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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c Fish,2012年2月15日,外交政策(原文連結

北京─去年春天,十一位中國政府官員代表團到肯亞奈洛比訪問。他們此行的目的,是尋求在中國推廣基督教的方式。據報導指出,主管中國宗教的國家宗教事務局長王作安對肯亞的聖公會大主教說:「宗教對發展有好處。」

有鑑社會日益緊繃、經濟前景又不樂觀,以無神論為官方政策的中國共產黨有些人似乎對基督教開始有些好感。捐獻土地、蓋教堂、積極為基督教募款──皆由中國政府而起,他們一直到不久之前,還將宗教視為有害但難以阻止的力量。2001年,江澤民要求有限度包容宗教,但要積極勸阻,並符合社會主義無神論和唯物論的方針。

共產黨厭惡宗教的傳統始於馬克思的想法,他認為這是「群眾的鴉片」,使他們被資產家「剝削的痛苦得以麻木」。在平等的社會主義社會下,不需要這種剝削的餘孽。

但近來中國社會經濟狀態的轉變,使這種意識型態有向宗教靠近的趨勢──儘管相當緩慢。自鄧小平1978年開放經濟後,國內的GDP增加了四十倍,並帶來嚴重的副作用。貪污、貧富差距拉大、環境惡化、銀行危機所帶來的威脅,都在考驗共產黨維穩的能耐。這個宗教鴉片可能成為解除共產黨危機的藥方。

政府獎掖學界與智庫專門研究宗教對政治與社會的影響,探討諸如基督教對美國或歐洲發展中的功能等課題。而像上海復旦大學的宗教研究學系,或北京師大的人文宗教高等研究中心等學術機構,在大陸愈來愈普遍。

威斯康辛大學的Gerda Wielander研究中國的宗教與政治,「政府的議題和基督教的議題有很大部分是重疊的,」他說,「如果你跟[中國的基督徒]交談或看數據,他們都不斷強調他們是多好的公民,多想成為好公民,所以政府需要積極進入這個領域。」

去年十月,位於華南的佛山,一台小貨車輾過一位兩歲小女孩。輾過之後,司機又倒退用後輪再度將她輾過。事件的影片激起對中國社會狀態大量激烈的爭論,片中有十八名路人經過,對倒伏的女孩視若無睹,直到一位小販救了她。之後這位司機在報導中說,撞死她賠的錢比撞傷她來的少。

對許多中國人而言,這事件突顯後社會主義拋棄道德追求物質財富的所浮現的問題。「舊有的道德體系不再有用了,而新的尚未建立。」普渡大學教授楊鳳崗說,他是《中國的宗教:在共產體制下的生存與復甦》一書作者,「許多人活在這個社會感覺若有所失,無所適從。」

二十一歲的南京大學生楚鄭(音譯)在基督教中找到慰藉之前,感覺人生茫然。「三十年前改革開放後,一切都變了。」他說,「但我們不知道要怎麼接受這一切。」

四個月前,他開始在校園裡參加非正式的基督教社團和聖經研讀會。「當時我只是想找個信仰,」他說,「我很害怕我以後會做些不能回頭的壞事,所以我去教會,唱詩歌,互相分享。我心裡找到平安。」

據一項估計顯示,每天大概有一萬名中國人在沿著相同路徑信仰基督教。從1949年不到100萬教徒,到現在官方數字達2100萬名,加上獨立教會則有1億3000萬。未來三十年,教徒數字可能會攀升到4億──相當於全世界基督徒人數的20%。但要準確預估中國基督徒的數字很困難,有許多人在非法的家庭教會秘密崇拜,這些均不在政府統計之中。

地下聚會吸引了許多基督徒,因為他們宣道可以躲過政府的監視。這使中共坐立難安,他們破壞獨立教會,唯恐他們懷有政治企圖。有位家庭教會領袖受了六個月的勞改,像有1000名信徒的北京福音守望教會經常面臨驅逐和違法聚會被迫解散的威脅。

如果你蓋了...
在楚鄭南京學校的鎮上,政府出資蓋了一座官方認可,可容納5000人的基督教教會,這是中國境內最大的教會之一。以美國為基地的基督教團體國際牧師互助會的報告稱,近幾年他們已經在中國政府的祝福下,在中國境內協助建造292座教堂。雖然這可能會吸引一部份地下教會的信徒,但這也可以理解成基督教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好處。

「官方看法似乎認為基督教義很有用,因為它不僅提倡個人的道德或成為好公民,還包括其工作態度,」Wielander補充西方市場經濟在資本主義發展初期,藉由基督教義遏止貪婪腐敗的行為的說法,似乎成為推廣的誘因。

有人開始討論「基督徒工作倫理」在中國開始出現和西方類似的影響。像溫州這個商業樞紐,基督徒占了百分之20至30,政府已經開始研究基督徒企業的成功模式。

「保守的基督徒德性也許是很間接的導致溫州的成功,像是在道德衰微的背景下,維持家庭的穩定,也能帶來家族企業的穩定,」《建構中國的耶路撒冷:當代溫州的基督徒、權力與位置》的作者曹南來說,「因為家庭是溫州人進行小型資本生產的基本單位。」2010年溫州一位工廠管理員基督徒告訴BBC他比較喜歡雇用基督徒工人。「當他們做錯事時,他們會感到愧疚──這就是區別,」他說。

前幾個月溫州的經濟成長開始趨緩,可能會有嚴重信貸危機的說法甚囂塵上。影子貸款急催私人信貸,有些企業負責人為規避債務逃離城市或是自殺。不過,城市的基督徒似乎讓這件事情看起來有所轉機,這都要歸功於定期上教會所深耕出的聯繫能力與信任感。「在佈道的時候,溫州牧師宣講基督的愛,告訴會眾不要去催討教會中人的全部貸款,因為他們是同在神國的弟兄姊妹。」曹南來說。「當債務危機放在宗教話語的架構下和上帝對人類貪婪的懲罰這樣的脈絡當中時,溫州的基督徒多數不會給貸款人壓力,要求他們償還貸款。」

國際研究認為這種看法可能會有些好處。去年在國際宗教心理學月刊有篇研究〈嚴厲的神成就好人:神預見欺騙行為的不同觀點〉,發現相信神會施以懲罰的人在容易作弊的數學考試中顯得較為誠實。報告指出,「對超自然懲罰的恐懼導致具震懾力的順服表現,即便是在無人監督的狀況下也能成立。」

由於能帶來道德與經濟發展利多的好處,宗教成為中國新的興趣所在,而且或許還有一個更為潛在的動機:政治操控。2006年一次採訪中,路透社問任職中國最高政治諮詢機構的李君如,何以印度可以實施民主政體,但中國不能。他回答印度有宗教可以控制人民。

去年十二月,烏坎村居民將他們村中所有官員趕走,他所反應出各地官員為增加歲收,強占農地予開發商並收受回扣的貪腐現象,引起全國的注意。中國正出現馬克思所批評的裙帶資本主義的種種亂像。

根據馬克思的發展理論,社會發展先由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而後再到社會主義。毛澤東掌權後,他試圖要越過資本主義階段──於是他發起「大躍進」,造成多達四千萬人死亡。

但毛澤東的繼任者鄧小平心裡知道中國需要先擁抱資本主義經濟,但不需要一定得遵守某些資本主義的準則,於是在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雖然鄧小平事實上已經終結宗教禁令,並允許在強力掌控的教會進行崇拜,他仍然在學校和官方媒體上宣揚無神論。宗教在官方說法上仍然是「封建迷信」,需要極力勸阻,但勉強能接受。

然而,如今中共內部一些自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視宗教為平撫人民憤於社會不公的一條路。「在一般情況下,使用並控制宗教在中國歷史上稀鬆平常。幾乎每個皇帝都知道宗教的力量。」北京大學中國哲學宗教思想史教授彭國祥說。「古典馬克思的意識形態,宗教只是精神鴉片。但近來當局極有可能重新思考宗教的功能,並希望能有技巧的控制它,而非只是壓抑或是連根拔起。」

其它支持基督教傳播的人有更為自私的理由。根據曹南來所說,宗教管理局和地方政府機關希望在其管轄地多一點登記的基督教唐,好擴大他們的全力基礎,有更多機會從選舉人中上下其手。中國的國家宗教事務局對這種說法不予置評。

可以確定的,是共產黨內仍有許多人反對宗教。去年十二月,一位資深官員強調黨員不得信仰宗教,「國內外敵對勢力正在用宗教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分裂活動。」

宗教團體的組織能力是個主要問題,特別考慮到對達賴喇嘛或教宗效忠的信徒。天主教會在1989年波蘭共產黨失去政權的角色令他們很擔心,1999年在北京發動大遊行的法輪功也是,它激起中共的嚴厲打擊。即使是基督徒也會讓人聯想到19到20世紀時西方帝國主義那些強勢的傳教士。

「他們對基督教有相當矛盾的感覺,」Wielander說,「佛道均相當出世,他們更重視如何逃離災難,躲避這糟糕的現世,反之基督教相當入世。對政府而言是件好事,他們將此放入政府的議程中,希望藉此管理這股力量。

這可能的確是共產黨要走的路。江蘇省一位匿名的二十歲初信者,定期在一間超過150名教徒的非法家庭教會中聚會。當局數年就已經知道這個教會的存在,但他們一直容忍。她說,她不認為基督信仰和共產黨的信條是矛盾的。

她補充說:「聖經說我們要遵守政府的規則。」


後記:

這篇文章報導共產黨開始重視起宗教(此文只著重基督教)對人民的影響,不過主要是基於「便於控制」的心態。若這篇文章屬實,則共產中國之可悲,已經到了無藥可救的地步了。他們花了三十年的時間把中國傳統道德破壞殆盡,然後在沒有道德良知的後三十年嘗到苦果後,才想到要用外來的東西──基督教──來拯救敗壞的中國人性。

但更糟糕的是,中共不改他們一貫唯物論的心態,將宗教當成可以加以「控制」和「管理」,彷彿操作機器似的「東西」。這種心態在他們面對人性、面對自然時,都不斷失敗,但顯然他們不以為忤,在面對一個全世界最古老的人類活動──宗教時,他們一樣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心態,試圖「控制」宗教。我幾乎可以篤定,若他們改壓制為控制,其結果一定也以失敗告終。

這篇文章也不停嘲弄,共產黨一直視宗教是鴉片,如今中共卻要重拾宗教,顯然他們的處境之艱難,也不得不開始餵養人民「鴉片」了。這個擅長革命與鬥爭的黨派,從來不懂得如何真正管理人民,如今他們不得不拾起過去棄如敝屣的「封建玩意」,某種程度上一再證明,這個有著進步名稱的黨派,終究不過是中國歷史上另一個專制獨裁政權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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