他曾任全省美展評審委員，亦應聘擔任聖保羅國際美展評審委員。戰前繪畫工作在英京、瑞士，作育英才在廈門，這一點大可以與往日在北京、上海等地執教過的劉錦堂、郭柏川與陳澄波等人媲美，他是日治時代唯一留英畫家。1972年攜眷赴美國紐約定居，1990年最後一次返台，筆者曾經在龍門畫廊與他晤談，竟成為最後一次見面。1992年逝世，享年92歲。

其次要舉出日治時期兩位旅日名畫家：

陳永森（1913-1997）： 

台南市人，長榮中學畢業後，作品集入選第三、四屆台展，1935年赴日，考入東京美術學校油畫科，畢業後仍留在研究 科深造，戰前多次入選「台展」與「府展」（兩次榮獲「特選」），也是戰前「台陽」的會員，頗有潛力的畫家。戰後，他的作品逐漸從油畫轉入膠彩畫，在這方面尤為值得一提的，是他將膠彩畫表現得更新穎更前進，使它無法達到區分出西洋畫或東洋畫的地步。

對他而言，畫沒有「東」、「西」之分，所以在旅日期間，他的作品連續多次入選「日展」（「帝展」「文展」戰後改稱「日展」），有時在東洋畫部，有時在西洋畫部，甚至於因連續獲得特選而進入「免審查」級畫家。

1965年還榮獲日本天皇御賜的「白壽獎」，這在「日展」中是 相當高的榮譽。他的作品可以參加日本畫部門，也可以參加西畫部門，甚至於其書法或版畫的成就，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他的作品曾經入選日本的國際版畫雙年展、泰東書道展。戰後數年曾經第一次返台舉辦個展，立即引起一些帶有排日傾向的畫家們圍攻，把它的畫說得一文不值，原因無他，一言以蔽之：他來自日本，畫的是日本畫，得的獎是日本天皇送的，真是無辜；筆者立即在聯合報「藝文天地」撰文為他解圍。繼後他又返台開個展二次，頗獲好評，然後一直隱居在日本，直到逝世，享年84歲。

許長貴（1910-）：

除了陳永森以外，在諸多旅日畫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就是老畫家許長貴。許長貴為台南市人，關於他的畫歷，筆者僅知他若仍健在的話，應該九十多歲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赴日留學，入東京美術學校西畫科，跟隨當時名牌教授安井曾太郎學習素描及油畫，一直到四年應該畢業時，他為繼續跟隨安井教授，遂連續留校進修多年。在多次入選「日展」與「一水畫展」後，被推薦為「一水會」會員。所謂「一水畫會」係創立於1936年，是「二科畫會」解散後重新組織而成的，其在畫壇上的地位僅次於戰前的「帝展」與戰後的「日展」，甚至於與官辦美展頗有分庭抗禮之勢。

他家住在東京都大田區田園調布町，1988年筆者第一次在日 本高崎藝大講學時，與同事閒聊時聽到他的事蹟，遂專程前往 拜訪他。到他家一看大吃一驚，他一生除了繪畫以外，別無其他，狹窄的獨屋，一樓為起居室，二樓為畫室，堆滿一百號以上的巨作約一百幅，是他繪畫生活五十多年的「結晶」。因為毫無收入，僅靠偶爾出售一幅小品糊口以外，大作一件也捨不得出售，而每一幅作品都能引人入勝，扣人心弦，難怪他能被「一水會」這個在日本是水準相當高的美術團體吸收為會員，長達二十年。

在見面閒聊之後，始知他的胞兄就是許長安，是台南某信用合作社理事長、古董收藏家，與筆者是舊知，真是奇緣也。

筆者返台後，查閱許多資料，僅知1942年2月間，日本光風畫會舉行年展，當時由台灣送件參展而獲入選的，有陳澄波「採花姑娘」、許長貴「靜物」、西尾善積「城裡進香」等三人，這裡出現的「靜物」該是許長貴的處女作吧。

雖然許氏與戰前的台灣西畫界沒有直接的關係，然而他一直持用台灣的護照，在異國奮鬥六十多年而成就高超，卻從未曾被國內人士所認識，是一個遺憾。記得筆者於1990年左右，曾往訪台北市立美術館館長黃光男，將許長貴的事蹟詳細告訴他，經過兩年之後，他曾來電詢問其住址，稱近日有館員出差赴日，順便找許氏，洽談回國展覽事宜，筆者聞訊後，非常期待。可是，最後還是交涉未成功，他一直未曾返台。究竟是否尚健在，甚為懷念。

十七、書法界的大躍進

清代中國書學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前期屬帖學派優勢期，後期屬碑學派優勢期。康熙皇帝酷愛明代董其昌書法，接著乾隆皇帝愛好趙孟頫書法，前後兩位皇帝在位約一百年之間，從朝廷到大小官吏甚至於書院學子都步其後塵。到了嘉慶、道光時 代，隨者學術界注重考據，金石學發達，導致書法亦產生變革，又經阮元（1764-1849）、包世臣（1775-1855）等人提倡，過去的帖學派消失而碑學派抬頭，鄧石如（1739- 1805）、伊秉綬（1754-1815）等人新書風，風靡於書法界，開拓出全新局面。清代後期臺灣也出現了一位碑學派名師，影響臺灣書法界。

呂世宜（1784-1858或1859）為道光二年舉人，道光十七年（1837）來台擔任板橋林家花園西席，曾為林家蒐購將近千種金石拓本，而他自己又是隸書名家，其用筆不遜於伊秉綬，橫平豎直的執筆，使轉折時筆管部偏側，洋溢著堂堂氣象。由於呂世宜在台約二十年，雖說在林家講學並指導書法，然而二十載的歲月，直接或間接的為台灣立下金石學基礎，喚起全台文雅之風。大家都視他為全台書法之宗師，難怪尾崎秀真在「台灣文化三百年」的紀念大會上說「台灣隸書皆為呂世宜之流派」、「台灣流寓之士，書推呂世宜」等語（見「清朝時代文化」，1930，台南市共榮會）。

到了日治時代，受呂世宜影響較深者有：王石鵬（新竹人，工隸篆）、鄭神寶（新竹北郭園後人，善隸篆）、王席聘（鹿港人，初學米芾，後學呂氏）等多人。

還有黃彥鴻（光緒進士，新竹人）、鄭貽林（光緒秀才，鹿港人）、鄭鴻猷（光緒秀才，鹿港人）、吳廷芳（台北士林人）、施壽柏（鹿港人）、劉家驥（新竹人，1927年善化書畫展書法第一名）、劉篁村（北郭園西席劉廷璧之子，日治後期執教於台北師範）等，不一定與呂世宜隸書有直接關係，但是都是日治時代擅長隸書而具有盛名者，還有台南林觀濤由隸書出發，演練出一種可以稱為「古隸」的書體，於光 緒年間來台，旅居霧峰、鹿港等地長達15年以上，直至日治時代初期的福州書畫家蘇淞，也受到收藏家們熱愛隸書的風氣感染，多寫隸書回應。這些人在地方上書法界頗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要之，隸書在日治時代不敢說它是書法界的主流，但是說它是當時的流行，一點兒也不為過。

筆者曾經閱讀過一些記述日治時代文化活動的文章，指責當時日治當局在台北市或其他都巿經常舉辦吟詩大會、當場揮毫、頒贈「紳章」表揚各地名流等，甚至於總督亦親自參與前清文人的活動，嘲笑他們是懷柔政策，不值得一談。可是，我們應該冷靜地思考：日人登台後即公告台人，可以兩年內出售不動產，搬回中國，若逾期留下者，表示自願成為日本人。對於自動留下者，當局還肯低聲下氣的與文化界人士互動交誼，比起不分青紅皂白，拿出機關槍來對付你，真是有天壤之別。

還有，戰後的白色恐怖時期，許多台人都不得不迎合當局的「需求」，硬說日治時代禁止學習漢文（應該說不鼓勵，並無任何禁止的法令），可是，日治時代的初中及高中都有漢文課，國立大學都設有漢文系，讀的內容都是論語、史記等，直到現今，距戰後60餘年，日本高中仍持續的進行漢文課的教學，這個事實或許令人不敢相信，可是只要查問留學生便可獲得答案。只不過日本人讀漢文、吟漢詩用的是日本音，其實這是天經地義的事，難道說日人為了要唸漢文一定要學中國音講中國語才可以嗎？

亞洲地區使用漢文的國家，尚有韓國與越南，難道他們也是用中國音來唸的嗎？雖然他們用韓語、越南語唸漢文，你能說他們讀的不是漢文嗎？1989年裕仁天皇過世，年號改成「平 成」，當時筆者正在日本講學，早晨電視新聞就報導「平成」一詞來源是取自中國「史記」中的哪一段，詳細敘述它的含意是甚麼，這不叫漢文又該稱為甚麼呢？我們讀漢文是學習其中的意義與精神，不是要變成「漢代人」。

言歸正傳，我們檢視50年的日治時代，來台灣擔任歷代總督、將領、官員的日人，幾乎人人都是漢詩、書法的好手。1908年佐久間馬太總督應板橋林家花園之邀，為板橋林家書寫枋橋建學碑篆額，至今尚存。江戶時代兩百年是日本最泰平的時期，公學、私塾之多，漢學、詩社（當然是漢文、漢詩）之盛，超出今人想像的程度太多太多了。第三任總督乃木希典的漢詩造詣之高，在日本非常出名。1910年（明治43年）元 旦，《台灣日日新報》刊載當時總督佐久間馬太與民政長官大島久滿次，以及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兒玉源太郎、 後藤新平、祝辰已、水野遵等前總督和官員的書法作品，這只不過是筆者看到的例子而已。2001年淡江大學舉辦的台灣先賢書畫展，其中也展出幾位總督與來台將領的書法作品，讓觀眾欣賞到他們在這個領域的修養。早期擔任高官或是將領一定具備漢文、漢詩的修養，中國如此，日本亦復如此，不值得大驚小怪（請參閱「台灣書法傳承展作品集」，2004，淡江大學藝術中心）。

談起戰前的日本書法界，有些人喜歡提到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中國金石書家楊守敬於明治13年攜帶若干漢魏碑拓，隨駐日公使黎庶昌赴任，使得日本書壇一反常態，大家學起漢魏書體...等，這些說法是昧於事實的臆測而已，日本人收藏碑拓是先當歷史資料，不該混為一談。1998年筆者第二度應高崎藝大聘赴日講學時，曾多次調查此事，卻發現史實與上述說法大相逕庭，因為江戶末期治明治初年，碑學派本來就佔有相當的地位，有人還寫成「攜帶一萬三千多件漢魏（有人說六朝）碑拓赴日」，更是吹噓之言。

再談日治時代的台灣書法界，筆者認為日本教育從小學到中學，都有書法課，寫的也都是漢字，其重視書法的程度，若拿清代書院來與它相比，那簡直就是天壤之別。無論中學或小學的書法教員都必須國家考試及格者（少數為合法團檢定及格 者）始可任用，他們大多在日本已經都是名家，少數起用了台籍名流如：鄭鴻猷、林知義、洪以南、杜逢時等7-8位，都擔任當時師範學校、公立中學、高女等之書法教師。當然他們不諳日語，也沒有經過政府的檢定，可是他們實力與聲望，無人懷疑，擔任教職，遊刃有餘，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是賢明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