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第七章　春秋時睢水有祆神之謬說

春秋時水有祆神之說，作俑於宋之姚寬。謬說相沿，人多忽略，亟應辭而闢之。 

《西溪叢語》卷上，據杜預《左傳》注云：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祆神（杜原作妖神），皆社祠之（杜注原作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也。此郎火祆之神，其來已久。

按此為《左傳》僖十九年注，《左傳》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穀梁傳》曰：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孔穎達《左傳正義》曰：屬，聚也；殺鄫子以懼東夷，使東夷聚來歸己也。下云用諸淫昏之鬼，則此祀不在祀典，故云此水次有妖神，妖神而謂之社，傳言以屬東夷，則此是東夷之神，故言東夷皆社祠之。《後漢書》卷三十一《郡國志》引漢唐蒙《博物記》，臨沂縣東界次睢，有大叢社，民謂之食人社，卽次睢之社。

穎達唐初人，且曾與於纂修《隋書》之役，《隋書》已有祆字，唐官並有祆正，果杜注之妖神為祆，穎達不應不知。今《正義》明曰此是東夷之神，《博物記》又謂為食人之社，則與西域之祆，有何關係？且殺人而用祭，更非祆教所有，直風牛馬不相及也。杜注所謂妖神者，不正之神耳。《正義》曰，此不在祀典，故云此水次有妖神。妖，形容詞；祆，名詞。姚寬引杜注，於社祠句，略去東夷二字，誤妖為祆，強指為火祆之神，《左傳》杜注非僻書，不知何以謬誤至此！《四庫提要》雜家類存目二，論大秦景教流行中國，大半襲《西溪叢語》，不加糾正；東夷皆社祠句，並循其誤，脱去東夷二字；貽誤後學，不為淺矣。

《西溪叢語》又引宋次道《東京記》；寧遠坊祆神廟注，《四夷朝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建廟，或傳晉戎亂華時立此。

《四庫提要》引宋次道《東京記》，即本於此。「晉戎亂華」四字，《提要》改為石勒，係避淸人之諱。徐松《唐兩京城坊考》，立德坊條下，謂東京無寧遠坊，四庫提要》所引《東京記》，不知見於何？其實《提要》所引，本諸《西溪叢語》，而不注明出處，一若曾親睹《東京記》者，亦自欺欺人之甚者也。宋敏求所記之東京，係汴京，徐松所謂無寧遠坊之東京，當係洛陽。

畢國見《隋書》卷八三《安國傳》：「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畢為康鄰國，康有神名祆，已見魏隋諸書，畢有祆祠，其說可信。然謂晉戎亂華時中國即有祆廟，尚無他證。

第八章　唐代火祅之尊崇

唐代之尊崇火祆，頗有類於清人之尊崇黃教，建祠設官，歲時奉祀，實欲招來西域，並非出自本心；然則唐代兩京之有火祆祠，猶清京師各處之有喇嘛廟耳。

韋述《兩京新記》卷三：西京布政坊，西南隅胡祆祠。注：武德四年所立，西域胡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
同卷：醴泉坊，西北隅祆祠。 （《長安志》西北隅作西門之南）
同卷：普寧坊，西北隅祆祠。

《兩京新記》久佚，右所據者為日本》佚存叢書》本，僅存卷三一卷。據宋敏求《長安志》卷七注引韋述《記》，西京胡天祠有四，此僅得三，其一可於《長安志》補之。

《長安志》卷九靖恭坊，「街南之西祆祠」。

同志卷十：布政坊，胡祆祠。注：「祠内有薩寶府官，主祠祆神（祆或譌作祓），亦以胡祝充其職。」

宋敏求《長安志》，本采自韋述《記》而加詳；今韋《記》所亡，宋《志》尙可補其闕，並可校其誤。敏求又有《河南志》，亦久佚。清嘉慶間徐松因纂輯《全唐文>，在《永樂大典》中得《河南志》圖，證以《玉海》所引，《禁扁》所載，知是敏求舊帙，乃綴集他書，成《唐兩京城坊考》，亦可輔宋《志》等之亡也。

《唐兩京城坊考》卷五：東都，會節坊，祆祠。
同卷：立德坊，胡祆祠。 

唐代祆祠之多，於此可見；計西京四，東京二。武后時張鷟撰《朝野僉載》三十卷，今不全矣。據《四庫全書》本，尚有二條述祆神祠者。

卷三：河南府立德坊，及南市西坊，皆有僧妖神廟（妖當作祆，僧本作胡），每歲商胡祈福，烹猪羊，琵琶鼓笛，酣歌醉舞。酬神之後，一僧（《寶顏堂秘笈》本及《太平廣記》二八五引兩僧字均作胡）為祆主。其祆主一横刀，利同霜雪，以刀刺腹，食頃，平復如故；蓋西域之幻法也。
同卷：涼州祆神祠，至祈禱日，祆主至西祆神前舞一曲，即却至舊祆所，莫知其所以然也。（按《畿輔叢書》本無此二條）

河南府立德坊之有祆祠，已見《兩京城坊考》。其南市西坊之有祆祠，又可補《京城坊考》之闕。至涼州之有祆祠，則與《沙州圖經》及《新唐書》之說可相印證，敦煌發見唐寫本《沙州圖經》卷（或稱《沙州志》），其雜神條下有云：
祆神。注：右在州東一里，立舍畫神主，總有二十龕，其院周迴一百步。

又《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祠部：「兩京及磧西諸州火祆，歲再祀而禁民祈祭。」

由此推之，唐代祆祠之建，並不限於兩京；磧西諸州，隨地皆有。然禁民祈祭，則與後代官廟之性質相同。故吾擬諸淸朝之喇嘛廟，建祠而外，且置官典守，而不許人民祈祭也。

《通典》卷四十《職官典》，視流内：「視正五品，薩寶；視從七品，薩寶府祆正。（府或譌作符）」注：「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呪詛。」
同卷，視流外：勳品，薩賓府祆祝（祆或作祓，據《舊唐書·職官志》改）；四品，薩寶率府；五品，薩寶府史。」

《長安志》言薩寶府官，主祠祆神，亦以胡祝稱其職；則此等官守，必以胡人充之。曰「草本事，取火呪詛」，則祆之拜火，及稱火祆之緣由，又多一證。

《魏書》卷一〇二，《隋書》卷八三：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康國，唐人謂卽康居，為祆教流行之地。薩寶之名，是否取於此，不可知也。

然有應注意者，唐代祆祠及官，係武德四年（六二一年）所立。唐以前中國有拜胡天制，唯未見有祆祠。唐代之有祆祠，當以西京布政坊西南隅之祆祠為始。

《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流市九品三十階之内，又有視流内起居五品至從九品。開元初，一切罷之。今惟有薩寶祆正二官而已。視流外，亦自品至九品。開元初唯留薩寳、祆祝及府史，餘亦罷之。

薩寶，及薩寶府祆正，薩寶府祆祝，薩寶率府，薩寶府史，皆唐朝特為祆祠所設之官。官秩雖微，然視流内外九品之官，開元初一切罷之；其存而不廢者，唯此數職；其有特別關係，可斷言也。時方有事西域，欲以此懷柔一部分之人心，亦政治作用所應爾也。

第九章　火祆與大秦、摩尼之異同

唐時外教之入中國，火祆而外，尚有大秦、摩尼（或作末尼）、回教等三種；回教唐代未大盛，記錄絕少；惟火祆、大秦、摩尼三教，均自波斯，學者每混而為一；其間分辨明晰者，唐有韋述、舒元輿、李德裕等，宋有王溥（《唐會要》）、宋敏求、張邦基等；若唐之杜佑，則分析不見明瞭；宋之贊寧、姚寬、宗鑑、志磐，則無辨別諮敎之知識也。

因述火祆，不得不箫述大秦、摩尼。大秦在唐代，本名景教，為基督教之別派，所謂聶思脫里派是也。聶思脫里倡異設於劉宋元嘉間，其說不容於西歐，乃轉而傳播於波斯及中央亞細亞，唐貞觀九年入中國，寺稱波斯寺。波斯滅後，天寶四年改稱大秦寺，以其寺名大秦，故人又稱其教為大秦；是大秦寺、波斯寺，一也。

摩尼則起於西曆後二百餘年，在後漢建安中，波斯人摩尼取火祆教、基督教、佛教而折衷之，別成一教。武后時入中國，為回紇人所信奉。唐中葉數借援兵於回紇，其教遂挾回紇人之勢力，頗盛一時。其教與佛敎相類，開元二十年曾詔辨明之。其教又與火祆相類，《佛祖統紀》且稱之為末尼火祆。至南宋末，尚有傳習之者，實與火祆是二非一也。（詳見《摩尼教入中國考》）

唐時火祆與大秦、摩尼相異之點，有一顯而易見者，即大秦、摩尼二教，均有傳教舉動，且翻譯經典，流傳於世，故奉其教者，有外國人，有中國人。火祆則不然，其人來中國者，並不傳教，亦不翻經，故其教只有胡人，無唐人。近年敦煌發見大秦、摩尼二教經典，各有數種，而火祆教經典獨無聞，此其證也。（近日本《世界聖典全集》刊行會新譯有火祆教經名《阿威士陀經》已出版）又大秦、摩尼寺均稱寺，而火祆祠獨稱祠，間有稱廟者，亦隱與大秦、摩尼有別。

第十章　唐宋人對火祆之識別

韋述《兩京新記》，於波斯寺與胡祆祠，分別甚明。胡祆祠已見前，西京波斯寺亦有二：

《兩京新記》卷三：西京醴泉坊，十字街南之東，波斯胡寺。注：儀露二年（六七七年），波斯王畢路斯奏請於此置波斯寺。

醴泉坊有祆祠，亦有波斯寺，在祆則稱祠，在波斯則稱寺，而均謚以胡名，明其非中國之教也。同卷：普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 

此據《佚存叢書》本，若據景教碑及《長安志》，則義寧坊有波斯寺，普寧坊無波斯寺，此普字當義字之誤。徐松《唐兩京城坊考》西京城郭圖，普寧坊南即義寧坊。

宋敏求《長安志》卷十，記載尤詳，曰醴泉坊街南之束，舊波斯胡寺。注：景龍中（七〇八年） 幸臣宗楚客築此寺地入其宅，遂移寺於布政坊之西南隅祆祠之西。

韋述《記》，布政坊有祆祠，無波斯寺。宋敏求《志》，則布政坊祆祠之西，亦有波斯寺，此寺由醴泉坊遷入，而醴泉坊舊寺則圈入宗楚客宅中。據《唐兩京城坊考》西京城郭圖，醴泉坊東即布政坊。
同卷：義寧坊街東之北，波斯胡寺。注：貞觀十二年（六三八年）太宗為大秦國胡僧阿 羅斯立。

據教碑，阿羅斯應作阿羅本，寺名波斯，僧曰大秦，可知大秦與波斯，地雖不同，然其所指，則實為一事。宋敏求於火祆、波斯、大秦，分别甚細也。

《唐兩京城坊考》卷五：東都修善坊，波斯胡寺。

東都祆祠已見前，此亦引宋敏求《河南志》者；祆祠與波斯寺，絕不相混也。《唐文粹》卷六五，有長慶間舒元輿撰鄂州永興縣《重巖寺碑銘》於火祆、大秦、摩尼三者，分別甚為明瞭，曰：
十族之鄉，百家之閭，必有浮圖為其粉黛。國朝沿近古而加焉，亦容雜夷而來者，有摩尼焉，大秦焉，祆神焉（祆或譌為秋），合天下三夷寺，不足當釋寺一小邑之數；其所以知西人之教，能蹴踏中土而內視諸夷也。

據此，則火祆與摩尼，亦絕不能相混。《唐會要》卷四九，於大秦寺、摩尼寺，分條記載，並足為大秦、摩尼不同之證。

第十一章　唐宋人對火祆、大秦、摩尼之混同

火祆、大秦、摩尼三教之不同，既如上述，然後人每混為一談。前淸學者，如錢大昕、杭世駿、徐繼畬、俞正燮、朱一新等之考大秦景教，均不免此弊。宋人姚寬之考火祆，實開其先焉。其原本由於《通典》注將三教掌故，連類而出。後之人不究其所以然，遂誤混為一。今將《通典》原注備錄如左，以識其誤之濫觴。

《通典》卷四十：薩寶府祆正。曲：祆，呼煙反（此據明槧本，今通行本作呼朝反）。祆者，西域國天神，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四年置祆祠及官，常有群胡奉事，取火呪詛。貞觀二年盈波斯寺。（據景教碑及《長安志》應作十二年）至天寶四年七月勅（《唐會要》卷四九及《冊府元龜》卷五一作九月）：波斯經敎，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因以為名；將欲示人，必修其本（修或作循），其兩京波斯寺，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亦宜准此。（《會要》作諸府郡置者亦准此）開元二十年七月勅：末摩尼法，本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以其西胡等既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者。（《佛祖統紀》卷四十作既是西胡師法，其徒自行，不須科罰）

本敘藏寶府祆正，而注並引貞觀十二年及天寶四年波斯寺大秦寺事；又引開元二十年摩尼教事；凡此皆以其為外來之教，連類志之，以便觀覽；豈意後之人有因此而混為一教者，始料所不及也。《通鑑》卷二四八胡三省注，亦用《通典》注之例，將大秦、摩尼、祆三教之事，連類而書，不備引。

《西溪叢語》卷上，稱唐貞觀五年，有傳法何錄將祆教詣明奏聞。勅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大秦寺，又名波斯寺。武宗浮圖，籍為民。會昌五年勅：大秦穆護火祆等六十餘人，並放還俗。然而根株未盡。宋公言祆立廟出於胡俗，而未必究其即波斯教法也。

姚寬之說，本於贊寧《僧史略》，《僧史略》卷下有大秦末尼條，混火祆與大秦、末尼為一。姚寬引之，諱其所自出，而反咎宋敏求之未究祆為即波斯教法，攷貞觀時之所謂波斯寺，天寶四年悉改為大秦寺，是波斯寺與大秦寺，原為一寺，不過前後異名。至於祆祠，則武德四年已有，與波斯寺絕對不同。宋敏求《長安志》於二者分析極明，而《僧史略》則合之為一；且《長安志》崇化坊並無祆寺，亦無波斯寺。竊意此必因貞觀九年阿羅本詣闕奏波斯教，勅於京師義寧坊建波斯寺之事而誤也。南宋嘉熙間宗鑑撰《釋門正統》，景定志磐撰《佛祖統紀》，均循《僧史略》之誤。

《釋門正統》卷四引《僧史略》排斥摩尼之論，為之詞曰：今之魔黨，仍會昌配流之後，故不名火祆；仍貞明誅斬之餘，故不稱末尼；其教法則猶爾也。

《佛祖統紀》卷三九：正觀五年條下曰：初波斯國蘇魯支立末尼火祆教，勅於京師建大秦寺。注：祆，火煙反，胡神，卽外道梵志也。波斯國在西海，此云大秦。

又卷五四：末尼火祆者，初波斯國有蘇魯支，行火祆敎，弟子來化中國。唐正觀五年，其徒穆護何祿詣闕進祆教，朝京師建大秦寺。天寶四年，勅兩京諸郡有波斯寺者，並改名大秦。

由此觀之，姚寬循贊寧之誤，混火祆大秦為一，倘知略去末尼。宗鑑、志磐循贊寧之誤，火祆、大秦為一外，復混入末尼也。《四庫提要》論景教碑事，更引《桯史》蒲姓海獠一段，將回教牽入；是直四教混一，蔓衍支離，莫可究詰矣！

梵志係印度拜火教徒，與波斯拜火教徒又有別。《賢愚因緣經》優婆鞠提緣品，言梵志或事日月，或復事火，朝夕然之。《佛本行集經》迦葉三兄弟品、《出曜經》廣演品，及《釋迦譜》第四，均言佛感化印度拜火教徒事甚詳，以與本題無關，姑從略。

第十二章　唐季火祆之厄運並宋代之殘存

火祆為流寓中國之西域人所崇奉，并不向外傳教，與大秦、摩尼不同，本可不受異教之攻擊。惟唐武宗會昌五年（八四五年），用道士趙歸真議，罷黜佛法，並毁外來諸教，祆與大秦，遂同被排斥。

《唐會要》卷四七毁佛寺制，有曰：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餘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数。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並見《唐大詔令集》卷一一三）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卷二十，賀廢毁諸寺德音表曰：奉今日制，拆寺蘭若四萬六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並奴婢為兩税戶，共四十一萬餘人。其僧尼令隸主客戶，大秦穆護祓二千餘人，並令還俗。

《新唐書》卷五二《食貨志》：武宗即位，廢浮屠法，籍僧尼為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大秦穆護祆二千餘人。

《通鑑》卷二四八：會昌五年七月，上惡僧尼耗蠹天下，勅上都、東都兩街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度觀察使治所，各留一寺，上等留二十人，中等十人，下等五人；餘僧及尼，並大秦穆護祆僧，皆勒歸俗。

祆或作祓。二千餘人，或作三千餘人。《西溪叢語》引作六十餘人。《幾輔叢書》本《會昌一品》祆作襖。二千餘人，作二十餘人。其誤尤甚。祆或作祓者，固由字形相近，傳寫易譌。然波斯火祆教實亦有祓除之義；因其教極重潔淨，常勸人祓除一切汙濁，故亦譌為祓也。武宗沒，宣宗復興佛法，外來諸敎，並獲馳禁，火祆歷五代兩宋，猶有殘存，《墨莊漫錄》可為一證。

張邦基《墨莊漫錄》卷四：東京城北有祆廟（原注呼煙切），祆神本出西域，蓋胡神也，與大秦穆護同入中國。俗以火神祠之。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其廟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為祝累代矣，藏先世補受之牒凡三：有曰懷恩者，其牒唐咸通三年（八六二年）宣武節度使令狐給，令狐者，承相綯也；有曰溫者，周顯德三年（九五六年）端明殿學士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乃朴也；有曰貴者，其牒亦周顯德五年樞密使權知開封府王所給，王亦朴也。自唐以來，祆神已祀於汴矣，而其祝乃能世繼其職，逾二百年，斯亦異矣。鎮江府朱方門之東城上，乃有祆神祠，不知何人立也。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三：大內西去右掖門，祆廟。

張邦基、孟元老均北宋末南宋初人，汴梁、鎮江之有祆祠，因此可見。曰「俗以火神祠之」，則拜火之習猶行也。曰「京師人畏其威靈，甚重之」，則唐初禁民祈祭，至是必有祈祭者矣。史氏累世為祝，所謂祆祝也，為唐勳品官。咸通三年，去會昌毁佛之年，逾二十年，則祆祠毁後復興之情，略可推見。唐代祆祝，本以胡人充其職；史世爽之先，當為胡人；唐代舂將賜姓史者不一，如史大奈、史思明之屬是也。《墨莊漫錄》祆廟在城北，《東京夢華錄》祆廟在大內西右掖門；兩人所指，但不同一廟，合以《西溪華語》所引宋敏求《東京記》寧遠坊有祆神廟之說果不謬，則汴京祆廟之數，不亞於長安、洛陽，亦可想見當年之盛。南宋而後，中國典籍，罕見祆祠之名，祆祠即有留存，當亦式微極矣。

《至順鎮江志》卷八：火祆廟舊在朱方門里山岡之上，宋嘉定中遷於山下，端平間毁。注：前志引宋《祥符圖經》，潤帥周寶婿楊茂實為蘇州刺史，立廟於城南隅。蓋因潤有此廟而立之也。此雖元末記載，然所記猶是南宋時事，且可知鎮江之祆廟毁於何時，并可知唐季蘇州猶有新建祆廟，亦可貴之史料也。明萬曆間臧晉叔編《元曲選》，卷首載陶九成論曲，仙呂宮中有《祆神急》一 齣，注曰與雙調不同。雙調中亦有《祆神急》一齣，亦曰與仙呂不同。元曲中既時演祆神，則祆神至元時，不獨未曾消滅，且更形諸歌詠，播之管弦，想其意義已與中國舊俗之火神相混，非復如原日西來之火祆教矣。《元曲選》卷首又有李直夫所撰《火燒祆廟》一齣，與上述《祆神急》兩齣，均未入選，不能得其詞，莫由定其為中國火神，抑西來祆教，為可惜耳。《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卷六有仙呂《祆神急》一曲，朱庭玉撰，玩其詞意，與祆教無關，蓋數典忘其祖矣！

〔本篇完成於一九二二年四月，發表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一號（一九二三年一月）。發表後，作者於一九二三年一月、一九三四年十月又作過兩次校訂。現採用一九三四年十月校訂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