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福光，2012年12月30日，海峽時報（原文連結）
新加坡人貧乏的公眾禮儀是社群認同缺乏的結果
我大概一星期前到訪台北，在這期間，我找不到任何街道的垃圾箱。
但這個城市就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見的那樣乾淨整潔。
難道沒有人丟垃圾嗎？如果手中有紙屑想要丟掉要怎麼辦呢？
放在口袋裡？
台灣人會這麼做，我的導遊說。他們會帶回家分類好做回收。
我真的對此印象深刻，特別是想到要讓新加坡人回收垃圾有多困難，更別提帶回家。
我得提醒自己這裡是台北，而不是那個有著極致公德心日本人所在的東京。
這只是我對台北和其人民驚奇事例的一部份，完全推翻我之前對此地的成見。
實際上我對台灣認識不多，我有超過二十年沒來過這裡，最後一次是為了一個短暫的採訪。
我所知道的多從報紙和電視新聞而來，而且多數是負面的──混亂的政治，第一個在國會裡打架的國家，和引人注意的戲劇化選舉（還記得陳水扁總統2004年大選前一天神秘的槍擊嗎？）。
而我在旅途中還得到其他的啟示。
在台北的捷運站，乘客井然有序，排成一列等待車子，這是個不會出現在新加坡的景象，而且他們的車子同樣擁擠。
（我再次提醒：這裡不是東京。）
但在我旅行第四天看到的餐廳服務，我觀察到極為特出的一幕。
甚至比東京好。
我去的這些地方並不是你可能會想到的熱門的餐廳如鼎泰豐或Fridays，上述這兩間新加坡也有。
我從來沒有在世界其他地方經歷過如此私人、熱情、體貼的服務，而且是從一個剛出社會的服務生得到。
由於鼎泰豐人潮洶湧，所以你不能說這種特殊的服務是因為今天沒什麼人。
新加坡人要如何更有公德心一直是個重要的議題，因為有太多行為不當的例子，長時間沒有得到糾正。
上車的乘客堵住下車的乘客，在美食街或食肆吃飯的人不把端盤拿回去，居民不做回收，看電影的人在電影院講手機。許多遊客也說這座城市不再像從前那樣乾淨，愈來愈多人在公眾空間亂丟垃圾。
類似例子不勝枚舉。
這還不包括駕駛人在路上的行徑─我最討厭的行徑莫過於他們看到信號燈快變了時不是減速讓路，反而加速闖道。
常云我們是第一世界的經濟水準，卻沒有與之相襯的社會規範，我們要到那種程度，還要再等待一個世代。
拜訪一座城市最令人耳目一新者，莫過於可以看到這個與新加坡文化或經濟上差異不大的地方，社會規範與態度上卻有明顯的差異，彷彿是個異星球的城市。
我對日本就是這種感覺─日本社會對有禮的態度與公共精神設立了極高的標準，他的社會之難捉摸，其規範之曖昧，使外人宛如從另外一個世界來的。
新加坡人永不會像他們一樣，所以學習他們是如何做到的沒有意義。
但台灣人的主體是華人，跟新加坡更為相似。
他推翻了這裡某些所持的看法，就是這裡的零售業或餐館的服務欠佳，是因為華人並非服務導向的社會，不像泰國或菲律賓。
台灣證實這是錯的。
但如果只是服務業，它不會是這麼大的問題。
蓋洛普一項調查顯示，新加坡人缺乏人情味、最不積極，在全球148個國家中墊底。
你可以批評這項調查有缺失，一如其他所有的批評之言，但這無助於調查墊底的難堪事實。
更難堪的是，兩周前的世界捐贈指數（World Giving Index）稱新加坡人與全世界相比，在過去一個月中最不願意去幫助陌生人者（146當中排140位）。
至於金錢捐獻，分數也不太好看：53位，並且遠遠落後其他東南亞國家，如印尼和泰國。
在歲末年終的慶祝時分，我想不到比這更掃興的事情了。
迄今為止，有許多理由在解釋新加坡何以在軟實力上的發展遠遠落後。
其中幾個是：因為我們是個節奏很快、經濟有競爭力、人口稠密的都會區，這裡的人不太有時間好好待人。而且我們這個社會也不過出現一個世代，許多人的雙親來自中國和印度最貧窮的鄉村，而他們的粗鄙行徑已經改不過來了。
但香港也是移民組成的社會，與新加坡相仿，然而他們的總體指標在第19位，高出新加坡95位。
美國是全世界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在世界排名第5位。
我相信這些社會之中一定貫穿一種共識，使得他們的表現遠勝於此地。
我們必須要給人民一個強烈的社群感和身分，使得人民可以結合在一起，並能夠關心彼此。
就像是成為家庭成員的一部份，沒有人需要告知自己要做什麼，它應該是自然而然的，其之間的連繫應該強如大地。
當我問及在台北工作的同事我在此觀察到的行為時，她說原因有很多，其中一點在群眾運動導致1987年戒嚴令解除，使得這裡變得更好。
這幾年來台灣人不斷積極參與重大議題，促成政治和社會上的覺醒，對台灣影響深遠。
因此，他們發展出更為強烈的台灣共識。
他們的政治常很骯髒，經濟也停滯了一段時間，但他們的社會顯然有著很大的進展。
對新加坡而言，這樣的挑戰比像台灣這樣同質性高的社會還來得大。
這也是何以所有由上而下的舉措，像要求人民端回托盤，不丟垃圾，或是盡量往公車裡面坐之類成效不大。因為新加坡人並沒有強烈意識到他們是一體的，不懂得關心彼此。
如此殘酷的事實，必須要在推行政策前確實的認知到。
建立連繫需要的是實作，而非空話，每個人盡可能為了公共的利益，而非只為了自己或自己的家人。這意味著一個更有活力的公民社會，新加坡人會真心相信他們能採取行動共同打造自己的家園。
更多的公民組織、同好會、非政府組織、慈善團體和義工在各自著重的地方奉獻所能，就會有更好的社會與自我。
相反地，若是這一切都由政府主動，這些連繫就會弱得多。
但這也需要政府尊重並支持這些團體所做的工作。
而這絕不是僅止於那些沒有清乾淨的食物托盤問題而已。
新加坡人貧乏的公眾禮儀是社群認同缺乏的結果
我大概一星期前到訪台北，在這期間，我找不到任何街道的垃圾箱。
但這個城市就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見的那樣乾淨整潔。
難道沒有人丟垃圾嗎？如果手中有紙屑想要丟掉要怎麼辦呢？
放在口袋裡？
台灣人會這麼做，我的導遊說。他們會帶回家分類好做回收。
我真的對此印象深刻，特別是想到要讓新加坡人回收垃圾有多困難，更別提帶回家。
我得提醒自己這裡是台北，而不是那個有著極致公德心日本人所在的東京。
這只是我對台北和其人民驚奇事例的一部份，完全推翻我之前對此地的成見。
實際上我對台灣認識不多，我有超過二十年沒來過這裡，最後一次是為了一個短暫的採訪。
我所知道的多從報紙和電視新聞而來，而且多數是負面的──混亂的政治，第一個在國會裡打架的國家，和引人注意的戲劇化選舉（還記得陳水扁總統2004年大選前一天神秘的槍擊嗎？）。
而我在旅途中還得到其他的啟示。
在台北的捷運站，乘客井然有序，排成一列等待車子，這是個不會出現在新加坡的景象，而且他們的車子同樣擁擠。
（我再次提醒：這裡不是東京。）
但在我旅行第四天看到的餐廳服務，我觀察到極為特出的一幕。
甚至比東京好。
我去的這些地方並不是你可能會想到的熱門的餐廳如鼎泰豐或Fridays，上述這兩間新加坡也有。
我從來沒有在世界其他地方經歷過如此私人、熱情、體貼的服務，而且是從一個剛出社會的服務生得到。
由於鼎泰豐人潮洶湧，所以你不能說這種特殊的服務是因為今天沒什麼人。
新加坡人要如何更有公德心一直是個重要的議題，因為有太多行為不當的例子，長時間沒有得到糾正。
上車的乘客堵住下車的乘客，在美食街或食肆吃飯的人不把端盤拿回去，居民不做回收，看電影的人在電影院講手機。許多遊客也說這座城市不再像從前那樣乾淨，愈來愈多人在公眾空間亂丟垃圾。
類似例子不勝枚舉。
這還不包括駕駛人在路上的行徑─我最討厭的行徑莫過於他們看到信號燈快變了時不是減速讓路，反而加速闖道。
常云我們是第一世界的經濟水準，卻沒有與之相襯的社會規範，我們要到那種程度，還要再等待一個世代。
拜訪一座城市最令人耳目一新者，莫過於可以看到這個與新加坡文化或經濟上差異不大的地方，社會規範與態度上卻有明顯的差異，彷彿是個異星球的城市。
我對日本就是這種感覺─日本社會對有禮的態度與公共精神設立了極高的標準，他的社會之難捉摸，其規範之曖昧，使外人宛如從另外一個世界來的。
新加坡人永不會像他們一樣，所以學習他們是如何做到的沒有意義。
但台灣人的主體是華人，跟新加坡更為相似。
他推翻了這裡某些所持的看法，就是這裡的零售業或餐館的服務欠佳，是因為華人並非服務導向的社會，不像泰國或菲律賓。
台灣證實這是錯的。
但如果只是服務業，它不會是這麼大的問題。
蓋洛普一項調查顯示，新加坡人缺乏人情味、最不積極，在全球148個國家中墊底。
你可以批評這項調查有缺失，一如其他所有的批評之言，但這無助於調查墊底的難堪事實。
更難堪的是，兩周前的世界捐贈指數（World Giving Index）稱新加坡人與全世界相比，在過去一個月中最不願意去幫助陌生人者（146當中排140位）。
至於金錢捐獻，分數也不太好看：53位，並且遠遠落後其他東南亞國家，如印尼和泰國。
在歲末年終的慶祝時分，我想不到比這更掃興的事情了。
迄今為止，有許多理由在解釋新加坡何以在軟實力上的發展遠遠落後。
其中幾個是：因為我們是個節奏很快、經濟有競爭力、人口稠密的都會區，這裡的人不太有時間好好待人。而且我們這個社會也不過出現一個世代，許多人的雙親來自中國和印度最貧窮的鄉村，而他們的粗鄙行徑已經改不過來了。
但香港也是移民組成的社會，與新加坡相仿，然而他們的總體指標在第19位，高出新加坡95位。
美國是全世界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在世界排名第5位。
我相信這些社會之中一定貫穿一種共識，使得他們的表現遠勝於此地。
我們必須要給人民一個強烈的社群感和身分，使得人民可以結合在一起，並能夠關心彼此。
就像是成為家庭成員的一部份，沒有人需要告知自己要做什麼，它應該是自然而然的，其之間的連繫應該強如大地。
當我問及在台北工作的同事我在此觀察到的行為時，她說原因有很多，其中一點在群眾運動導致1987年戒嚴令解除，使得這裡變得更好。
這幾年來台灣人不斷積極參與重大議題，促成政治和社會上的覺醒，對台灣影響深遠。
因此，他們發展出更為強烈的台灣共識。
他們的政治常很骯髒，經濟也停滯了一段時間，但他們的社會顯然有著很大的進展。
對新加坡而言，這樣的挑戰比像台灣這樣同質性高的社會還來得大。
這也是何以所有由上而下的舉措，像要求人民端回托盤，不丟垃圾，或是盡量往公車裡面坐之類成效不大。因為新加坡人並沒有強烈意識到他們是一體的，不懂得關心彼此。
如此殘酷的事實，必須要在推行政策前確實的認知到。
建立連繫需要的是實作，而非空話，每個人盡可能為了公共的利益，而非只為了自己或自己的家人。這意味著一個更有活力的公民社會，新加坡人會真心相信他們能採取行動共同打造自己的家園。
更多的公民組織、同好會、非政府組織、慈善團體和義工在各自著重的地方奉獻所能，就會有更好的社會與自我。
相反地，若是這一切都由政府主動，這些連繫就會弱得多。
但這也需要政府尊重並支持這些團體所做的工作。
而這絕不是僅止於那些沒有清乾淨的食物托盤問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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