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與「信」:到底如何應對?

在國外,學者對學術始終抱著質「疑」的態度,對史料有種拷問的心態。「史料在史家適當的詢問之下,才開口說話」,西方特別是近幾十年的史學家主張要質問文獻,並將之放置在「問題」的架構之下,以此構成史學研究的起點,這就是年鑑學派布洛克和費伏爾提出的「問題史學」的研究原則。新清史主將歐立德就曾嚴格地拷問滿文檔案:這些檔案說了什麼?更重要的是,它們說了什麼漢文檔案沒說的事?甚或,既然滿文是如此與漢文不同,即使在表面上相對應的檔中,它們要如何述說相同的事?有何隱微之異無法在漢文中發現?如果我們開始閱讀他們以自己的語言書寫的檔,從至今沈默無聲的滿洲那一面提問,那麼我們對清朝的觀點會如何改變?

國內學術界則以「信」為研究的圭臬。李文海對金沖及的《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作了高度評價,認為它是反映百年中國社會變革的一部信史;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關於清史纂修的一篇文章就明確指出,指導清史工程的原則就是要寫「信」史,「編纂一部能夠經得起時間和歷史檢驗的清史巨著,任務光榮而艱巨」。這也就意味著將來若干年沒有人能夠或敢於推翻清史編撰的結論。張曉瑋說:「滿文檔案為我們考察清朝歷史,尤其是清前期歷史提供了原始資料,還可以補部分漢文史籍、漢文檔案記載之闕如。」這裏有兩方面的含義:滿文檔案只是一種原始資料,具有更加真實的價值,這種潛意識仍然以「信」史為本;滿文檔案只能作為漢文檔案的補充,兩者之間不存在矛盾的地方,這樣也不需要拷問史料。缺少「為什麼會有滿文檔案」這類問題,實質是國內學術面對新史料缺乏質疑精神,根本上是對以往的研究極其「信」的心態。當然,這與國內外學術價值的取向不同有關。中國「以史為鑒」,國家利益或政治因素對史籍的編纂起著重要作用。這種經世致用的價值取向更傾向於選擇「信」史。

差異無處不在。「疑」與「信」的差異,造成了新清史的出現和激烈的爭論。那麼,面對目前新清史提出的尖銳問題所造成的衝擊和國內學者的相關反應,如何進行抑或進行怎樣的再反思呢?筆者認為:

首先,新清史所堅持的「滿族中心觀」、運用的族群理論、邊緣與區域視角以及將漢族與其他民族進行比較的方法,在實際上並不符合中國的思想文化。現代西方思想文化是以「求異」為基本法則的,它追求事物的單純性。在這種法則的指導下,新清史學者運用民族國家理論將中國這個複雜的研究物件進行提純,「滿族中心觀」在中國中心觀的基礎上進行地方性策略延伸後,他們發現了清朝和以往漢族王朝的差異。「求異」的基本法則自然認為清王朝不能等同於中國,中國也就只是漢民族或漢族王朝的國家。筆者不能否認這種推理的嚴密性,但是即使是毫無漏洞的推理也不能保證它符合真實的存在。國內已有學者指出,清王朝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或以漢滿民族衝突對立取代融合,或強調滿族特色卻否認漢文化的主導,均有悖中國歷史和滿漢關係發展的基本事實。再進一步思考新清史存在這些問題的原因,可以發現,在中國語言的意義上,源於西方的現代意義的「nation」是與「foreign country」相對的概念,其中的「foreign」表示外國的、陌生的、異質的、不合適的。因此,源於西方現代意義的「外國」往往與陌生、異質、不相容等相關,並且從語言學的角度看,後者才是源義。這樣,一個具體的「國家」就具有了強烈的排他性。

「中國」最初同樣不是政治名詞,但它在具有政治的涵義之後,與西方現代意義上的「國家」相比,卻有著迥異的特徵。「中國」反映了「中國人」對宇宙的認識,與方位緊密聯繫。《禮記•王制》曰:「中國夷戎,五方之民,皆有性也。」這種對「五民」的方位闡釋以及「皆有性」的觀點沒有過多強調它們的異質性,因而具有了更強的吸引力和更多的包容性特徵。中國歷史上的王朝都有一個正統性的問題,王朝的正統性不是以哪個「民」為標準,而是以「中」為標準。所以,興替中的正統性王朝可以是居「中」的任何「五民」之一,「五民」都是「中國人」。對於清王朝,滿族雖然在某些方面或場合還保持著異於漢族的認同,但這個王朝仍然接受了「中國」的概念,滿族也有「中國人」的意識。簡而言之,中國思想文化是以「求同」為根本特徵的,它允許複雜性事物的共同存在。新清史對「清朝」與「中國」的區分,並沒有完全理解「中國」與「漢」的區別,也就不真正理解「中國文化」與「漢文化」。

由此分析,新清史在理論與視角上偏差的原因,也會使它在思考的問題和得出的結論上產生值得質疑之處。新清史的族群理論、邊緣與區域視角、比較的方法等也難以準確反映「中國」的歷史與現實。它在滿族漢化、滿漢精英、清朝性質以及民族關係等問題上都特別強調差異性,而忽略了「中國文化」具有的、也被中原區域之外的四民所接受的求同性與包容性。

其次,新清史運用的理論、視角與方法,思考的問題與得出的觀點,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現代話語體系上。柯文主張在中國發現歷史,其地方性策略成為新清史所堅持的「滿族中心觀」的根本原則。因此,新清史努力尋找清朝具有的「內發現代性」,在「歷史連續性」中尋找清朝成功的原因。但是,它運用族群、前現代、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這些現代性概念的努力,不會早於其對這些概念的內涵和外延的明確意識和整體把握。因此,被眾多新清史學者發現的所謂清朝歷史內在的連續性和現代性、不同于漢族王朝的差異性和自我認同,與其說是對清朝歷史的反映,不如說是其在西方現代話語體系之上的一種建構和發明。繼續反思,這種情況也存在著難以克服的困境,因為清朝(中國)現代性的出場畢竟是以歷史的斷裂為前提的。如果現代性的追尋只能以連續性為仲介,隨著現代性發端的不斷前移,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也就變成了一部停滯的歷史,而且這種前移終究還是要做個了斷。個別學者對於中國民族關係的思考——如果清朝是多民族國家組成的帝國,中央政府就應給予其更大的自治權利之間——也是建立在西方關於民族關係的話語基礎之上。因為它們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清朝的帝國主義觀是否符合歷史實際,以及這種觀點符合歷史實際是否就意味著能夠用來糾正「中央政府」的現實,這些問題都值得探討。

最後,國內學術界對新清史的反應存在一種兩難的境地,本能的愛國主義(instinctive love of country)和反思的愛國主義(thoughtful patriotism)難以達成某種統一。多數對新清史觀點表示反對甚至激烈批評的國內學者,雖然不乏思考,但主要是因為其提出的觀點觸及到了中國關於民族和疆域的敏感問題,出發點更多地具有民族主義意識。夏明方準確而生動地分析了國內學者多種中學西學關係觀背後的不同心態:「西學中源」是謂「你的就是我的」;「中西相合說」是謂「你有我也有」,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你有的我曾經也有」;今日的「內發現代性」論又演變為「我有的與你不一樣」;這後一種態度看似一種對今日西方現代性霸權的強烈抵制,實際上卻是將現代性從最初的「西學中源」說所體現出來的文化普世主義轉換為一種「多源異途」的地方性現象。這樣說並不意味著眷戀華夏一統的中國中心主義,在某種意義上,最終確認的仍是西方現代性在知識形態上對中國歷史的霸權。對新清史持批評態度的學者十分強調中西差異,對新清史這類國外的觀點始終保持一種質疑的警惕性,與前述其對國內歷史觀點的「信」態度大相徑庭。楊念群與「內發現代性」論者相似,兩次在批評新清史的時候回歸到了「大一統」—一種「我有的與你不一樣」的傳統。李冶亭也接近這種論點,堅持各國各有其發展與變革的規律,不要動輒評西方比清朝如何如何,科學的比法是在中國歷史過程中進行比較。滿漢差異成為新清史的一個突破口,進而使新清史在學術界甚至政治的層面產生了巨大的衝擊;反過來,中西文化的差異又成為中國學者化解這種衝擊力的工具。可以說,東方民族國家非常善於消解西方理論對自己的衝擊,它「要求自己具有不可侵犯性,以反駁別的民族國家和來自整個民族國家體系當中的主導意識形態(資本主義的現代性)對其制度和政策的批評……他們正是通過訴諸於作為社會基石的儒家或伊斯蘭教精髓的至高無上性和不可侵犯性,從而挑戰了西方列強把民主標準強加給別國的權利」。

一些遵循西方話語體系、從民族主義出發反對和批評新清史的學者,在某些方面做出了調整,提出了一些應對策略。劉小萌認為,要找出中外學術的共同之處,特別是國外理論、視角、方法對於我國學術的適用性;對「旗人」、「滿人」、「滿族」等概念進行徹底澄清;對中外研究在價值取向上的差異既不要一味排斥,也不用刻意達到一致。馬戎反省了中國社會在民族問題方面存在的二元結構及其系統性的制度化區隔,認為這阻礙了中華民族認同意識的構建。韓震主張把國家認同置於文化認同之上,用公民的國家認同促進文化認同,通過構造中華民族文化共同的文化基礎和文化象徵符號的重建,增加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的重疊內容,以形成統一的中華民族共同體。還有學者認為,民族(文化)認同與國家(政治)認同的統一路徑是構建能夠有效整合民族異質性與國家統一性的公民身份,完善公民權制度。

囿於新清史觀點的敏感性,肯定新清史具體貢獻的學者雖然不少,但撇開差異和爭議而進行思考的學者則不多。定宜莊等人可以說是一種反思的愛國主義,他們更多地反思了新清史在學術理論和方法上的貢獻,並給予全面的肯定,因為相對於提出一種新的觀點,理論和方法的創新與大膽提出更加有利於學術的發展。族群的概念在多數情況下並不等同於民族,國內也有河南人、北京人、上海人、客家人、三峽移民、漢人等類似的概念。我們雖然同樣可以研究河南人、客家人、三峽人等群體的認同,但涉及漢族、回族等群體卻變得比較敏感。筆者認為應該以「人」來稱呼前述學者中所提到的「下位民族」以及保持「民族認同」或「文化認同」的群體。這樣,族群理論在國內就會有相當的應用價值,也能促進國內學術的發展,而不會變得如此敏感。總之,不同於本能的愛國主義首先端正態度,將一種行為或現象與國家、民族聯繫起來;反思的愛國主義對行為和現象的思考,首先著眼於其本身以及對於學術思想的意義,以學術的發展進步促進愛國情感與民族認同。否則,在國外總是提出對國內問題具有衝擊力觀點的情況下,首先在學術界就難以建立一種反思的愛國情感和民族認同,這應當就是定宜莊對只講「大一統」表示擔憂的深層原因。

學者們對於純學術的爭論和具體的民族認同等問題提出了各自的應對理路。但這仍然是對國外新一波學術衝擊的滯後而被動的反應,我們能否在這種意義上指出,時下國外學術與國內學術的關係正如近代列強與清朝的關係—衝擊反應論又復活了?可是我們又不能沒有任何反應。新清史對國內學術界的衝擊就如一顆投下的石子,國內學術界所泛起的「漣漪」證明我們對民族問題極為重視。以後更長的時期會有不同的石子投下,並通過我們的「漣漪」以證明石子指向的問題是不是敏感。我們雖然像西方史家面對的史料一樣具有生命,但仍然是只能回答問題的史料。前述國內學者的積極反應是對新清史的一種有益應對,但如何爭取對國外漢學界進行主動的衝擊或為更迫切的需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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