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在88年開放黨禁報禁之後，隨著言論的逐漸自由化，臺灣人的民主訴求越發強烈，其中很有借鑒意義的是90年3月和總統選舉同期發生的“野百合學運”。在林蔣二人退出選舉之前，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為了確保當選，對國大代表自然是百般討好，情形令人作嘔。而當時的“萬年國大”除了部分增補代表以外， 仍是47年選出的那一批，許多人早已變成風中殘燭，不是坐輪椅就是老年癡呆，有的乾脆一命嗚呼，國大儼然已經變成了養老院，卻還不忘隔三差五的給自己延長任期、高薪養廉。到3月16日，幾名臺灣學生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打出了“我們怎能再容忍七百個皇帝的壓榨”的標語，學生、市民以及民進黨等各個政治團體紛紛響應，第二天就建立起了一個“廣場共和國”，引發了臺灣歷史上規模和影響力最大的一次學運，單是學生的人數就一度超過了六千。
不過臺灣這個學運搞得是相當騰訊，其活動包括全國串聯、罷課、絕食等等，明顯缺乏原創性，還在廣場上樹立了一株巨大的“民主野百合”（象徵學運的純潔、獨立等精神），連長寬高都讓人覺得非常眼熟。而且這學運的背景絕不單純，當時學生說缺睡袋，馬上就有市民送來睡袋，說缺盒飯，馬上就有市民送來盒飯， 可見背後應該有神秘的境外反台勢力的資助。最可恨的是學生的行為極為激進，不僅公然打出“老賊下臺”等激烈標語並高唱國際歌等傳統反動歌曲，還編了首歌諷刺李登輝和萬年國大：“你等會兒（李登輝），你等會兒……老賊無行，鼠輩橫行，你還要我等，你還要我等……”馬英九在廣場上懷柔學生的時候甚至還被人下黑腳爆了菊，更顯示出這幫不知好歹的學生分明就是一群暴徒，這幫人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成何體統，簡直就是國將不國嘛。可惜臺灣的軍事力量確實是太薄弱了，連把拖拉機改造成坦克的錢都拿不出來，前幾天還把非主流派弄得欲哭無淚的李登輝同志在這種關鍵時刻居然變成了軟蛋，不僅沒有嚴詞發表社論，反而先是承諾學生不會鎮壓，在當選總統的當日（3月21號）更是把五十多名學生召進總統府“對話”，對學生的要求幾乎有求必應，並肯定學運是愛國運動。3月22號，造反成功的學生勝利撤退，一場風波在不到一周內便完全平息，李登輝同志真是丟盡了政府的人。
林洋港曾指責李登輝這個人言而無信，經常靠許諾別人官位來利用對方，回頭又假裝根本沒那麼一回事，甚至把同一個官位許給好幾個人。從種種材料來看，李登輝在政府裡的表現似乎確實很邪惡，但是對野百合學生倒是一言九鼎。在他正式宣誓就職之後的第六天（5月26日）便釋放了臺灣一干政治犯，嚴重挫傷了台灣人民爭取諾貝爾和平獎的積極性；六月份召開國是會議，包括政治犯在內的各界代表首次齊聚一堂商談民主改革事宜；次年李登輝更是加快腳步，先後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和荒唐的出入境“黑名單”（國民黨當局過去對於異見人士的出入境問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國內的堅決不讓出去，國外的堅決不讓回來，反正怎麼噁心人怎麼來，李登輝本人在70年受聯合國組織之邀前往泰國時就曾深受其害。這種白色恐怖時期的特色做法前有沒有古人不清楚，反正後肯定有來者），年底更是徹底終結了“萬年國大”。92年又修改了刑法第一百條，“因言獲罪”在臺灣自此變成了歷史名詞。到95年，李登輝代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八周年紀念活動中正式向所有受害者道歉：
“今天，罹難者家屬和子孫能親眼看到這座彰顯歷史公義、提升族群融合的二二八紀念碑矗立在寶島的土地上，親耳聽到登輝以國家元首的身份承擔政府所犯的過錯，並道深摯的歉意。”
當然，讓臺灣真正踏入民主社會的最關鍵的一步，在於94年7月修憲後確立的總統全民直選。非主流派在總統選舉問題上發起了最後的反撲，李煥等人甚至一度連飯都顧不上吃，啃著饅頭排著隊，輪番抨擊李登輝。不過在李主掌大權、背後更有洶湧民意支援的情況下，歷史的車輪已經無法阻擋。由於臺灣人在民主化的 過程中只付出了相對它國而言極小的代價，因此李登輝又將這一時期稱為“寧靜革命”。
順便一提，蔣介石當年之所以執著於“萬年國大”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檯面上的理由是第一屆國大代表是在全中國範圍內選出來的，如果再改選的話那 就只有台籍代表，無法代表整個中國，喪失了中華民國的“法統”（其實大陸記者一出門不是代表亞洲就是代表世界，蔣介石完全沒有必要執著於這個問題）。在 “漢賊不兩立”的方針指導下，當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已成定局之後，蔣介石甚至毅然宣佈退出聯合國，拒絕接受美國提出的“雙重代表案”，結果導致臺灣的外交環境急劇惡化。此舉表面上是“輸了裡子贏了面子”，但除了老蔣和他的忠實臣民之外，幾乎不會有外人會拿這種所謂的“面子”當一回事，所以實際情況只不過是：民國輸了裡子，並且自以為贏了面子。69年時岸信介尚且還勸說蔣介石接受雙重代表案，72年日本便宣佈和民國斷交，畢竟俗話說得好：“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除非這個“隊友”人傻錢又多。40年後的今天，現實更是證明了老蔣當年的堅持幾乎毫無意義，光復大陸依然沒戲，中華民國所謂的“法統”在李登輝手下也早已蕩然無存，臺灣又開始四處砸錢想要加入聯合國（最大的阻礙又恰恰是當年曾支持臺灣的美國），蔣介石的角色則不幸變成了“為了無聊的原因延緩臺灣民主進程的可惡傢伙”。
1996年，李登輝以54%的高票擊敗另外三組候選人，成功當選臺灣第一屆民選總統，他在就職演講中說道：
“我們已經清楚的證明中國人有能力施行民主制度，運用民主政治……今天的這個慶典，不是為了慶祝任何一個候選人的勝利，不是為了慶祝任何一個政黨的勝利，而是為了慶祝我們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追求民主的共同勝利，是為了人類最基本的價值——自由與尊嚴，在台澎金馬獲得肯定而歡呼。”
2000年，李登輝主動退出連任競選，國民黨在臺灣維持了55年的統治終於告一段落，華人世界也完成了歷史上第一次民主制度下的政黨和平交替。由於國民黨選戰失利，李登輝被開除黨籍。當然，對於這位眼光早已超越了政黨利益的政治家來說，這一切已經無所謂了。
曹長青曾問過李登輝，既然明明有機會連任，為何要主動放棄權力？李登輝灑脫的回答：
“制度把權力給我用一下，用完就還回去。權力和我沒有關係，我隨時都準備放棄。”
五：台獨之父曾是統一先鋒
儘管李登輝在臺灣的民主進程中有如此豐功偉績，不過對大陸人民來說，單是“台獨”這一條罪狀就足以把李登輝“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了。其實李登輝本人 對“台獨”這個說法頗為不屑，他認為臺灣早就已經實現了主權的獨立，這是一個既成事實，事實不會因他人承不承認而有所改變，這也是為什麼李登輝會在99年提出大陸和臺灣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為什麼要加上“特殊”兩字，而不直接說是“國與國”呢？因為李登輝不僅不願維持兩岸分裂的現狀，恰恰相反，他才是真正為和平統一做出了建設性努力的人。
正如前文所說，兩蔣時代臺灣對大陸的方針叫“漢賊不兩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俗稱“三不政策”，直到蔣經國臨死前一年才開放臺灣前往大陸探親，而大陸方面對這種兩邊假裝互不認識的做法似乎也非常滿意。李登輝上臺之後則開始主導“務實外交”，不再稱共產黨為“叛亂團體”，而是“對等政治實體”，並且迅速著手改善兩岸的關係。89年李登輝首次打破兩岸官員“不接觸”的慣例，90年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91年頒佈《國家統一綱領》，其後雙方進行了大量互動，兩岸關係可謂處於前所未有的融洽時期。最重要的是這份《國家統一綱領》，裡面開宗明義的表示：
“海峽兩岸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前提下，經過適當時期的坦誠交流、合作、協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識，共同重建一個統一的中國。”
在這份綱領中，李登輝為兩岸統一提出了非常具體的規劃：兩岸政府應相互承認對方為對等政治實體，承認分裂的既成事實。在這個基礎之上，民間交流互惠，官方互信合作。最重要的是，大陸必須進行民主改革，隨後雙方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完成兩岸的統一大業。
從95年開始李登輝又反復提出“經營大臺灣，創建新中原”的設想，意在把臺灣變成指引大陸民主化的明燈，在中國實現統一之後由臺灣來“代表中國先進 文化的前進方向”：“四十多年來我們之所以奮鬥不懈，就是要為將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立下可供遵循的典範。”可以說野心是相當之大。96年當選總統之後， 李登輝更是在就職演講裡對這一設想大書特書：
“今天我們在臺灣實現了中國人的夢想！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奮力追求的是建設富強康樂的新中國，與實踐中山先生‘主權在民’的理想。五十年來，我們在台 澎金馬的艱苦奮鬥，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完成了世人推崇的民主改革。百年以前，在踏入二十世紀之初，曾被西方國家認定為專制、封建、貧窮、落後的中國人，已經在台澎金馬地區開創了民主、富足、進步的新局，傲然面對世人的讚譽。這不但是我們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共同的光榮，更是中華民族振衰起敝，再創新機運的關鍵。我們相信，同樣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在臺灣做得到的，在中國大陸也可以做到。因此，我們願意以建設的經驗，導引中國大陸發展的方向，以進步的成果，協助億萬同胞改善生活福祉，進而集合兩岸中國人之力，共謀中華民族的繁榮與發展！……登輝深信，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必能完成和平統一的歷史大業，為世界和平發展，善盡更大的心力。”
李登輝這個從小接受日本教育長大的臺灣人會如此高唱統一大調也沒什麼奇怪的，第一他以博學多才而聞名，對大陸的文化和歷史頗有涉獵（臺灣人戲稱他是 “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都知道”），早年正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才會學習農業經濟，並有志改變大陸農民的處境，可以說本身就有一定的“大陸情結”；第二對於同文同種的台海兩岸來說，統一帶來的好處不言而喻，這種做法也符合李登輝“務實外交”的精神：“‘台獨’只會斷送國家的大好前途，犧牲社會的安定繁榮，這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我們應該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只不過這種“好處”絕不會建立在制度的倒退之上，臺灣不可能去和政治狀況連白色恐怖時期都不如的大陸去談什麼統一。
如果說李登輝所宣導的是基於共同價值觀的統一，那麼大陸所宣導的則是基於“哥實力比你強”的武力吞併，一邊將自己當作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並不斷打壓 臺灣的生存空間，一邊宣揚所謂的“一國兩制”，其背後的邏輯是“不跟哥玩哥就天天往你家門鎖裡塗膠水破壞你的配電箱”。臺灣當局如果接受這種名義統一，在失去美國庇護的情況下根本無法保證自己的制度能確實不受影響（如今香港的遭遇更是印證了這一點），而民主政治本身的特點就是不相信掌權者的道德自律，而是通過制度設計來制衡權力。李登輝在《臺灣的主張》便解釋了臺灣為什麼不可能接受“一國兩制”：“只有透過民主制度的全面施行，才能以法治化的機制及透明化的政治運作過程，增進兩岸互信，並確保雙方切實遵守協定，共締雙贏新局。”兩岸對統一策略的分歧，說到底其實是“制度之爭”，反映了兩種思維方式的對立。這種對立幾乎濃縮在了07年發生的一起事件裡：某中國公民在日本成田機場朝李登輝砸了一個瓶子，而李登輝事後回答：“希望他回大陸也可以這樣。”可惜砸瓶子的那位仁兄，可能根本都沒意識到這句話裡所包含的分量。
至於究竟哪種制度比較好，我就不多加評判了。我黨已經系統性的論證了民主制度並不適合中國（六十多年前他們也系統性的論證過中國必須實現民主，這就叫與時俱進），很多中國人民也視民主為外來的洪水猛獸。但既然雙方最終的目標都是統一，為什麼李登輝又會突然變成“台獨分子”？
這個“華麗轉身”發生在1995年李登輝以私人身份訪美、並在母校康奈爾大學發表演講之後，《日人民報》突然推出了“四評”系列文章，大肆抨擊李登輝公然發表分裂言論的行徑，大陸人一看這陣勢就知道：“這是一號人民公敵了。”而李登輝的演講名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從頭到尾都在誇耀臺灣的民主經 驗。如果你不告訴別人這就是著名的“分裂演講”，我相信一百個人裡有九十九個都看不出這玩意跟台獨有什麼蛋關係。日人民報能從演講本身找出的問題，居然只不過是“中華民國在臺灣”這麼寥寥數字，完全就是上綱上線，按李登輝的說法是：“中共對登輝個人發動一波又一波‘欲加之罪丶何患無辭’的誣衊，但是登輝忍辱負重，不予理會。因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解決不了累積五十年的歷史問題。”
儘管李登輝曾反復表明態度，過了一個多月後中共居然又朝臺灣周邊海域發射了數枚飛彈，臺灣海峽頓時佈滿了濃厚的火藥味。李登輝對此更是大惑不解：“都已經打過招呼了，怎麼還發那麼大脾氣？”他自稱美國之行早就通知過大陸政府，大陸這邊雖然不樂意，但依然安排了第二次汪辜會談。到96年總統選舉期間，大陸又像打了雞血一樣往台海狂扔飛彈，弄得臺灣人心惶惶、股票大跌，史稱“第三次臺灣海峽危機”。
我黨此舉究竟意欲為何？鑒於政治本身就有黑箱作業的性質，而大陸政治更是黑箱中的黑箱，外界也只能對這個問題作出一些推測：壓制臺灣的務實外交；阻止李登輝當選；趁機和美國恢復外交聯繫；鷹派抬頭中共內鬥的結果……我也姑且陰謀論一把：既然兩岸統一之爭表像下的本質是制度之爭，那麼雙方不管做什麼動作，歸根結底也應該是衝著對方的制度去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柏林牆倒塌、東歐巨變、蘇聯解體的大環境之下，如果對岸同文同種的臺灣人也實現了民主，對我黨來說不啻於雪上加霜。在94年末臺灣正式確立了總統直選、完成了改革最關鍵的一步之後，大陸在95到96年這段時期的“文攻武嚇”，表面上宣稱是要反台獨，實際上是想重演40年代末的歷史，再一次中斷中華民國的民主進程，通過外部的武力威脅讓臺灣重新進入類似“動員戡亂時期”的狀態，無限期的延遲總統大選。這是我黨正在香港持續施行的方針，也是最符合專制邏輯的做法。可惜的是，第一李登輝進行民主改革的決心遠遠超過蔣介石，第二解放軍叛變將領劉連昆提供的情報讓李登輝老神在在，深知除非發生美洲大陸被外星人轉移到火星之類的重大變故，大陸根本不敢再有更進一步的動作。
雖然我黨在破壞臺灣民主這點上失敗了，但在愚民方面倒是頗有斬獲：讓大陸民眾先入為主的認定李登輝是個國家公敵，從而忽略其“民主統一”的主張，或者將之當作一種“明統暗獨”的陰謀，如此一來便可有效的阻隔來自對岸的“和平演變”。日後我黨又以同樣的手法在所謂“兩國論”、“七塊論”上大做文章，完全扭曲了李登輝的原意：“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臺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從《臺灣的主張》一書上下文來看，李登輝的意思完全可以理解為是削弱中央集權、加強地方自治，他在書中還說“未來的中國只有一個”，臺灣多名立委也再三解釋這根本就不是要把國家分裂成七塊的意思。不過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根本就不鳥你，自說自話，愛咋咋地。
如果是從兩岸統一的角度出發，那麼這番“文攻武嚇”所起到的基本都是反作用。大陸僅僅因為雙方統一策略的不同就給李登輝扣上“台獨分子”的帽子，繼而以武力製造恐慌，在在顯示出蠻不講理的作風，徒惹臺灣人的厭惡而已，以至於96年選舉變成了一場“譴責中共大賽”。由於大陸的威脅直接沖著李登輝而來， 對李登輝的高票當選也產生了一定促進作用，臺灣民間當時便戲稱說“李登輝的競選總部在北京”。大陸以自身的行動向臺灣人表明了跟這種貨色談“和平統一”無異於與虎謀皮，李登輝的“民主統一夢”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越來越像是“癡人說夢”，就連他自己都說：“大陸距民主主義還非常遙遠，他們一定要靠著自己的雙腿，花數十年的時間走過我們曾經走過的痛苦之路。”正是這種狀況導致了陳水扁之類正宗台獨勢力的崛起。06年陳水扁正式宣佈終止國統會和《國家統一綱領》的運作，一腳把“李登輝主義”踢進了垃圾堆，雖然馬英九上臺後又重回“大陸不民主，兩岸難統一”的路線，但是長此以往下去，很難確保“李登輝主義”在臺灣還能剩下多大的市場，我黨儼然已經變成了台獨人士的“製造機”。
如果說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政策是化解兩岸的敵意，那麼大陸的做法則是增加雙方的對立，把臺灣越推越遠。臺灣人厭惡大陸自我中心、處處以武力威逼，就連李登輝這個本土人士中少有的統派近幾年來對中共也越來越惡語相向，大陸人則在單方面的宣傳之下對台獨咬牙切齒，動不動便叫囂“核平臺灣”。這種非理性的仇恨一旦發酵下去，恐怕即使有朝一日大陸真的實現了民主化，統一也無從談起。究竟是誰在假扮統一鬥士，為一己之私利而損害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以統一之名而行台獨之實，答案已不言自明。
其實臺灣的情況也完全可以舉一反三到其它“危險地區”，只不過臺灣是已經分裂了，而那些地方截至目前為止還是統一的，槍桿子政權暫時還有能力壓制住自己製造出來的民族仇恨。我還是老話一句，這大陸人民整天高喊統一統一、愛國愛國，哪天要是真跟在某些人屁股後面把中國給搗騰成七塊了，那也算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一出滑稽劇了。
不過臺灣這個學運搞得是相當騰訊，其活動包括全國串聯、罷課、絕食等等，明顯缺乏原創性，還在廣場上樹立了一株巨大的“民主野百合”（象徵學運的純潔、獨立等精神），連長寬高都讓人覺得非常眼熟。而且這學運的背景絕不單純，當時學生說缺睡袋，馬上就有市民送來睡袋，說缺盒飯，馬上就有市民送來盒飯， 可見背後應該有神秘的境外反台勢力的資助。最可恨的是學生的行為極為激進，不僅公然打出“老賊下臺”等激烈標語並高唱國際歌等傳統反動歌曲，還編了首歌諷刺李登輝和萬年國大：“你等會兒（李登輝），你等會兒……老賊無行，鼠輩橫行，你還要我等，你還要我等……”馬英九在廣場上懷柔學生的時候甚至還被人下黑腳爆了菊，更顯示出這幫不知好歹的學生分明就是一群暴徒，這幫人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成何體統，簡直就是國將不國嘛。可惜臺灣的軍事力量確實是太薄弱了，連把拖拉機改造成坦克的錢都拿不出來，前幾天還把非主流派弄得欲哭無淚的李登輝同志在這種關鍵時刻居然變成了軟蛋，不僅沒有嚴詞發表社論，反而先是承諾學生不會鎮壓，在當選總統的當日（3月21號）更是把五十多名學生召進總統府“對話”，對學生的要求幾乎有求必應，並肯定學運是愛國運動。3月22號，造反成功的學生勝利撤退，一場風波在不到一周內便完全平息，李登輝同志真是丟盡了政府的人。
林洋港曾指責李登輝這個人言而無信，經常靠許諾別人官位來利用對方，回頭又假裝根本沒那麼一回事，甚至把同一個官位許給好幾個人。從種種材料來看，李登輝在政府裡的表現似乎確實很邪惡，但是對野百合學生倒是一言九鼎。在他正式宣誓就職之後的第六天（5月26日）便釋放了臺灣一干政治犯，嚴重挫傷了台灣人民爭取諾貝爾和平獎的積極性；六月份召開國是會議，包括政治犯在內的各界代表首次齊聚一堂商談民主改革事宜；次年李登輝更是加快腳步，先後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和荒唐的出入境“黑名單”（國民黨當局過去對於異見人士的出入境問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處理方式，國內的堅決不讓出去，國外的堅決不讓回來，反正怎麼噁心人怎麼來，李登輝本人在70年受聯合國組織之邀前往泰國時就曾深受其害。這種白色恐怖時期的特色做法前有沒有古人不清楚，反正後肯定有來者），年底更是徹底終結了“萬年國大”。92年又修改了刑法第一百條，“因言獲罪”在臺灣自此變成了歷史名詞。到95年，李登輝代表政府，在二二八事件四十八周年紀念活動中正式向所有受害者道歉：
“今天，罹難者家屬和子孫能親眼看到這座彰顯歷史公義、提升族群融合的二二八紀念碑矗立在寶島的土地上，親耳聽到登輝以國家元首的身份承擔政府所犯的過錯，並道深摯的歉意。”
當然，讓臺灣真正踏入民主社會的最關鍵的一步，在於94年7月修憲後確立的總統全民直選。非主流派在總統選舉問題上發起了最後的反撲，李煥等人甚至一度連飯都顧不上吃，啃著饅頭排著隊，輪番抨擊李登輝。不過在李主掌大權、背後更有洶湧民意支援的情況下，歷史的車輪已經無法阻擋。由於臺灣人在民主化的 過程中只付出了相對它國而言極小的代價，因此李登輝又將這一時期稱為“寧靜革命”。
順便一提，蔣介石當年之所以執著於“萬年國大”和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檯面上的理由是第一屆國大代表是在全中國範圍內選出來的，如果再改選的話那 就只有台籍代表，無法代表整個中國，喪失了中華民國的“法統”（其實大陸記者一出門不是代表亞洲就是代表世界，蔣介石完全沒有必要執著於這個問題）。在 “漢賊不兩立”的方針指導下，當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已成定局之後，蔣介石甚至毅然宣佈退出聯合國，拒絕接受美國提出的“雙重代表案”，結果導致臺灣的外交環境急劇惡化。此舉表面上是“輸了裡子贏了面子”，但除了老蔣和他的忠實臣民之外，幾乎不會有外人會拿這種所謂的“面子”當一回事，所以實際情況只不過是：民國輸了裡子，並且自以為贏了面子。69年時岸信介尚且還勸說蔣介石接受雙重代表案，72年日本便宣佈和民國斷交，畢竟俗話說得好：“不怕神一樣的對手，就怕豬一樣的隊友。”除非這個“隊友”人傻錢又多。40年後的今天，現實更是證明了老蔣當年的堅持幾乎毫無意義，光復大陸依然沒戲，中華民國所謂的“法統”在李登輝手下也早已蕩然無存，臺灣又開始四處砸錢想要加入聯合國（最大的阻礙又恰恰是當年曾支持臺灣的美國），蔣介石的角色則不幸變成了“為了無聊的原因延緩臺灣民主進程的可惡傢伙”。
1996年，李登輝以54%的高票擊敗另外三組候選人，成功當選臺灣第一屆民選總統，他在就職演講中說道：
“我們已經清楚的證明中國人有能力施行民主制度，運用民主政治……今天的這個慶典，不是為了慶祝任何一個候選人的勝利，不是為了慶祝任何一個政黨的勝利，而是為了慶祝我們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追求民主的共同勝利，是為了人類最基本的價值——自由與尊嚴，在台澎金馬獲得肯定而歡呼。”
2000年，李登輝主動退出連任競選，國民黨在臺灣維持了55年的統治終於告一段落，華人世界也完成了歷史上第一次民主制度下的政黨和平交替。由於國民黨選戰失利，李登輝被開除黨籍。當然，對於這位眼光早已超越了政黨利益的政治家來說，這一切已經無所謂了。
曹長青曾問過李登輝，既然明明有機會連任，為何要主動放棄權力？李登輝灑脫的回答：
“制度把權力給我用一下，用完就還回去。權力和我沒有關係，我隨時都準備放棄。”
五：台獨之父曾是統一先鋒
儘管李登輝在臺灣的民主進程中有如此豐功偉績，不過對大陸人民來說，單是“台獨”這一條罪狀就足以把李登輝“釘上歷史的恥辱柱”了。其實李登輝本人 對“台獨”這個說法頗為不屑，他認為臺灣早就已經實現了主權的獨立，這是一個既成事實，事實不會因他人承不承認而有所改變，這也是為什麼李登輝會在99年提出大陸和臺灣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為什麼要加上“特殊”兩字，而不直接說是“國與國”呢？因為李登輝不僅不願維持兩岸分裂的現狀，恰恰相反，他才是真正為和平統一做出了建設性努力的人。
正如前文所說，兩蔣時代臺灣對大陸的方針叫“漢賊不兩立”，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俗稱“三不政策”，直到蔣經國臨死前一年才開放臺灣前往大陸探親，而大陸方面對這種兩邊假裝互不認識的做法似乎也非常滿意。李登輝上臺之後則開始主導“務實外交”，不再稱共產黨為“叛亂團體”，而是“對等政治實體”，並且迅速著手改善兩岸的關係。89年李登輝首次打破兩岸官員“不接觸”的慣例，90年成立“國家統一委員會”，91年頒佈《國家統一綱領》，其後雙方進行了大量互動，兩岸關係可謂處於前所未有的融洽時期。最重要的是這份《國家統一綱領》，裡面開宗明義的表示：
“海峽兩岸應在理性、和平、對等、互惠的前提下，經過適當時期的坦誠交流、合作、協商，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共識，共同重建一個統一的中國。”
在這份綱領中，李登輝為兩岸統一提出了非常具體的規劃：兩岸政府應相互承認對方為對等政治實體，承認分裂的既成事實。在這個基礎之上，民間交流互惠，官方互信合作。最重要的是，大陸必須進行民主改革，隨後雙方在民主政治的框架下完成兩岸的統一大業。
從95年開始李登輝又反復提出“經營大臺灣，創建新中原”的設想，意在把臺灣變成指引大陸民主化的明燈，在中國實現統一之後由臺灣來“代表中國先進 文化的前進方向”：“四十多年來我們之所以奮鬥不懈，就是要為將來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立下可供遵循的典範。”可以說野心是相當之大。96年當選總統之後， 李登輝更是在就職演講裡對這一設想大書特書：
“今天我們在臺灣實現了中國人的夢想！二十世紀的中國人奮力追求的是建設富強康樂的新中國，與實踐中山先生‘主權在民’的理想。五十年來，我們在台 澎金馬的艱苦奮鬥，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完成了世人推崇的民主改革。百年以前，在踏入二十世紀之初，曾被西方國家認定為專制、封建、貧窮、落後的中國人，已經在台澎金馬地區開創了民主、富足、進步的新局，傲然面對世人的讚譽。這不但是我們兩千一百三十萬同胞共同的光榮，更是中華民族振衰起敝，再創新機運的關鍵。我們相信，同樣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在臺灣做得到的，在中國大陸也可以做到。因此，我們願意以建設的經驗，導引中國大陸發展的方向，以進步的成果，協助億萬同胞改善生活福祉，進而集合兩岸中國人之力，共謀中華民族的繁榮與發展！……登輝深信，在二十一世紀，中國人必能完成和平統一的歷史大業，為世界和平發展，善盡更大的心力。”
李登輝這個從小接受日本教育長大的臺灣人會如此高唱統一大調也沒什麼奇怪的，第一他以博學多才而聞名，對大陸的文化和歷史頗有涉獵（臺灣人戲稱他是 “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都知道”），早年正是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才會學習農業經濟，並有志改變大陸農民的處境，可以說本身就有一定的“大陸情結”；第二對於同文同種的台海兩岸來說，統一帶來的好處不言而喻，這種做法也符合李登輝“務實外交”的精神：“‘台獨’只會斷送國家的大好前途，犧牲社會的安定繁榮，這是不可能，也不應該的，我們應該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只不過這種“好處”絕不會建立在制度的倒退之上，臺灣不可能去和政治狀況連白色恐怖時期都不如的大陸去談什麼統一。
如果說李登輝所宣導的是基於共同價值觀的統一，那麼大陸所宣導的則是基於“哥實力比你強”的武力吞併，一邊將自己當作中國的唯一合法代表並不斷打壓 臺灣的生存空間，一邊宣揚所謂的“一國兩制”，其背後的邏輯是“不跟哥玩哥就天天往你家門鎖裡塗膠水破壞你的配電箱”。臺灣當局如果接受這種名義統一，在失去美國庇護的情況下根本無法保證自己的制度能確實不受影響（如今香港的遭遇更是印證了這一點），而民主政治本身的特點就是不相信掌權者的道德自律，而是通過制度設計來制衡權力。李登輝在《臺灣的主張》便解釋了臺灣為什麼不可能接受“一國兩制”：“只有透過民主制度的全面施行，才能以法治化的機制及透明化的政治運作過程，增進兩岸互信，並確保雙方切實遵守協定，共締雙贏新局。”兩岸對統一策略的分歧，說到底其實是“制度之爭”，反映了兩種思維方式的對立。這種對立幾乎濃縮在了07年發生的一起事件裡：某中國公民在日本成田機場朝李登輝砸了一個瓶子，而李登輝事後回答：“希望他回大陸也可以這樣。”可惜砸瓶子的那位仁兄，可能根本都沒意識到這句話裡所包含的分量。
至於究竟哪種制度比較好，我就不多加評判了。我黨已經系統性的論證了民主制度並不適合中國（六十多年前他們也系統性的論證過中國必須實現民主，這就叫與時俱進），很多中國人民也視民主為外來的洪水猛獸。但既然雙方最終的目標都是統一，為什麼李登輝又會突然變成“台獨分子”？
這個“華麗轉身”發生在1995年李登輝以私人身份訪美、並在母校康奈爾大學發表演講之後，《日人民報》突然推出了“四評”系列文章，大肆抨擊李登輝公然發表分裂言論的行徑，大陸人一看這陣勢就知道：“這是一號人民公敵了。”而李登輝的演講名為《民之所欲，長在我心》，從頭到尾都在誇耀臺灣的民主經 驗。如果你不告訴別人這就是著名的“分裂演講”，我相信一百個人裡有九十九個都看不出這玩意跟台獨有什麼蛋關係。日人民報能從演講本身找出的問題，居然只不過是“中華民國在臺灣”這麼寥寥數字，完全就是上綱上線，按李登輝的說法是：“中共對登輝個人發動一波又一波‘欲加之罪丶何患無辭’的誣衊，但是登輝忍辱負重，不予理會。因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解決不了累積五十年的歷史問題。”
儘管李登輝曾反復表明態度，過了一個多月後中共居然又朝臺灣周邊海域發射了數枚飛彈，臺灣海峽頓時佈滿了濃厚的火藥味。李登輝對此更是大惑不解：“都已經打過招呼了，怎麼還發那麼大脾氣？”他自稱美國之行早就通知過大陸政府，大陸這邊雖然不樂意，但依然安排了第二次汪辜會談。到96年總統選舉期間，大陸又像打了雞血一樣往台海狂扔飛彈，弄得臺灣人心惶惶、股票大跌，史稱“第三次臺灣海峽危機”。
我黨此舉究竟意欲為何？鑒於政治本身就有黑箱作業的性質，而大陸政治更是黑箱中的黑箱，外界也只能對這個問題作出一些推測：壓制臺灣的務實外交；阻止李登輝當選；趁機和美國恢復外交聯繫；鷹派抬頭中共內鬥的結果……我也姑且陰謀論一把：既然兩岸統一之爭表像下的本質是制度之爭，那麼雙方不管做什麼動作，歸根結底也應該是衝著對方的制度去的。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柏林牆倒塌、東歐巨變、蘇聯解體的大環境之下，如果對岸同文同種的臺灣人也實現了民主，對我黨來說不啻於雪上加霜。在94年末臺灣正式確立了總統直選、完成了改革最關鍵的一步之後，大陸在95到96年這段時期的“文攻武嚇”，表面上宣稱是要反台獨，實際上是想重演40年代末的歷史，再一次中斷中華民國的民主進程，通過外部的武力威脅讓臺灣重新進入類似“動員戡亂時期”的狀態，無限期的延遲總統大選。這是我黨正在香港持續施行的方針，也是最符合專制邏輯的做法。可惜的是，第一李登輝進行民主改革的決心遠遠超過蔣介石，第二解放軍叛變將領劉連昆提供的情報讓李登輝老神在在，深知除非發生美洲大陸被外星人轉移到火星之類的重大變故，大陸根本不敢再有更進一步的動作。
雖然我黨在破壞臺灣民主這點上失敗了，但在愚民方面倒是頗有斬獲：讓大陸民眾先入為主的認定李登輝是個國家公敵，從而忽略其“民主統一”的主張，或者將之當作一種“明統暗獨”的陰謀，如此一來便可有效的阻隔來自對岸的“和平演變”。日後我黨又以同樣的手法在所謂“兩國論”、“七塊論”上大做文章，完全扭曲了李登輝的原意：“最理想的狀況，是中國大陸擺脫大中華主義的束縛，讓文化與發展的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區享有充分的自主權。如臺灣、西藏、新疆、蒙古、東北等，大約分成七個區域。”從《臺灣的主張》一書上下文來看，李登輝的意思完全可以理解為是削弱中央集權、加強地方自治，他在書中還說“未來的中國只有一個”，臺灣多名立委也再三解釋這根本就不是要把國家分裂成七塊的意思。不過我們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根本就不鳥你，自說自話，愛咋咋地。
如果是從兩岸統一的角度出發，那麼這番“文攻武嚇”所起到的基本都是反作用。大陸僅僅因為雙方統一策略的不同就給李登輝扣上“台獨分子”的帽子，繼而以武力製造恐慌，在在顯示出蠻不講理的作風，徒惹臺灣人的厭惡而已，以至於96年選舉變成了一場“譴責中共大賽”。由於大陸的威脅直接沖著李登輝而來， 對李登輝的高票當選也產生了一定促進作用，臺灣民間當時便戲稱說“李登輝的競選總部在北京”。大陸以自身的行動向臺灣人表明了跟這種貨色談“和平統一”無異於與虎謀皮，李登輝的“民主統一夢”隨著時間的推移也越來越像是“癡人說夢”，就連他自己都說：“大陸距民主主義還非常遙遠，他們一定要靠著自己的雙腿，花數十年的時間走過我們曾經走過的痛苦之路。”正是這種狀況導致了陳水扁之類正宗台獨勢力的崛起。06年陳水扁正式宣佈終止國統會和《國家統一綱領》的運作，一腳把“李登輝主義”踢進了垃圾堆，雖然馬英九上臺後又重回“大陸不民主，兩岸難統一”的路線，但是長此以往下去，很難確保“李登輝主義”在臺灣還能剩下多大的市場，我黨儼然已經變成了台獨人士的“製造機”。
如果說李登輝主政時期的政策是化解兩岸的敵意，那麼大陸的做法則是增加雙方的對立，把臺灣越推越遠。臺灣人厭惡大陸自我中心、處處以武力威逼，就連李登輝這個本土人士中少有的統派近幾年來對中共也越來越惡語相向，大陸人則在單方面的宣傳之下對台獨咬牙切齒，動不動便叫囂“核平臺灣”。這種非理性的仇恨一旦發酵下去，恐怕即使有朝一日大陸真的實現了民主化，統一也無從談起。究竟是誰在假扮統一鬥士，為一己之私利而損害兩岸人民的共同利益、以統一之名而行台獨之實，答案已不言自明。
其實臺灣的情況也完全可以舉一反三到其它“危險地區”，只不過臺灣是已經分裂了，而那些地方截至目前為止還是統一的，槍桿子政權暫時還有能力壓制住自己製造出來的民族仇恨。我還是老話一句，這大陸人民整天高喊統一統一、愛國愛國，哪天要是真跟在某些人屁股後面把中國給搗騰成七塊了，那也算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一出滑稽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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