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正勝所寫〈古代物怪的探索─一種心態史和文化史的探索〉一文十分有趣,而且引起我將此文跟青銅器上面紋樣連結在一起。當然,杜氏的妻子就是國內青銅器研究的學者陳芳妹,或許他寫此文正有影射青銅器紋飾的預設立場。

關於先秦青銅器上面的紋飾,由於文獻記載闕如,百年來都不乏有人想加以解謎(但我不知道現在國際上還有沒有新進學者對青銅器紋飾有興趣)。一般而言,無論中外,大家都認為青銅器上的紋飾是有意義的,而且必然跟祭祀有很大的關連。不過美國有一派反對此種說法,認為青銅器上的紋飾只是單純的裝飾,沒有任何意義,此種論點以哈佛大學的藝術史教授貝格利(Robert Bagley)為主要支持者。這種說法之所以得以立論,原因就出在無論大家如何詮釋青銅器上的紋飾,都只是出於一己之猜測,望「紋」生義,各家各派說法各異,也難以找到可徵的文獻來證實。一般介紹青銅器的泛論都說青銅器上有「饕餮紋」之類,其實是始於宋代,當時的文人以先秦古籍比附出來的說法,沒有什麼可信度。所以今日研究青銅器的人,多半只會提「獸面紋」這種比較「客觀」的用詞,唯這種說法也有挑剔的空間。

然而若以杜氏所言,「物」在上古中文裡,其實是指「物怪」之意的話,那麼青銅器上那些不可理解的奇妙紋飾,似乎就能夠成為隱沒的「物文化」中鮮明的實證(上面的紋樣真的是怪獸!)。尤其杜氏認為「物」跟古代王權有絕對的關係,更是與跟拿來祭祀用的商周彝器相互呼應。

藉由發掘文字的古義,重新建立起古代的世界觀,這種作法在中文世界中,算是相當新穎的。而且經過杜正勝的重釋,有很多我們迄今仍然慣用的詞語,竟顯得非常「生猛」。比如杜氏認為褒姒是「大毒物」,係從《國語》而出:「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使候淫德而加之焉。毒之酋腊者,其殺也滋速。」所以《左傳》稱夏姬是「尤物」,就是稱她為「大妖怪」。想今日我們仍愛稱美女為「尤物」,此時就顯得非常譏諷,更不要說被稱讚為「天生尤物」的,簡直是明擺著在罵人了。

而且經由這種整個翻轉的觀看視野,杜氏文裡的上古時期,完全不是預想那樣枯燥乏味,反而有種奇異的魔幻氛圍。如果「物」是王權的一個重要象徵,而且人看得到,當時的生活狀況,搞不好跟今日某些線上遊戲頗為近似,只是不致於要「打怪」。此文一出,大概也引起很多人的注意,我看到不乏有學術論文援引此文,只是很可惜,多數都在討論妖怪的文化史,我還看過有人討論以前的色情文學《燈草和尚》,以此為參考書目。大概他覺得小說裡可以隨意變小變大的燈草和尚,是「物」在後代流傳的一種轉換之類。至於美術史,尤其是先秦美術史,我則沒有發現有將此與青銅器連結的文章,頗為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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