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統籌/ 孫琳琳
文/ 肖鋒、陳漠、黃俊杰、丁曉潔、何雄飛、鄺新華、孫琳琳、文莉莎、陳非、金雯、朱慧、章潤娟、譚山山、于青、汪璐、林韶斌、張堅、張丁歇、朱坤、唐海旻、陳舒婷

郭玉潔，2012年07月23日，紐約時報中文網（原文連結）

（依《青島東路三號》，台北：大雁文化，2012，第253頁翻拍圖片繕打）

邇來看香港人寫的部落格文章，看到他們很常寫「國內」。國內，中國之意，我常常一時半刻反應不過來。因為我的「國內」，就是台灣，對照香港，理應指的是香港境內，但香港不是國，所以香港人稱自己住的地方是「本港」、「本地」，反而指北方是「國內」，或也有人寫「內地」、「大陸」的。「大陸」還好，比較中性，「內地」則有種殖民地母國的氛圍（台灣被日本殖民時，也稱日本為「內地」），但這種用法台灣也用，比較好理解。唯獨「國內」，我不管看到幾次，都沒有辦法習慣，總要略想一下才能轉過來。不過這種用法倒隱隱有種區隔之意，彷彿香港不是「國內」，過了羅湖才算「國內」，顯然無論香港人如何說自己是中國人，還是有意無意在區隔彼此。

「臺灣的好不在於繼承了中華文化傳統」一文，網路上已經有太多轉錄，我已經不知道廖先生寫於何時，甚至不能確定原始版本（四處轉錄的文本中似乎有刪節）。但是文確實也是我心中某種程度的想法。大陸人讚揚台灣人，時不時就要扯到中華傳統文化，不過是「血濃於水、同宗同源」的婉轉說辭，最終不脫兩岸統一之論調，台灣人怎麼可能聽不出這言外之意呢。所以這種稱讚，實在不講也罷。

（此人就是《我們台灣這些年》的作者，文筆依然枯淡，但有講出一點我的心聲。）

文化部行將成立，準部長龍應台在聯合報發表了一篇「政策制定中的一路思索──寫在文化部成立前夕」。在此之前，網路上流傳一段段宜康對龍應台的質詢紀錄，大意是段宜康不斷追問陳冲和龍應台對過去受迫害的人「誰要負責任」，而龍應台一直不願意說出段宜康不停導引的那個答案。如果段宜康認為所謂的轉型正義就應該是把蔣介石當成萬惡大魔王，承擔所有的罪過，這種「轉型正義」，我瞅著非常眼熟。兩德分裂的時候，有許多德國知識分子認為西德當局和美英等國沆瀣一氣，輕輕放過許多納粹黨員，寧願留在大幅整肅納粹黨員的東德；南北韓分裂後，也有許多海外韓國人認為南韓政府完全繼承日本殖民時期的制度和人員，污辱了韓國人，寧願到和殖民日本劃清界線的北韓生活。東德和北韓，把所有的過錯完全推給納粹黨和替日本人做事的韓國人身上，順利完成「轉型正義」，建立共產黨的權威。顯然這位眷村子弟，想用完全否定蔣介石（乃至於國民黨）的方式，建立民進黨在台灣社會中的「權威」。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篇年代久遠的文章，是龍應台在1985年寫的「不會鬧事的一代」。

最近這個月，台灣新聞無非就是幾則「大事」：Makiyo毆司機、惠妮去世、鳳飛飛去世、林書豪暴起。雖然我覺得台灣報導林書豪已經是神經病的狀態，但我仍不免想要炒炒冷飯，只是換個角度。

台北故宮的助理研究員監守自盜一案，已經從個人的操守，延伸到故宮處理文物的態度。比如侯吉諒寫「建議故宮『賤賣』國寶」，希望故宮能夠比照大陸的廉價政策，索性公開授權大陸，讓他們賣回台灣，來達到推廣之效。我也在網路上看到一篇文章，質疑故宮的授權機制，要求故宮給出大圖，俾益一般人使用。

之前表演工作坊因應國慶所製作的大型演出「夢想家」被爆出製作費高達兩億，引來輿論一片撻伐之聲。先是劇場界的人批判其內容，後來則普遍將焦點放在可謂天價的製作費上。一時間表演工作坊成為過街老鼠，所有人彷彿都要罵上幾聲，才不枉生為台灣人之感。

Paul V. Kane（前哈佛甘迺迪學院國際安全成員，現為海軍陸戰隊，在伊拉克服役），2011年11月10日，紐約時報（原文連結）

文：張耕維　編輯：蔣可竟（原文連結）

按：這是某位在大陸念書的外國人所寫的部落格。他跟著大陸的學校（南開大學？）到文化大學交流，寫了台灣遊記。因為他每篇文章實在是太長，所以我挑了篇最短的翻譯。
（原文連結）

【聯合報╱胡晴舫】

在北愛求學的朋友跟我提到台灣和愛爾蘭有其共通之處，還送了一本《愛爾蘭史》給我看，用心不在話下。此書雖是一本平鋪直敘的歷史通論，但文字通順，想來內容也相當詳盡，還交代到最近的時間點（兩千零七年）。可惜此書成書時，愛爾蘭還沒成為歐盟的燙手山芋，否則應該可就愛爾蘭近幾年的經濟模式有更多著墨。

蔣經國在88年開放黨禁報禁之後，隨著言論的逐漸自由化，臺灣人的民主訴求越發強烈，其中很有借鑒意義的是90年3月和總統選舉同期發生的“野百合學運”。在林蔣二人退出選舉之前，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為了確保當選，對國大代表自然是百般討好，情形令人作嘔。而當時的“萬年國大”除了部分增補代表以外， 仍是47年選出的那一批，許多人早已變成風中殘燭，不是坐輪椅就是老年癡呆，有的乾脆一命嗚呼，國大儼然已經變成了養老院，卻還不忘隔三差五的給自己延長任期、高薪養廉。到3月16日，幾名臺灣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打出了“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標語，學生、市民以及民進黨等各個政治團體紛紛響應，第二天就建立起了一個“廣場共和國”，引發了臺灣歷史上規模和影響力最大的一次學運，單是學生的人數就一度超過了六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