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此為轉文。我覺得以一個大陸人而言，有這樣的認識至為難得，雖然細節仍有可以討論的地方，但不過是白璧微瑕。又，我對李登輝並沒有偏好，只是因為他用李登輝為標題，內容有很多其他人，在此不一一敘過。原文在此。
一：被迫中斷的民主化進程
李登輝在大陸的標籤是「台獨之父」，在臺灣卻被尊為「民主先生」，一些人甚至稱他為華人歷史上的第一個民選總統。不過這個說法並不確切，華人歷史上真正的第一任民選總統其實應該算是蔣介石。
早在1947到48年間，大陸就曾經舉行過一次激烈的總統大選。此次選舉首先由全民直選國民大會代表（當選國代中國民黨員約占40%），再由國大代表投票選出正副總統，任何人都可以參加，並且最終演變成了蔣介石和李宗仁之間的激鬥。以蔣介石當時的政治威望，他當選總統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李宗仁便退而求其次去競選副總統，但這仍然讓和他矛盾深重的蔣介石非常不滿。蔣先派國民黨眾大佬給李宗仁施壓，希望他自行退出，李以憲法規定人人都可參選為由嚴詞拒絕。隨後蔣又親自去找李宗仁談話，對他說：
「你必須放棄。我不支持你，你還選得到？」
李宗仁答道：「這倒很難說！」
「你一定選不到。」
「我可能選得到！」（《李宗仁回憶錄》）
兩人鬥了番嘴，回去各自準備陰招。蔣介石派出孫中山之子孫科參加副總統競選，試圖以國父之名狙殺對方（實際上蔣在日記中對孫科的個人品行非常鄙視，稱其生性貪婪，寡廉鮮恥，為國父的「不肖之子」）。而李宗仁則慫恿胡適參加選舉，孰料蔣介石反而對此大喜過望。從蔣當時的舉動來看，一來他經常在日記中抱怨國民黨裡無人才，覺得手下無人可用，二來有意通過這次選舉營造一種多黨對立的局面（當時有民青兩黨競選國代失利，便稱國民黨「一黨獨裁」，要求主動讓出若干席位，蔣介石對這種荒唐的要求一口應允，誰知眾國民黨員不買老蔣的帳，令他大為光火），讓胡適當總統正是一舉兩得：
「近日心裡多為讓賢選能之準備。最好國民黨在國民大會時交出政權，本人不加入競選，而提出推選國中無黨派之名流為大總統。若果如願以償，則余為國家為軍事必使軍民不致因餘退職而恐慌與動搖，願暫任參謀總長以協助繼任者；一俟軍民安定，不致應新舊交接為匪所乘，則幸矣。」（蔣介石日記1948年1月 17日）
老蔣同志連自己青樓豔史之類的東西都敢往日記裡寫，裡面的記敘應該還是比較誠懇的。老蔣對胡適稱只要他肯出面競選總統，自己可立即退出，出任行政院長輔助胡適。胡適則在日記裡寫道：「我承認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他說：『請適之先生拿出勇氣來。』但我實無此勇氣！」雙方往來幾次之後，胡適還是婉拒了蔣介石的請求。最終蔣介石毫無懸念的戰勝了居正，但李宗仁也在四輪角逐之後以微弱優勢擊敗了孫科等另外五名候選人。
此次「行憲」的過程中暴露出了很多問題，例如國大選舉中存在賄選現象，投票率也僅有10%（當時中國文盲率極高，民眾普遍沒有民主訴求，喊民主喊得最凶的其實是共產黨，不過他們拒絕參加此次選舉），但羅馬從來就不是一天建成的，無論如何這也算是踏出了中國歷史上至為關鍵的第一步。當然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某片神奇土地上的人民對本國的一些重要歷史一般是不太瞭解的。
可惜的是此後國民黨被打到了臺灣島上，這剛邁出去的一步也隨之縮了回來。其實蔣介石早在選舉期間就已經認為行憲過早，主要原因是實行民主制度之後國民黨的黨票越發不值錢，就算被開除黨籍也無所謂，一眾老黨員們「無法無天」，不聽他這個黨主席的號令，這讓蔣介石覺得是「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在日記裡寫道：「本黨組織低落，紀律廢弛，既無統御黨員把握，又在此匪亂民困，人心動盪，社會不安之時，尤其是本黨競選副總統之黨員不守黨的紀律，早已明瞭，即不應召集如此三千人之國民大會也」，「今日為余就總統職之日，心緒愁鬱，精神沉悶，似乎到處都是黑暗……黨紀掃地，黨性蕩然，如何能維持現局，戰勝共匪」。
以我個人之見，國民黨的失敗和「行憲過早」其實關係不大，蔣介石之所以產生這種看法，恐怕只是對民主制度之下必然的「混亂」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在內戰失敗後更將此當作開脫的藉口。在國共仍然隔海對立摩擦不斷、成天「反攻大陸小心匪諜」的情況下，蔣介石開起了歷史的倒車，幾度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 條款》，實行戒嚴制度，總統無限連任，國民大會代表再也沒有換屆選舉過（俗稱「萬年國代」），異見人士遭到殘酷鎮壓，民青兩黨也變成了「廁所花瓶」，臺灣正式進入了「白色恐怖」時代。
我們的主角李登輝直到71年才加入國民黨，此時仍然是屁民一個，而且還頗有點反政府傾向。在國民黨的治下，他的日子過得當然也不會太自在。
二：白色恐怖籠罩之下的臺灣
其實在49年以前，李登輝就已經和國民黨有了一些不愉快的接觸。眾所周知，臺灣人遠比大陸人親日，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在他們看來並不受歡迎。這不是無來由的，這裡說兩個事例。
1871年，一艘琉球船隻遭遇海難，六十餘人漂流至臺灣，慘遭原住民殺害；72年又有四名海難倖存的日本漁民在台遇害。日本人跑去找清政府告狀，說你們這個臺灣人不像話啊，亂殺我們的人。當時清廷官員毛昶熙說了一句牛逼至極的話：
「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
那個年代日本人還得尊我天朝一聲老大哥，老大哥都說無所謂了，日本人馬上跑來臺灣劈裡啪啦一頓亂打，完事了天朝還給日本人賠了五十萬兩白銀，稱其為「保民義舉」，此事史稱「牡丹社事件」。
到1895年時，日本人已經不把老大哥放在眼裡了，通過《馬關條約》割占了臺灣，而臺灣巡撫唐景嵩仍不肯向日本人稱降，率兵抵抗，最終兵敗。唐景嵩化妝成老太獨自跑路，清軍殘部則退入臺北城中，打家劫舍強姦民女，按臺灣人的說法是當時的情景簡直就是「人間地獄」啊。最後他們不得不派人偷偷跑到城外替日軍帶路，一舉「解放」了臺北。
雖說日本人也多次殘酷鎮壓臺灣的抗日運動，但至少也沒帶這麼不靠譜的。在經濟、教育和公共建設等等方面，日本和大清相比更是一個在現代一個在古代。如果說日本是黑社會大佬，那麼大清頂多只能算是縣城小流氓，國家雖大，政府卻完全上不了檯面，非要二選一的話，當然還是跟著日本人混比較好。
平心而論，國民黨的執政水準跟日本相比也差了那麼一截，官員貪污腐敗，員警吊兒郎當，政府形象嚴重地痞化。再加上初期混亂的經濟狀況，難免讓臺灣人產生心理落差。到47年2月27日，幾個稽查私煙的城管人員由於業務不精，未能充分貫徹對岸同行「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的宗旨，居然當著 圍觀群眾的面暴力執法，結果引發眾怒，釀成國民黨治理時期規模最大的族群衝突，史稱「二二八事件」。當時主管臺灣的陳儀卻向蔣介石彙報說這只是由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台共分子）勾結境外勢力（日軍殘留）煽動起來的反革命暴亂，完全忽略了背後複雜的矛盾，最後當局出動機槍小分隊，簡單粗暴的鎮壓了這次群眾運動，剛來兩年就給臺灣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於具體傷亡人數則口徑眾多，從數百到上十萬不等（二二八基金成立後，由家屬上報的死難者共有681人）。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臺灣一直爭議頗多，因為種種資料顯示本地人在事件之初也犯下不少暴行，並不像他們所宣稱的那麼無辜，背後更有台共等多股勢力縱橫交錯。但是國民黨直接開槍的做法無疑極為愚蠢，雖然本地人從表面上看確實是「老實了」，但暗地裡他們對外省人的仇恨只是變得更加嚴重了。
當時李登輝同志剛好轉學到國立臺灣大學，屬於不明真相的群眾。他在街上參與圍觀時，現場忽然槍聲大作，子彈橫飛，行人齊喊「快走嘞」，立刻作鳥獸散，李登輝也嚇得屁滾尿流落荒而逃，稱自己「差一點就被人打死」。24歲的他因親眼目睹了國民黨的暴行而成長為一號憂國憂民的憤青，曾經加入共產黨等各類地下「民主黨派」（李登輝加入共產黨後沒多久就退黨，他後來解釋說：「三十歲前不相信共產主義是沒夢想，三十歲後還相信共產主義是不實際」），這也導致他經常被忙著整肅「二二八事件奸黨」的情治部門請去喝茶。由於被認作是「趕時髦的小角色」，李登輝並未遭到太嚴厲的懲處，只不過頻繁的「報到」仍讓他不勝其擾。1960年調查局「清查舊案」時，李登輝更是莫名其妙被拘留長達四個半月之久，他在農復會的上司沈宗瀚求人托關係替他求情之後，李登輝才被無罪釋放。小角色尚且如此，大角色的下場可想而知。
經過此事之後，李登輝對臺灣政局更加失望，1965年他去美國讀博之後甚至不願意再回臺灣。在康奈爾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李登輝已是世界知名的農業經濟問題專家，各國的農經組織紛紛向他伸出橄欖枝，沈宗瀚更是親自跑到美國遊說。李登輝說：「我回去了不知道國家會對我怎麼樣，我沒有太大信心。」沈宗瀚則向他保證絕對不會再出狀況。可惜一個小小農復會主任的口頭保證豈能管得到政府頭上，李登輝剛回國一年左右，當局的白頭盔憲兵就又找上門來了。
其實李登輝當時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事，但有了上回拘留四個半月的經驗，再加上憲兵是大清早六點鐘跑來敲門，頗有點來偷雞摸狗殺人滅口的味道，李登輝擔心自己說不定一去不回，於是先把家裡的存摺等等統統翻出來交給老婆，支票一一簽字，這才「慷慨赴死」。在被斷斷續續的盤問了一星期之後他又活蹦亂跳的出來了，日後回憶起這次經歷，李登輝認為當時蔣經國可能就已經有意啟用他，這只不過是一次政治可靠性審查而已。但這種體驗無疑讓人極不愉快，尤其是李登輝第一被請去喝茶的時間長達十七個小時，期間毫無音訊，更是讓他的家人提心吊膽。李登輝的老婆稱：「那是我有生以來度過最長的一天。」並且之後每次聽到吉普車從樓下路過便會心慌意亂。因此李登輝暗下決心：「如果有機會執政的話，絕不願意同胞再忍受這種白色恐怖之苦。」
當然，跟臺灣當時一些赫赫有名的政治犯相比，李登輝實在可算是「幸運」的了。沒過多久他改造臺灣的「機會」也來了：可能是因為臺灣農業問題越來越受重視，李登輝突然便被拉入政壇，並且成了蔣經國身邊的「紅人」，先是成為歷史上最年輕的內閣成員，78年又被任命為臺北市長，81年升任臺灣省主席，84年當上副總統，以七十碼的速度在政界快速躥升。1988年蔣經國去世之後，李登輝更是順理成章的接任了中華民國總統之位。
一：被迫中斷的民主化進程
李登輝在大陸的標籤是「台獨之父」，在臺灣卻被尊為「民主先生」，一些人甚至稱他為華人歷史上的第一個民選總統。不過這個說法並不確切，華人歷史上真正的第一任民選總統其實應該算是蔣介石。
早在1947到48年間，大陸就曾經舉行過一次激烈的總統大選。此次選舉首先由全民直選國民大會代表（當選國代中國民黨員約占40%），再由國大代表投票選出正副總統，任何人都可以參加，並且最終演變成了蔣介石和李宗仁之間的激鬥。以蔣介石當時的政治威望，他當選總統幾乎是板上釘釘的事，李宗仁便退而求其次去競選副總統，但這仍然讓和他矛盾深重的蔣介石非常不滿。蔣先派國民黨眾大佬給李宗仁施壓，希望他自行退出，李以憲法規定人人都可參選為由嚴詞拒絕。隨後蔣又親自去找李宗仁談話，對他說：
「你必須放棄。我不支持你，你還選得到？」
李宗仁答道：「這倒很難說！」
「你一定選不到。」
「我可能選得到！」（《李宗仁回憶錄》）
兩人鬥了番嘴，回去各自準備陰招。蔣介石派出孫中山之子孫科參加副總統競選，試圖以國父之名狙殺對方（實際上蔣在日記中對孫科的個人品行非常鄙視，稱其生性貪婪，寡廉鮮恥，為國父的「不肖之子」）。而李宗仁則慫恿胡適參加選舉，孰料蔣介石反而對此大喜過望。從蔣當時的舉動來看，一來他經常在日記中抱怨國民黨裡無人才，覺得手下無人可用，二來有意通過這次選舉營造一種多黨對立的局面（當時有民青兩黨競選國代失利，便稱國民黨「一黨獨裁」，要求主動讓出若干席位，蔣介石對這種荒唐的要求一口應允，誰知眾國民黨員不買老蔣的帳，令他大為光火），讓胡適當總統正是一舉兩得：
「近日心裡多為讓賢選能之準備。最好國民黨在國民大會時交出政權，本人不加入競選，而提出推選國中無黨派之名流為大總統。若果如願以償，則余為國家為軍事必使軍民不致因餘退職而恐慌與動搖，願暫任參謀總長以協助繼任者；一俟軍民安定，不致應新舊交接為匪所乘，則幸矣。」（蔣介石日記1948年1月 17日）
老蔣同志連自己青樓豔史之類的東西都敢往日記裡寫，裡面的記敘應該還是比較誠懇的。老蔣對胡適稱只要他肯出面競選總統，自己可立即退出，出任行政院長輔助胡適。胡適則在日記裡寫道：「我承認這是一個很聰明、很偉大的見解，可以一新國內外的耳目。我也承認蔣公是很誠懇的。他說：『請適之先生拿出勇氣來。』但我實無此勇氣！」雙方往來幾次之後，胡適還是婉拒了蔣介石的請求。最終蔣介石毫無懸念的戰勝了居正，但李宗仁也在四輪角逐之後以微弱優勢擊敗了孫科等另外五名候選人。
此次「行憲」的過程中暴露出了很多問題，例如國大選舉中存在賄選現象，投票率也僅有10%（當時中國文盲率極高，民眾普遍沒有民主訴求，喊民主喊得最凶的其實是共產黨，不過他們拒絕參加此次選舉），但羅馬從來就不是一天建成的，無論如何這也算是踏出了中國歷史上至為關鍵的第一步。當然出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某片神奇土地上的人民對本國的一些重要歷史一般是不太瞭解的。
可惜的是此後國民黨被打到了臺灣島上，這剛邁出去的一步也隨之縮了回來。其實蔣介石早在選舉期間就已經認為行憲過早，主要原因是實行民主制度之後國民黨的黨票越發不值錢，就算被開除黨籍也無所謂，一眾老黨員們「無法無天」，不聽他這個黨主席的號令，這讓蔣介石覺得是「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在日記裡寫道：「本黨組織低落，紀律廢弛，既無統御黨員把握，又在此匪亂民困，人心動盪，社會不安之時，尤其是本黨競選副總統之黨員不守黨的紀律，早已明瞭，即不應召集如此三千人之國民大會也」，「今日為余就總統職之日，心緒愁鬱，精神沉悶，似乎到處都是黑暗……黨紀掃地，黨性蕩然，如何能維持現局，戰勝共匪」。
以我個人之見，國民黨的失敗和「行憲過早」其實關係不大，蔣介石之所以產生這種看法，恐怕只是對民主制度之下必然的「混亂」缺乏足夠的心理準備，在內戰失敗後更將此當作開脫的藉口。在國共仍然隔海對立摩擦不斷、成天「反攻大陸小心匪諜」的情況下，蔣介石開起了歷史的倒車，幾度修訂《動員戡亂時期臨時 條款》，實行戒嚴制度，總統無限連任，國民大會代表再也沒有換屆選舉過（俗稱「萬年國代」），異見人士遭到殘酷鎮壓，民青兩黨也變成了「廁所花瓶」，臺灣正式進入了「白色恐怖」時代。
我們的主角李登輝直到71年才加入國民黨，此時仍然是屁民一個，而且還頗有點反政府傾向。在國民黨的治下，他的日子過得當然也不會太自在。
二：白色恐怖籠罩之下的臺灣
其實在49年以前，李登輝就已經和國民黨有了一些不愉快的接觸。眾所周知，臺灣人遠比大陸人親日，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在他們看來並不受歡迎。這不是無來由的，這裡說兩個事例。
1871年，一艘琉球船隻遭遇海難，六十餘人漂流至臺灣，慘遭原住民殺害；72年又有四名海難倖存的日本漁民在台遇害。日本人跑去找清政府告狀，說你們這個臺灣人不像話啊，亂殺我們的人。當時清廷官員毛昶熙說了一句牛逼至極的話：
「生番係我化外之民，問罪與否，聽憑貴國辦理。」
那個年代日本人還得尊我天朝一聲老大哥，老大哥都說無所謂了，日本人馬上跑來臺灣劈裡啪啦一頓亂打，完事了天朝還給日本人賠了五十萬兩白銀，稱其為「保民義舉」，此事史稱「牡丹社事件」。
到1895年時，日本人已經不把老大哥放在眼裡了，通過《馬關條約》割占了臺灣，而臺灣巡撫唐景嵩仍不肯向日本人稱降，率兵抵抗，最終兵敗。唐景嵩化妝成老太獨自跑路，清軍殘部則退入臺北城中，打家劫舍強姦民女，按臺灣人的說法是當時的情景簡直就是「人間地獄」啊。最後他們不得不派人偷偷跑到城外替日軍帶路，一舉「解放」了臺北。
雖說日本人也多次殘酷鎮壓臺灣的抗日運動，但至少也沒帶這麼不靠譜的。在經濟、教育和公共建設等等方面，日本和大清相比更是一個在現代一個在古代。如果說日本是黑社會大佬，那麼大清頂多只能算是縣城小流氓，國家雖大，政府卻完全上不了檯面，非要二選一的話，當然還是跟著日本人混比較好。
平心而論，國民黨的執政水準跟日本相比也差了那麼一截，官員貪污腐敗，員警吊兒郎當，政府形象嚴重地痞化。再加上初期混亂的經濟狀況，難免讓臺灣人產生心理落差。到47年2月27日，幾個稽查私煙的城管人員由於業務不精，未能充分貫徹對岸同行「臉上不見血、身上不見傷、周圍不見人」的宗旨，居然當著 圍觀群眾的面暴力執法，結果引發眾怒，釀成國民黨治理時期規模最大的族群衝突，史稱「二二八事件」。當時主管臺灣的陳儀卻向蔣介石彙報說這只是由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台共分子）勾結境外勢力（日軍殘留）煽動起來的反革命暴亂，完全忽略了背後複雜的矛盾，最後當局出動機槍小分隊，簡單粗暴的鎮壓了這次群眾運動，剛來兩年就給臺灣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於具體傷亡人數則口徑眾多，從數百到上十萬不等（二二八基金成立後，由家屬上報的死難者共有681人）。
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在臺灣一直爭議頗多，因為種種資料顯示本地人在事件之初也犯下不少暴行，並不像他們所宣稱的那麼無辜，背後更有台共等多股勢力縱橫交錯。但是國民黨直接開槍的做法無疑極為愚蠢，雖然本地人從表面上看確實是「老實了」，但暗地裡他們對外省人的仇恨只是變得更加嚴重了。
當時李登輝同志剛好轉學到國立臺灣大學，屬於不明真相的群眾。他在街上參與圍觀時，現場忽然槍聲大作，子彈橫飛，行人齊喊「快走嘞」，立刻作鳥獸散，李登輝也嚇得屁滾尿流落荒而逃，稱自己「差一點就被人打死」。24歲的他因親眼目睹了國民黨的暴行而成長為一號憂國憂民的憤青，曾經加入共產黨等各類地下「民主黨派」（李登輝加入共產黨後沒多久就退黨，他後來解釋說：「三十歲前不相信共產主義是沒夢想，三十歲後還相信共產主義是不實際」），這也導致他經常被忙著整肅「二二八事件奸黨」的情治部門請去喝茶。由於被認作是「趕時髦的小角色」，李登輝並未遭到太嚴厲的懲處，只不過頻繁的「報到」仍讓他不勝其擾。1960年調查局「清查舊案」時，李登輝更是莫名其妙被拘留長達四個半月之久，他在農復會的上司沈宗瀚求人托關係替他求情之後，李登輝才被無罪釋放。小角色尚且如此，大角色的下場可想而知。
經過此事之後，李登輝對臺灣政局更加失望，1965年他去美國讀博之後甚至不願意再回臺灣。在康奈爾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之後，李登輝已是世界知名的農業經濟問題專家，各國的農經組織紛紛向他伸出橄欖枝，沈宗瀚更是親自跑到美國遊說。李登輝說：「我回去了不知道國家會對我怎麼樣，我沒有太大信心。」沈宗瀚則向他保證絕對不會再出狀況。可惜一個小小農復會主任的口頭保證豈能管得到政府頭上，李登輝剛回國一年左右，當局的白頭盔憲兵就又找上門來了。
其實李登輝當時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事，但有了上回拘留四個半月的經驗，再加上憲兵是大清早六點鐘跑來敲門，頗有點來偷雞摸狗殺人滅口的味道，李登輝擔心自己說不定一去不回，於是先把家裡的存摺等等統統翻出來交給老婆，支票一一簽字，這才「慷慨赴死」。在被斷斷續續的盤問了一星期之後他又活蹦亂跳的出來了，日後回憶起這次經歷，李登輝認為當時蔣經國可能就已經有意啟用他，這只不過是一次政治可靠性審查而已。但這種體驗無疑讓人極不愉快，尤其是李登輝第一被請去喝茶的時間長達十七個小時，期間毫無音訊，更是讓他的家人提心吊膽。李登輝的老婆稱：「那是我有生以來度過最長的一天。」並且之後每次聽到吉普車從樓下路過便會心慌意亂。因此李登輝暗下決心：「如果有機會執政的話，絕不願意同胞再忍受這種白色恐怖之苦。」
當然，跟臺灣當時一些赫赫有名的政治犯相比，李登輝實在可算是「幸運」的了。沒過多久他改造臺灣的「機會」也來了：可能是因為臺灣農業問題越來越受重視，李登輝突然便被拉入政壇，並且成了蔣經國身邊的「紅人」，先是成為歷史上最年輕的內閣成員，78年又被任命為臺北市長，81年升任臺灣省主席，84年當上副總統，以七十碼的速度在政界快速躥升。1988年蔣經國去世之後，李登輝更是順理成章的接任了中華民國總統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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