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此計畫是為主體化的想像演練，透過否定修辭的動作，創造對當下時空多重敘事的能動性。並置的悖論揭露了敘事轉向的複雜性以探索疆界的觀念化過程，並製造新的動態以挪移我們對於時間與空間的感知，再度進入主體化的互文過程：『我們』與『陌生人』，以及標題（這不是一座台灣館）與背景（台灣館）所共譜的曖昧地帶。」

見有香港移居澳洲的網誌作者貼出以前中學時期作文的朱筆批改，其師書體秀美流麗，評語扼要。很難想像，這不過是一九七零年代的事情，而今還有多少為人師者，可以在尋常的作文簿上留下這種字蹟呢？

看香港人研究台灣翻譯，煞是有趣。我在這環境太久，沒什麼感覺，還是要有「局外人」來看，才能看出一些別樣的趣味。台灣特有的翻譯便是一例。這種感覺，就像台灣人在看香港的翻譯一樣，什麼「士多啤梨」、「三文魚」、「西多士」，宛如天書。

南華早報報導上海地方電視台用上海話報新聞，受到上海人歡迎。報導稱上海人擔心上海話消亡，如今在上海就學的中小學生，幾乎都不再用上海話交談，而且不僅僅不在公共場合交談，就算是在家跟家人談話，也不再用上海話，至多使用一些上海話的字彙。

「香港雜評」刊出毛尖「看金像獎」與鄧小宇「的確想多了」兩文，講出不同中文世界的隔閡，頗有點感觸。

網路世界倏忽萬變，「左岸」尤是如此，曾不能以一瞬。閒晃網誌，方知新浪微博評論關閉的時候，廣大中國老百姓攢集庶民智慧，向網路世界展示中國文化之博大精深──當然，剎那即歷史。我於是掇拾殘篇，聊以為記。又有網外之魚整理，可併參照。

在看周有光《朝聞道集》的語言篇，亟有所感，遂提筆成文。

之前黃春明和蔣為文的新聞，在我的臉書頁面沸沸揚揚數日。剛好我正在看《愛爾蘭史》，雖然不能對比，但也激起我一點思考。愛爾蘭人素來以克爾特（Celt）文明的繼承者自居，愛爾蘭固有的蓋爾語（Gaelic）也被視做古克爾特語的一支。所以在十九世紀和大英帝國對抗的時期，許多愛爾蘭的知識份子紛紛投入心力，期望能復興蓋爾語。不過這些努力成效有限，即便愛爾蘭將蓋爾語列入官方語言，學校教育也有課程，但蓋爾語終究敵不過具備文化強勢的英語。

之前因陳雲著作，寫關於兩岸翻譯之別，僅止於討論譯名。但兩岸非唯譯名，整個翻譯模式也有很大的差異。

日前在看《中文解毒》一書中看到兩岸三地的中文翻譯問題，我覺得頗為有趣。中文翻譯囿於用語習慣差異，又復政治分立，並不統一，甚至有時落差甚大，幾乎無法聯想。陳雲文中懷有偏見，認為人名英譯，香港最佳，台灣亦堪「雅達」，而大陸最差。香港接觸歐美文化最久，需頻繁處理中外名稱對譯問題，早已發展出一套對應系統；台灣大概是繼承國民政府的習慣，多少有些不成文的用字慣例。倒是對岸，為了執著音譯準確，反顯生硬拗口，彷彿前清屢將外國譯名加上「口」字或「犬」字邊那樣，把人家當作化外蠻夷。相較之下，台港兩地譯音不求音準，而求通順好念。如Meryl Streep，台灣譯為梅莉史翠普，大陸則譯成梅麗爾‧斯特里普，字數繁多，發音也顯得怪腔怪調。另一顯著的例子，我覺得可以用《哈利波特》為代表。這本充斥人名及作者新發明辭彙的小說，有大量的譯名對照。台灣和大陸的版本，大概除了主角譯名一致以外，其餘大多頗為迥異，而且非常清楚可以看出兩地音譯取向的差異。台灣音譯，特別是《哈利波特》當中的名稱，忠實翻譯出原音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能否將角色個性適時融入譯名之中。比如跩哥‧馬份（Draco Malfoy），麗塔‧史譏（Rita Skeeter），康尼留斯‧夫子（Cornelius Fudge）之類，這些大陸則譯為德拉科‧馬爾福、麗塔‧斯基特、康奈利‧福吉。像我已經習慣台灣譯名的人，看到這些名字，反而造成閱讀上的障礙。

自之前找到英語世界揶揄外人英文的「Engrish」之後，我終於找到讓中國人（甚至整個漢語圈）掩嘴偷笑的集錦網頁了：一知半解。

買了一本潘文國寫的《危機下的中文》。

最近重拾毛筆，不復昔日之慣常練字，習性漸出，也開始出現一些改不掉的陳爛之法。然使用文房四寶，倒是一逕愈發挑剔。現我用筆愛用台北耕硯齋之筆，此處筆多為大陸所製，有些寫起來相當順手，價錢亦實惠。紙則不拘，一般寫慣以台中正大所賣的練習紙，不過最近發現寫字不盡然皆需用生紙，若是用不吸墨的紙，恐怕會更近似古人。

Gigolo 男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