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za Long,2012年12月15日,原文連結作者部落格(原文章題目為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星期五發生的驚人慘劇──康乃狄克州新鎮的珊迪胡克小學有二十位小孩和六位成人遇害──引發美國對於暴力行徑的新一輪討論。全國各地的人都在爭論著在美國會遇到的暴力行徑:槍枝盛行、媒體暴力、心理保健匱乏,無論是海外、宗教、政治,乃至於在扶養小孩的過程中,都要面對這或隱或顯的暴力。波夕(Boise)的作家麗莎隆(Liza Long)說道,談論槍很容易,但更需要花時間討論精神疾病。

雖然每個有精神疾病故事的家庭都是不同的,我們也永遠不知道蘭札家的情況,但類似的故事需要更多人知道,這類家庭也需要我們的幫助。


三天前,當二十歲的亞當蘭札殺了他母親,對著康州幼稚園坐滿小孩的班級開槍之前,那時我十三歲的兒子麥可(化名)錯過了校車,因為他的褲子穿錯顏色。

「我要穿這個,」他說,口氣變得很不悅,他的瞳孔逐漸放大,蓋住旁邊的藍色虹膜。

「那是深藍色的,」我告訴他。「學校規定只能穿黑色或卡其色的褲子。」

「他們說我可以穿這個,」他堅持。「你這賤女人。我想穿什麼就穿什麼。這裡是美國。這是我的權利!」

「你不能想穿什麼就穿什麼,」我語氣平緩理性。「而且你不能叫我賤女人。你今天不可以玩電動了。快點上車,我帶你去學校。」

我有一個精神病的兒子,我愛他。但他讓我很害怕。

幾星期前,麥可拿了把刀威脅要殺掉我然後自殺,不過是因為我要他把逾期的書還回去圖書館。他七歲和九歲的弟弟妹妹知道安全計畫──在我要求之前,他們就會跑到車上,車門上鎖。我試圖從麥可手中拿到刀子,如今家裡所有尖銳的物品都被我收到一個特百惠的盒子裡隨身攜帶。在這過程中,他一直對著我尖聲污辱,並威脅要殺了我或是傷害我。

那場衝突最後由三位彪型警察和醫療人員扭送我兒子坐上索價高昂的救護車,載到當地醫院的急診室。那天精神病院沒有任何床位,麥可在急診室裡恢復冷靜,所以他們載我們回家,醫院開了金普薩(Zyprexa)藥,當地的兒童精神科醫師會來探訪。

我們還是不知道麥可怎麼了。鑑識人員、社工、老師、諮商師、校方開過無數會,各種名稱都提出來:泛自閉症障礙(Autism spectrum)、過動(ADHD)、違抗症(ODD)或間歇性狂暴症(Intermittent Explosive Disorder)。他已經吃過一輪安定精神的藥物,行為計畫冗長如俄國小說。但看來似乎毫無用處。

從七年級開始,麥可參加了一個針對數學與科學有特殊天賦學生的先期培育計畫。當他情緒正常的時候,他會欣然接受各式主題,不管是古希臘神話還是某教授提到的愛因斯坦與牛頓物理學的不同。多數時候他都很正常。但當他不正常,就要當心。他會難以預測。

在他到新的國中幾個星期,麥可的舉動愈來愈怪,並開始在學校有危險的舉動。我們決定將他送到當地最嚴格的行為管束,當學校裡的小孩無法在一般教室有正常表現時,可以交由公共保母免費看顧,從週一到週五,早上七點半到下午一點五十分,一直持續到他十八歲。

早上的褲子事件,麥可在車上仍一直和我爭執。他有時會陪罪,似乎相當懊悔。就在我把車子停在學校停車場的時候,他說,「那個,媽,我真的很抱歉。我今天還可以玩電動嗎?」

「不行,」我告訴他。「你不可以像早上那樣,而且你大概是想要玩電動才這麼快轉變心意。」

他的臉色一沉,眼睛充滿憤怒。「那我就要殺掉自己,」他說。「我要跳出這輛車殺掉自己。」

就是這樣。在刀子的事件後,我告訴他如果他再說類似的話,我就會直接載他到精神病院,沒有餘地。我沒有回應,只是倒車轉向相反的路,從左邊轉向右邊。

「你要載我去哪裡?」他忽然擔心起來。「我們要去哪裡?」

「你知道的,」我回答。

「不!你不能這樣對我!你讓我死吧!你直接送我下地獄吧!」

我在醫院前停車,慌亂地離開,對著其中一位站在外面的醫生說道,「快叫警察,」我說。「快!」

麥克完全就像他們說的,不停尖叫與擊打。我緊緊抱著他才不致讓他從車上逃脫。他咬了我幾次,不停用手肘撞我的肋骨。我現在還有能力控制,但也支持不了太久。警察很快就來了,帶著不停尖叫亂踢的兒子進到醫院。我開始顫抖,滿眼含淚地寫著文件──「有任何困難...你的孩子是在幾歲...有任何問題...你的孩子可曾遭遇過...你的孩子可曾...」

所幸如今我還有醫療保險。我最近接受了一個當地大學的教職,不再從事自由業,因為有著這樣的孩子,你得要有補助。你做任何事情都要補助。個人保單是不可能涵蓋這些東西的。

幾天以來,我兒子堅持我在說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要擺脫他。第一天,我打電話詢問狀況時,他說:「我恨你。我要盡快離開這裡然後進行報復。」

到了第三天,他已經回復成過去那個平常的可愛男孩,不斷道歉並承諾不會再犯。我這幾年不斷聽著這些承諾。我再也不信了。

在表格上有個問題項「你希望有什麼樣的處理?」我寫道,「我需要幫助。」

我確實需要。這個問題已經大到我無法自己處理。有時連好一點的選擇都沒有。我只能祈求恩典降臨,相信這一切事後來看都是有意義的。

我寫下這個故事,因為我是亞當蘭札的母親,我是Dylan Klebold和Eric Harris的母親,我是James Holmes的母親,我是Jared Loughner的母親,我是Seung-Hui Cho的母親(譯案:上述人都曾犯下校園屠殺或連續殺人案)。這些男孩──以及他們的母親──都需要幫助。因著駭人的悲劇,我們很容易去討論槍枝問題。但也需要討論到心理疾病。

據Mother Jones稱,自1982年起,全國各地已經有61起持械的大屠殺案。而犯案的43名兇手中,只有一位是女性。Mother Jones只注意他們持有槍械是否合法(絕大多數是),但其中明顯的精神病徵應該使我們細想美國有多少人像我一樣活在恐懼之中。

當我問我兒子的社工我能怎麼做時,他說只能等到我兒子犯罪引來注意。「如果他回到這個社會,他們會造冊列管,」他說。「這是你唯一可以了結這一切的方式。除非你引來注意,否則沒有人在意你。」

我不相信我的兒子最終要在監獄終老。混亂的環境不斷刺激麥可敏感的神經,無法控制他的潛在病灶。但美國似乎選擇用監獄的方式處理有心理疾病的人。根據「人權觀察」的報告,2000年到2006年美國監獄中的精神病患增加了四倍,而且數字仍不斷增加──事實上,監獄裡的精神病患增加的速度是外面的五倍(56%)。

由於公立療養中心與醫院關閉,監獄如今成了精神病人最終的去處──雷克斯島(紐約市的監獄)、洛杉磯郡立監獄和伊利諾州的庫克郡立監獄是2011年全國最大的治療中心。

不會有人想要一位喜愛哈利波特和他的寵物的十三歲天才入監。但我們的社會,因為精神疾病的污名與殘破的健保系統,無法給我們其他的選擇。使得一個飽經創傷的靈魂最終朝著快餐店、大賣場或是幼稚園教室射殺。我們才在那裡捶胸頓足,說「我們一定要做點什麼。」

我們確實要做點什麼。是時候要給我們關乎心理健康的有意義的討論了。這才是我們國家能夠得到治療的唯一方式。

願上帝幫助我,幫助麥克,幫助我們。

後記:

這篇文章剛好跟我之前寫的死刑的正義頗有呼應,也某種程度上呼應我之前看的《安靜,就是力量》一書。我初在蘋果日報網路版看到此事時,底下的留言我很傻眼。有人語帶輕蔑的說「康州才剛剛廢除了死刑,結果你看」,好像這是他們廢除死刑的報應,但很快有人反駁,兇手在學校屠殺之後,隨即自裁,顯然死亡不足為懼。台灣人膚淺的以為死刑可以解決一切,但這則慘案告訴我們,你不去正視背後真正的問題,就算鞭屍或車裂,也於事無補。

美國輿論倒是很快就討論起槍枝氾濫的問題。槍枝氾濫自然事關重大,因為同時在中國河南也發生類似的校園慘案,只因兇手拿的是菜刀,死亡人數便少了很多。但從另一個層面看,就算沒有槍械,一樣會發生類似的事情。真正的核心,應該是兇手本身。我不知道中國的情況如何,至少在美國,會犯下這種突發槍擊案的兇手,幾乎都有一些類似的特徵。平時安靜、少與人往來、情緒反覆、極端聰明,這種人平時在社會上可能就已經非常適應不良,家人求助無門(如文中所述)或害怕遭到歧視不敢帶出門,除了社福機構可能會派人追蹤外,醫療體系和教育體系幾乎放棄這類人,不管他們的死活。我甚至可以想像在美國這種重視外向性格的國家,這類人大概從小就被歧視、遭到霸凌,不時遭到言語或肢體的欺凌,加重他種種「發病」的可能,而最終,也許正如此文所說,不得不賠上幾個無辜性命作結,不是自殺,就是變成階下囚等待死亡。

當然,幫助這些人並不容易。文中的母親非常偉大,她願意現身說法,希望自己的兒子不要步入其他殺人犯的後塵。但其他家庭肯正視自己的子女可能有類似的問題嗎?他們希望自己的子女被貼上一個「納入列管」的標籤嗎?如今的社會資源可以提供更好的選項幫助這些人嗎?社會輿論會不會覺得提供資源在這些人上面是浪費稅金而強烈抗議呢?但找到這些人,給予心理治療或輔導不過還是治標的方式,重點在整個社會的價值觀和環境。我們要怎麼去除歧視,怎麼建立一個真正能夠尊重個體的社會,這些事情,我們大概連想都沒有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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