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tricia Wen,2012年3月4日,波士頓環球報(原文連結

北京─去年秋天一個和暖的週末,六百多位中國長者,或拄拐杖、或撐著助行器,齊聚北京一家飯店,參與這世上最特別的大學校友會。

他們的母校,上海聖約翰大學,在六十年前便不復存在。最後一屆學生畢業於1952年,是年中共當局關閉這間由傳教士創辦的學校。當年上課的學生──校友會中最年輕的──如今也年屆八十出頭了。

他們因著一股強大的力量使他們能過了這麼多年仍可以聯繫在一起,其中一項是他們不尋常的經歷,在中國本土接受西方獨立人文精神教育。但除此之外,他們還有部分原因是基於他們極有影響力卻少有人知的背景,即校友分布世界各地,影響過去一世紀的中國發展甚鉅,使他們至今在民族意識下稱他們受到西方影響的爭議感到不安。

聖約翰大學從沒有像哈佛或耶魯大學等校那樣聞名國際,最高峰時一年也只有三百名畢業生。但在其立校73年間,聖約翰大學及其他傳教士在中國設立的學校──如今早已不存──教出一批獨特的畢業生。他們受教於洋人和中國人,學生同時浸淫在中西兩種文化中,中英文流利,人文教育與科學教育並重。

聖約翰的校友名單遍佈世界,宛如連通中西的名人錄。讓香港可以和平轉移中國的前政府官員魯平,1947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戰後中國首位百萬富翁,前故中國國家副主席,有「紅色資本家」稱號的榮毅仁,也是校友。台灣前故總統嚴家淦也有聖約翰的學位。二十世紀初期兩位中國重要的外交大員,宋子文和顧維鈞,都曾在聖約翰就讀。鄒文懷也是,他是香港的電影製片人,曾捧紅李小龍等武打明星。國際著名的建築師貝聿銘到美國之前曾在聖約翰附屬中學就讀。

當中國於1980年代向西方世界開放時,是由許多聖約翰的校友──特別是海外的校友──提供技術,他們已經是企業家、銀行家、工程師、科學家、學者之流。就和其他機構一樣,這間消失已久的學校幫助中國回到世界經濟之中。

看起來中國應該很樂於接納這所讓中國步入成功的學校遺產。但聖約翰的西方行徑向來和它所處的社會格格不入,即使今日,兩者之間的關係仍是曖昧不安。比如說,1980年代末,有校友想在上海復校,中央同意考慮這項提議,但因為「聖約翰」之名而中止。儘管這間學校校友有錢有勢,中國卻沒有讓聖約翰復校。上海的原校區如今由一所公立大學所佔用。

我父親畢業於1949年,不久即移民美國。如同其他校友,他一直想回饋母校。去年秋天我陪他參加校友會,看到一群舉止高雅的耄耋長者,舉手投足間自然交融中西文化。在活動之中,他們以國語或英語交談,穿著中式棉襖或西式的運動外套,唱著京劇或「友誼萬歲(Auld Lang Syne,驪歌)」。

今天,中國正逐漸引入西方人文學院的概念,在這些學校所培養出的智力創造價值和他們可能培養出政治異議者的風險之間拿捏。聖約翰大學的故事反映出在強權威脅下的教育仍然展現出民族的自尊,求知若渴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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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約翰大學的校園是個安靜如田園般的地方,他四周圍繞著農田,毗鄰蘇州河。它距離繁華的上海商業區數哩之外,有禮拜堂、演講廳、交誼廳、宿舍、運動場。校舍融合中西,地標為懷施堂(Schereschewsky Hall),以創辦的主教命名,有著壯觀的中國式屋頂。

美國聖公會於1870年代創建聖約翰,一方面為了抵擋當時日益排外的中國,同時質疑西方四年制大學的價值。據哈佛政治學教授Elizabeth Perry說,她的雙親曾任教聖約翰,十九世紀的中國還未建立高等教育制度,僅有一些私人的學院教士人通過科舉,參與官職。西方傳教士從無到有,逐步建立學制,包含前燕京大學的創辦人,也是聖約翰最大的競爭者,同是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私立大學。

中國的領導人擔心聖約翰的傳教士想要徹底改變中國,某種程度而言,他們是正確的:主教希望可以建立一批神職人員來傳教。但學生改信的比重甚低,
傳教士發現他們的目標不切實際,聖約翰於是變成更為世俗化的機構(原本聖約翰只收男子,但在1930年代開始收女子)。

不久中國的菁英家庭便開始中意聖約翰教育的價值。它提供西化教育──幾乎全英語教學──幫助畢業生得以在國際貿易和外交任職高位。除了實際的好處外,聖約翰讓學生接觸到嶄新的文化經驗。佈告欄上貼著古典音樂的海報、校園報刊的會議、練習打壘球。學生可以選擇人文學科、社會科學、自然科學,乃至於中國首創的醫學院。據已故的Mary Lamberton回憶,當時有些西方教員發現許多中國學生重記憶而不重分析,於是在課堂強調獨立思考。從很多方面看,在聖約翰唸書的中國學生實相當於在國內留學。

與此同時,聖約翰成為西方的顯著象徵。學校建立於1842年,那年南京條約讓中國含辱割讓香港給英國,開放五個口岸給西方通商。隨著反西方情緒的波動,聖約翰的大門時長充斥著反西方、反基督的標語。

聖約翰和西方的關連最終畫下句點。1949年五月,共黨軍隊將要接收上海之際,聖約翰一些親共學生為了要慶祝「解放」,校園內一團混亂。我父親和其他將要畢業的學生,只得直接到主任辦公室領取文憑,沒有畢業典禮。許多學生逃至香港、美國,或隨著國民黨避難台灣。

三年後,共產黨關閉聖約翰,設立公立大學取而代之。據校友George Shen回憶,學校禮拜堂不久因「剷除帝國主義者宗教的影響」而拆除。學校地標懷施堂後以中國作家鄒韜奮之名改為韜奮樓。

傳教士的夢想不再。但他留下了另外的遺產:學貫中西的校友,讓中西文化得以交流,並且推廣到中國以至世界。

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留在中國的聖約翰畢業生發現他們的處境艱困:他們得淡化他們的西方教育,甚至得燒掉他們的文憑來保護自己。據沈氏之言,他在1951年畢業,一位共黨幹部知道他是聖約翰畢業之後,他得到這樣的回應:「你是說那間黑色帝國主義學校?」那位校友無言以對:「我羞愧無比,無法回答。我只能低著頭,默不作聲。」

84歲的潘永頤,曾在1950年到60年代間,在江蘇一間中學教英文。但1960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學生知道他的隱密的過往──包括他曾讀過聖約翰──將他鎖在學校的臨時監獄中。

「我有六年不能教書」潘永頤說,他如今住在紐約皇后區,是聖約翰校友會美東支部的主席。「紅衛兵一直將我關在學校監獄裡。」

當是時,海外的聖約翰校友正在努力開創事業,當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許多人渴望能回饋他們的原鄉。聖約翰的守則一直強調要獻身中國,「許多人都想著要怎麼讓中國更好,可以趕上外面的世界。」香港一間報紙的前總編輯沈鑒治說。

離開的人多少也有點倖存者的愧疚。我父親Robert Wen,當時是密西根州立大學土木工程教授,他說他住在美國三十多年,對美國的愛愈來愈深,但一直有個拉力想要去幫助中國。1980年代,他接受中國政府請他回國任教的邀請。他回憶說,在中國,「我就像出嫁的女兒歸寧那樣。」

前哈佛大學專門從事東亞研究的傅高義教授說,聖約翰和其他教會學校的校友,對中國能重返國際社會著力甚多。「他們讓中國接上西方的速度快了許多」,他說。香港的校友特別多,已準備好建立經濟連繫;他處的畢業生不僅因自身科學、技術、商業等專業能力獲邀回國,也因為他們可以成為東西文化之間的橋梁。

1992年校友會時有過一次復校的振奮消息,當時是在上海,大約有1700名校友,當巴士載他們到位於蘇州河畔的舊校區時,許多校友下車,蹲下來親吻土地。當計畫受阻後,有些校友回到台灣和加拿大的聖約翰「繼任」版本。然而,能在上海舊址復校的心願依然不變。但不會發生了。1989年當學生在天安門民運抗爭,使中國政府面臨大學中西方思想可能帶來的破壞,佯稱協商會繼續。校友之間流傳這麼一種說法,江澤民──十年後的中國領導人──稱讓大學變成「買辦大學」。

今天,中國正在努力重塑高等教育,少數名牌大學比地區學院要多,後者苦於人數過多、教學乏味。中國學生只要能負擔得起,無不往國外留學。

隨著國家逐步開放,這個經驗模式也開始遭受考驗──人文學院。去年,在上海聖約翰舊址不遠處,批准籌辦一所西式的人文學院,由紐約大學主導。校友發現,中國寧願求助於美國學校,也不願復原自己的過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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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月聖約翰校友會,退休外交官魯平發表一場主題演講,許多人沒有出席。他身材高大、一頭白髮,由於他是香港移交時的主要人物,因此備受尊崇。

在講台上,魯平以校友會主席的身分,提到校友的高齡,他單方面宣布一項震驚與會人士的消息:這是最後一次校友聚會。

「我們都怔住了。」潘永頤回憶,他特地從紐約參加校友會。

許多校友認為魯平的說法是經由共產黨高層的授意:以他的聲望,難以想像他會在沒有高層支持的情況下撤銷聚會。但疑問仍然存在:為什麼?是因為聖約翰仍太具爭議?是因為下次校友會暫定在台灣,大陸的校友無法輕易成行?還是就如同盧平所說,校友年紀太大,不適合出遊?(確實有位從紐約來的校友在赴會途中過世。)

隔天校友會的最後一天,一位台灣的校友主動拿起麥克風,說下次聚會應該在台北舉行。魯平打斷他,幾乎是趕他下台。

為什麼魯平會這麼說,仍然沒有答案。當我試圖連絡他時,他所屬的中國福利研究所透過發言人拒絕採訪。

無論他的理由為何,這件事情能不能落實也很難說。即便過了六十年,聖約翰的精神仍不容易退讓。聖約翰大學美西校友會的沈會長,認為下次校友會遲早會有的。

「我們是一群頑固的老人。」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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