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杜正勝所寫〈古代物怪的探索─一種心態史和文化史的探索〉一文十分有趣，而且引起我將此文跟青銅器上面紋樣連結在一起。當然，杜氏的妻子就是國內青銅器研究的學者陳芳妹，或許他寫此文正有影射青銅器紋飾的預設立場。

關於先秦青銅器上面的紋飾，由於文獻記載闕如，百年來都不乏有人想加以解謎（但我不知道現在國際上還有沒有新進學者對青銅器紋飾有興趣）。一般而言，無論中外，大家都認為青銅器上的紋飾是有意義的，而且必然跟祭祀有很大的關連。不過美國有一派反對此種說法，認為青銅器上的紋飾只是單純的裝飾，沒有任何意義，此種論點以哈佛大學的藝術史教授貝格利（Robert Bagley）為主要支持者。這種說法之所以得以立論，原因就出在無論大家如何詮釋青銅器上的紋飾，都只是出於一己之猜測，望「紋」生義，各家各派說法各異，也難以找到可徵的文獻來證實。一般介紹青銅器的泛論都說青銅器上有「饕餮紋」之類，其實是始於宋代，當時的文人以先秦古籍比附出來的說法，沒有什麼可信度。所以今日研究青銅器的人，多半只會提「獸面紋」這種比較「客觀」的用詞，唯這種說法也有挑剔的空間。

然而若以杜氏所言，「物」在上古中文裡，其實是指「物怪」之意的話，那麼青銅器上那些不可理解的奇妙紋飾，似乎就能夠成為隱沒的「物文化」中鮮明的實證（上面的紋樣真的是怪獸！）。尤其杜氏認為「物」跟古代王權有絕對的關係，更是與跟拿來祭祀用的商周彝器相互呼應。

藉由發掘文字的古義，重新建立起古代的世界觀，這種作法在中文世界中，算是相當新穎的。而且經過杜正勝的重釋，有很多我們迄今仍然慣用的詞語，竟顯得非常「生猛」。比如杜氏認為褒姒是「大毒物」，係從《國語》而出：「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使候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所以《左傳》稱夏姬是「尤物」，就是稱她為「大妖怪」。想今日我們仍愛稱美女為「尤物」，此時就顯得非常譏諷，更不要說被稱讚為「天生尤物」的，簡直是明擺著在罵人了。

而且經由這種整個翻轉的觀看視野，杜氏文裡的上古時期，完全不是預想那樣枯燥乏味，反而有種奇異的魔幻氛圍。如果「物」是王權的一個重要象徵，而且人看得到，當時的生活狀況，搞不好跟今日某些線上遊戲頗為近似，只是不致於要「打怪」。此文一出，大概也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我看到不乏有學術論文援引此文，只是很可惜，多數都在討論妖怪的文化史，我還看過有人討論以前的色情文學《燈草和尚》，以此為參考書目。大概他覺得小說裡可以隨意變小變大的燈草和尚，是「物」在後代流傳的一種轉換之類。至於美術史，尤其是先秦美術史，我則沒有發現有將此與青銅器連結的文章，頗為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