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因陳雲著作,寫關於兩岸翻譯之別,僅止於討論譯名。但兩岸非唯譯名,整個翻譯模式也有很大的差異。

我不喜歡大陸翻譯,最初是認為大陸翻譯水準不好,後來才慢慢發現,我所嫌惡的,並不是翻譯水準不夠,而是他們過份冗贅的句型語法,陳雲稱之為「洋化中文」。洋化中文之弊台灣也有,特別是譯介學術理論,彷彿從事西方學術研究的人國文程度都不好。比如我之前放的霍布斯邦文章的翻譯,有著冗贅的前飾詞(pre-modification)如「將近百分之四十的、雖操坦米爾語但卻拒絕被認為是坦米爾人、而寧願被認為是穆斯林的摩爾人」,由於修飾「摩爾人」的句子太長,譯者不得不放上頓號,免得閱讀的時候喘不過氣。這種譯文在大陸可謂常態,比如《新疆古佛寺》(譯自格倫威德爾A. Grünwedel著作)中一段「這種盒就是當地流行的、用以盛骨灰的圓錐形盒,不過樣式為能想像出的最簡樸的,是不加裝飾的木盒。」冗贅平淡,難以想像原文實為優雅流暢的德文。洋化中文翻譯出來的文章常常令我昏昏欲睡,既抹銷原文的文采,有時配合歐語字尾變化而添加的「化」、「性」、「主義」,反而使文意模糊。以Stuart Hall的文章中譯為例,「黑人今天雖然處於邊緣化、片斷化、零散化、被剝奪了應有權力的狀態中」,惡習影響所及,連譯者寫文章時也不免變成:「在女性主義的潮流下,主體的性別性取得了全面性的重心,而後者的效果也將『自我』去中心化。」彷彿是從英文迻譯而來

此外,大陸翻譯缺少考證工夫,在學術譯作尤其明顯,特別是西方漢學家的著作。像史景遷寫康熙皇帝,大量剪裁文獻原文,對譯者來說,要一一還原,實在是艱難的工作。不過大陸學者顯然不以為意,翻譯出啼笑皆非的句子,文獻中的「有白雁鮮為人知」被他譯成「小有名氣的野鵝」,不考證原文已經失職,居然還把英文的little known翻成「小有名氣」(見此文),讓我懷疑起大陸所謂的學者或譯者,其英文大概都只倚靠翻譯軟體。當然,這幾年來對岸改善很多,這種狀態應該已不多見。

大陸翻譯另有一個問題,即是意識形態的干預。莫說牽扯到中共政權的敏感議題全面消失(史景遷的作品即是),就是碰到政治不正確的部份,也會經過他們的「淨化」加以變造。像我前面提到的《新疆古佛寺》,原本書名應該是《中國突厥斯坦的古代佛教遺物》(Altbuddhistische Kultsätten in Chinesisch-Turkistan)。「突厥斯坦」(或譯成「土耳其斯坦」)在中共的大中國意識下顯然極不恰當,譯者便在書上公然寫道「(突厥斯坦)是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上半葉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國家乘我國積弱積貧之際的敵視和分裂勢力,用此名稱進行分裂活動,是一種缺乏常識的表現,為世人所不齒。」因此,譯者基於「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的前提下,「對這一不當名稱進行了訂正」,不僅「訂正」了內文,連書名也改成《新疆古佛寺》。

還有一個比較小的問題,就是大陸譯者對資本主義文化不如台灣譯者來得熟悉。比如兩岸同時有村上春樹著作的譯本,大陸譯者號稱留學日本,卻感覺不到他對日本文化及美國流行文化的熟悉(見此文)。這個問題在今天應該已經不成問題,畢竟廿年的「訓練」,就物質享受的部份,大陸和歐美已經沒有太大的落差。至於在面對歐美經典時大量夾入譯註的陌生感,兩岸差別實不甚大。這點倒是要歸因於台灣人文素養一直很低落。

這種分析不甚全面,主要在於我購買大陸書一向偏好人文社會理論的書籍,因為他們出版的數量之巨、速度之快,台灣望塵莫及。比如宮布里希所著《藝術的故事》,是台灣所有學美術的人必備的案頭書,但這麼重要的學者,台灣只翻譯他兩本最淺顯的著作,大陸則是幾乎所有他的著作都翻譯出版,由此可見大陸翻譯學術著作的可怖之處。但也因為我都買這種學術書籍,似乎必然譯筆枯乾平淡。好像大陸有一個潛規則,愈是專業科目取向的文章,行文愈要洋化,如此才顯得出其「科學」。要是文白夾雜,用字凝練,彷彿就失去文章的權威。如此碰到翻譯,更覺這種洋化冗贅的內文是理所當然。我還沒看過大陸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可能情況不會這麼嚴重。

總之,大陸翻譯不盡然比較不正確(我同學就覺得大陸洋化的譯文可以幫助他想像原文的語法結構,雖然風險甚大),但我參酌陳雲之言,覺得大陸翻譯缺少中文作為雅言的尊嚴,彷彿在專業學科裡,中文只能成為歐洲語言的附庸,不模仿它們的語法不足以傳情達意。是說,這種缺失也可一體適用在台灣翻譯哲學或社會科學的著作上,足見在知識層面上,中文世界非常甘願屈居人後。至於意識形態這種技術或文化層面以外的問題,可能也是譯者所不樂見,也是我們購買大陸譯本時額外承擔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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