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文化部行將成立，準部長龍應台在聯合報發表了一篇「政策制定中的一路思索──寫在文化部成立前夕」。在此之前，網路上流傳一段段宜康對龍應台的質詢紀錄，大意是段宜康不斷追問陳冲和龍應台對過去受迫害的人「誰要負責任」，而龍應台一直不願意說出段宜康不停導引的那個答案。如果段宜康認為所謂的轉型正義就應該是把蔣介石當成萬惡大魔王，承擔所有的罪過，這種「轉型正義」，我瞅著非常眼熟。兩德分裂的時候，有許多德國知識分子認為西德當局和美英等國沆瀣一氣，輕輕放過許多納粹黨員，寧願留在大幅整肅納粹黨員的東德；南北韓分裂後，也有許多海外韓國人認為南韓政府完全繼承日本殖民時期的制度和人員，污辱了韓國人，寧願到和殖民日本劃清界線的北韓生活。東德和北韓，把所有的過錯完全推給納粹黨和替日本人做事的韓國人身上，順利完成「轉型正義」，建立共產黨的權威。顯然這位眷村子弟，想用完全否定蔣介石（乃至於國民黨）的方式，建立民進黨在台灣社會中的「權威」。

之所以要岔出來講這段跟龍應台文章無關的質詢，是因為我看到有人留言，認為沒有轉型正義沒有辦法談文化，這點很起我疑竇。如果這樣說，那台灣自一九四九年迄今，都沒有「文化」可言囉？畢竟就某些人，某些像段宜康這樣的人而言，台灣仍然沒有「轉型正義」，如果文化要以此為前提，台灣要有文化，大概要等到世界末日以後吧。

其實我是想討論龍應台這篇文章。龍應台以準文化部長的身分寫此文，或可以將其看成龍應台對文化部的願景。他企圖很大，不甘只是做些政策面的事情，他想用文化「面對國民」，他將文化放在至高點看待。

文化當然是人類文明的至高點，但這種至高點放到政治體系中，就變得難以捉摸。他不是像交通部、經濟部那樣，有明確管轄的範疇，因為「文化」無所不在。但正因為無所不在，文化的意涵就被掏空，要釐清「文化部」的權責，就變得很麻煩。所以龍應台的文章看起來包山包海，卻只能語意模糊，諸如「創造環境」、「匯聚國力」、「從容自信」，我想他不敢明講他要做什麼，有時事情講的太確切，弊端便隨之而生，就像十二年國教那樣。這種空洞的內容，才方便讓文化部長有轉圜的餘地。

我只是想看，文化部長龍應台，可否讓我們感受到「文化部」確實不同「文化建設委員會」，當我們有個部可以主管文化時，他能否做的比「委員會」還要多。比如說，樂生療養院，如果今天是文化部介入，台北捷運局還會硬是把機廠蓋在那裡嗎？文化部的出現，會更喚醒台灣人對文化的重視嗎？台灣人可以覺察，比起算容積率蓋高樓，三合院、街屋、埤塘、祠堂才是真正有價值的嗎？台灣人可否了解，除了賺錢以外，還有很多東西──包括段宜康所講的「轉型正義」──更值得去珍視追求呢？

其實我有點害怕，因為我看到一些扎眼的關鍵字，像是「經濟產值」，像是「產業模式」。也許這部分是馬政府所謂「文化創意產業」的意志，不見得是龍應台的想法。龍應台在德國跟美國都待過，我想他應該對歐陸和美英兩邊看待文化的差異有點概念。我在聽馬英九談文化政策頗為擔憂，我希望龍應台不要只是馬英九思維的延伸。

我一直認為，台灣發展文化最好的方式，不是介入左右，而是掃除障礙。雲門要國際巡演，就不要刁難他們的簽證；藝術家租廢棄的空屋成立工作室，就不要被財團都更變成炒地皮的工具；租借場地的費用太過於高昂，就盡可能補貼。有時我會覺得，真正在阻礙台灣文化發展的，恰恰就是不時高舉文化的政府，而且阻礙的方式並不是刻意的破壞，有時只是過於功利、或過於外行。而我們最愛講，或是最難避免的，就是「外行指導內行」，在打著「文化」旗號時，尤其如此。

所以文化部最重要的工作，恐怕不是龍應台文章中所言的那些，而是教育所有政府官員及公務人員，面對「文化」，他們也難辭其咎。交通部能因為「文化」保存阿朗壹古道嗎？捷運局能因為「文化」保留古蹟嗎？我很希望我們的「文化」可以豐厚至此，但文化部究竟是助力或阻力，仍是茫然未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