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基督教傳入台灣以來，信仰人口的比重一直很小，但在台灣卻有著關鍵的位子，握有財力、權力或高級知識份子，基督徒的比重異常的高。這種情況在近代中國亦非常類似。

會造成這種原因的理由我認為很單純──因為對十九世紀末的中國人而言，接觸基督教，很大程度就是在接受先進的西方科學文明。可以接受基督教的人，幾乎就不會認為火輪車是怪物、照相機會攝人魂魄、電線桿是洋人作法。雖然基督教在當時的西方開始一連串的質疑和推翻，但在中國，卻是先進西方思想傳播的重要媒介。這種情況也反映到清末民初教會在中國辦學的狀態。幾乎所有的教會學校──無論天主教或基督教──都是收費高昂的貴族學校，培育名人子弟、巨賈豪門之後，成為當時中國上流社會的底蘊。有些大學甚至以全英文授課，拿到的文憑等同哈佛大學畢業，可以直接接觸歐美第一手的學術科技。因此基督徒所佔所有中國人的比重甚少，但在中國近代史發展上舉足輕重。旁的不說，國父就是基督徒。

但或許是因為這個背景，基督教始終存在一個階級性的限制。即令在台灣，基督教以醫療的方式擴大其影響力，成效仍很有限。而社會的發展對宗教的排斥，更使基督徒的比重一直沒有顯著的成長。原本基督教在社會救助上的獨特性，也被佛教團體所學習而難以突顯。而佛教以其民眾熟悉的優勢，以慈濟為代表，在某種程度上比基督教更為成功的打入偏遠的鄉村及弱勢族群。

一般我們總認為，由於文化背景的差異，使基督教一直無法深入民間，民間也一直有抗拒基督教信仰的一股勢力。我想這跟西方勢力進入中國的背景有關。因為傳教士的路線是跟隨在侵略中國的軍隊之後，讓百姓容易將「侵略」及「基督徒」連結。而晚清自八國聯軍之後，雖從「滅洋」一變為「媚洋」，但從今日留存的許多諷刺畫（漫畫）來看，民間對西方的厭惡一直存在。傳教士依附在歐美列強，企圖「便捷地」傳播福音，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基督教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