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一年一度的台北國際書展結束，但延伸出來的話題效應還在。雖然場館內的簡體館似乎沒什麼人光顧，但關於中國出版人和市場的話題，卻總是不小心聽到。

也就是，他們的書不行，但人很厲害，市場也很可怕。

這並非沒有佐證，其一是，我遇到的台灣讀書人都問我：你看過羅輯思維了嗎？你們是不是也來一個？——我們真的還弄不出來，在台灣複製中國，比在中國複製台灣更不容易。

其二是，我遇到一個小老闆——不，只能說從態度和年齡上貌似是小老闆而已，他是深藏不露型，三十五六歲，前額脫髮，穿著便宜的夾克衫，手推大皮箱，狼狽十足地夾在排隊長龍裡刷卡買書。

他實際擁有160多名員工，年銷售額人民幣五六億，每年奔走在德國、英國、美國、台北的各家國際書展，你如果和他夠熟，他會送你一盒他媽媽手作的茶。

這個老闆只有高中學歷，20多歲時隻身來到北京，在北京大學附近一家人文書店（萬聖書苑）的倉庫裡搬書；二年後，到北京大學出版社做編務，月俸不足生活費；再二年，到一家人文出版社做編輯；再兩年，自己出來創業。十多年後，達成如此規模。如果比營業額和利潤，台灣出版業的這個大佬、那個大佬，應該無言吧。

台灣人無疑會被他的故事吸引和嚇到，而歐逸文在《野心時代》裡，講了太多這樣的中國傳奇：巨大的市場、無窮無盡的想像和可能、在磕磕絆絆取勝的奇蹟，來自鄉下的生產線女工如此迅速得變成董事會裡的女強人，以至於她沒辦法馬上擺脫她的鄉音。

其三是台灣通路在中國的展店。先是誠品的創業元老，離開誠品後，去廣州主持了一家書店，叫方所。這家方所目前已經落戶重慶和成都，正要複製一家在青島。然後，誠品自己也無法擺脫市場的誘惑，第一家店開在蘇州，然後是上海。“這本書，在我們一家就可以銷售過千哦”。這樣的資訊，令人怦然心動。

從大陸湧來的市場想像和樂觀資訊，海浪滔滔，一波一波打在台灣島上。而本次國際書展再次強化了這種印象。問題是，我們該如何看待呢？

你覺得台灣出版真的已經不行了嗎？——有同業問我。

我不這樣看。第一，台灣出版人不應該以中國為參照系而思考自身，從而調入悲觀的陷阱。我反駁的例證是：北京/上海人口有二三千萬，和台灣整個人口差不多，從北京/上海出版同業的品種、銷量、讀者的閱讀氛圍、書店，和台北做比較，你會得出什麼結論呢？

是的，我們不應該陷入規模的迷思，而我們之所以掉了進去，有兩個原因，一是台灣曾自認是中國。兩蔣時代，台灣因為在聯合國裡代言中國，只好繳納四億人口的會費，而非一千多萬人口的會費，囊中羞澀只能跟美國借錢。（廣告：關於台灣代言中國，外部推手自然是美國，美國人在亞洲多有劫難，原因是我執，見八旗新書《中國幻象》）

另外一個原因是台灣在中國自我封閉、孤立的時代裡，經濟突飛猛進，以至也形成自己的另類中國幻象，並以兩岸對等的荒謬思維，覺得自己不可以輸給中國。事實上，一大一小的經濟體，本就無法簡單地比拳頭大小。現在人家正常化了，你自己就不要活了嗎？當然不是，而是要活得和你不一樣，讓你看到我的獨特性。

第二，2300萬人口支持的小型市場，是可以透過創新、在地化而變得有聲有色。出版是在地產業。生產線上，按配方標準而流出來的，是通吃兩岸市場的統一方便麵，不可能是書。書，至今和以後，都是匠人手作，是傅月庵的掃葉工坊，不應該有唯一標準配方，必須在地思考。其外在樣貌，也和編輯的手感有關。

沒有唯一標準配方，和我一直主張的出版產業化，不矛盾。產業化，不是變成缺乏想像、壓制他者的巨無霸。產業化，是以產業思維製造出十足手感的分眾產品。

我有種沒求證過的假設，即台灣出版業的創新不足，和十年前台灣出版界一窩蜂般的海西行，以為可以大賺一筆有關。現在看來，他們幾乎全部鎩羽而歸，沒有回來的，也只能在地化了。而這登陸的十年，自己的本體沒有隨著時代變化而轉型創新、沒有培養更多新人、沒有形成和通路比肩的力量，以至於當年的品牌已經褪色。

第三，二十年前，中國學者著述的引述書目裡，通常都有台灣出版品；現在，台灣學人作品的徵引書目，則無法迴避中國大陸的出版品。這說明，在中國經濟正常化後，台灣可扮演的角色必然變小。翻譯書也是如此。隨著中國買家像買青菜一樣的殺進國際版權，台灣的翻譯書，就只有在選書呼應在地需求、詮釋、翻譯、包裝上走自己特色路線一途。如有可能，變成一種基本標準，可我懷疑很難達成。

第四，台灣年輕的出版人要把握時代，給自己創造機會。中國出版業的年輕化，確實和時代轉換、形成新市場的大環境有關，相比之下，台灣似乎沒有這樣的機遇。可我依舊樂觀，在台灣，一則要改變老人當家的文化，老驥伏櫪、老當益壯這種事，只有尊重老人的漢文化才有；老人可以當家，但要提供平台，給年輕出版人機會，讓他們挑戰。二則年輕人要更有想像力和行動力。（怎麼越寫越像某些人寫的勵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