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隨著東尼賈德筆下的歐洲歷史不斷前行，第三卷1971年到1989年，終於開始與我的人生相重疊。書中的人名愈來愈熟悉，歷史大事也彷彿曾經見證。而且時代愈是推移，我就愈覺得台灣一直在走他們走過的老路。雖然我們沒有左右之爭，沒有福利國的發展與掙扎，但經濟發展的起伏宛如換批演員搬演一般，重現在東亞地區。這段時間的歐洲史有個重要但沒有寫在書中的外在影響：東亞崛起。先是日本，後是所謂的「四小龍」，後起之秀有低廉的勞工成本，讓長期繁榮而薪資高企的歐洲人無力招架，石油危機更讓極度仰賴進口石油的現代化歐洲難以承受。物價攀漲、失業率居高不下、景氣低迷、政府赤字暴增，如今司空見慣的問題自此開始。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西歐的部分，除了一定會提到的英法德的傳統大國外，賈德特別著墨希臘、西班牙與葡萄牙這三個在七十年代的狀況──或許應該說，當年的局勢正是今日結果的潛因，一切都是連動的。這三個環地中海的國家在戰後經歷長時間的獨裁政權與凋敝民生，終於在七十年代因為獨裁者之死而出現民主的機會。更因為加入歐洲共同體，使這些國家（也包括愛爾蘭）因為自身的落後貧窮得益，領取共同體優渥的補助。如今歐盟所面臨的困境，與其說是希臘的錯，不如說是歐盟長期的政策，終於走到難以為繼的地步。對希臘人而言，過去的獨裁年代，固然經濟停滯而貧困，但加入歐盟之後，產業空洞也沒有因此有改善的契機，反而因為優渥的補助掩蓋此一問題。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歐洲相對貧困的地區，對此賈德認為這是歐盟官僚一直堅守六十年代過時的認知而導致的結果。

還有就是台灣人比較熟知的英國柴契爾主政下的政經發展，在看這一段時，我總會一直想起梅莉史翠普扮演她的劇中角色。賈德提綱挈領式的分析柴契爾的政治手腕與政策後果，彷彿都一一反映在日後好萊塢對柴契爾的理解上──在此書中，賈德對柴契爾的作為貶大於褒，他雖說柴契爾主政下的私有化「還是有其可取之處」，但「從社會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英國是一敗塗地，承受了毀滅性的長期惡果。」（頁170）當公權力變得只以延伸個人私利為主發點，社會秩序與社會關係便遭到完全的破壞，一切只問有沒有利益可圖。而這種惡果，其實不僅出現在英國，在三十年之後，更成為全球經濟崩潰的根源。

另一方面，我所陌生的共產歐洲，竟也與今日的局勢頗有相合之處。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地在七十年代面臨共產主義理想破滅，即便是共產黨的政治領導人，也不再相信共產制度可以和資本主義社會分庭抗禮，他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盡可能苟延殘喘。當然，到了八十年代，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戈巴契夫主導蘇聯改革，以及隨之而來的東歐變天。賈德對蘇聯的末日有相當精闢的分析，比如他提到戈巴契夫上台以前，接連三個元老級共產黨員在幾年內相繼死亡，象徵蘇共老一輩人完全凋零，取而代之的是五十多歲，正當壯年的戈巴契夫。這不禁讓我到此次中共十八大所呈現出來的老人暮色，彷彿在跟八十年代初期的蘇聯遙相呼應。而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地方，在於戈巴契夫其實是個抱有共產主義理想的典型黨工，他反而缺少前代老人因飽經政治整肅而產生的怯懦與妥協，也因為這種堅持理想所推行的政治改革，竟讓搖搖欲墜的蘇共走向分崩離析的境地──這也忽然使我想到薄熙來。雖然薄熙來重新高舉毛主義帶有明確的政治算計（畢竟他是要搶上位，而非理所當然的候定人選），但相較於新選出來政治局中心自習近平以下的群體，就算是在爛蘋果中挑一個比較不爛的，薄熙來似乎也是個值得參考的選項──前提是中國人有得選。

而東歐變色，也是此書中極為振奮的一段。那怕是羅馬尼亞、南斯拉夫等較不那麼徹底的革命（只是把共產黨統治者殺掉或趕下台，社會體制沒有什麼大改動），也足以快慰人心。不過，賈德提到東歐共產政權的瓦解，不應以決定論輕率看之（實則這種看法也不對，這樣中國、北韓、越南、古巴又要怎麼解釋？）。賈德認為媒體的作用影響甚大，新聞一再重播，選舉現場轉播，甚至是公開播放處決西奧賽古的畫面，都加速東歐共產政權的崩潰。另一個則是推翻者對和平的追求──相當程度受到天安門血腥鎮壓的影響──使得幾個主要推翻共產政權的國家得以和平過渡，匈牙利甚至是共產政權自行過渡成民主政權，共黨領導人得以體面的離開政壇。之前我曾看過有些大陸人談論有否可能仿效東歐替中國帶來政治變局，這可能只是純粹的妄想。一則中共早已牢牢掌握媒體輿論──包括網路這個新興媒介，透過媒體傳播推翻政權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二則這個政權率先用軍事鎮壓打擊國內異議，已經說明藉由外部力量推翻政權是不可能的。倒是戈巴契夫的例子很可以做為借鑑──從內部裂解。中共政權已經有著濃濃的暮氣，滿足於目前的狀態，上位者不再想著如何帶領這個國家到什麼樣的未來，而是盡可能地維持現狀，好方便他們一直壟斷權力與經濟利益。這種共產政權，民主的呼聲並不是他們最大的威脅──他們可以輕易抹黑成西方的陰謀──回歸純粹的共產理想才是。現在的中國，「共產」只是那個統治政黨的名稱，其餘什麼都不是，也沒有人真的認真對待共產主義。然而若有人真的開始認真對待共產主義，並要求中國共產黨確切遵守共產主義的理想，這或許就是裂解的開端。無奈之處在於，長年的政治洗腦雖不見得讓人民盲目信奉中共，卻使得中共治下的人對共產主義不屑一顧，認為這些東西就跟黨八股、教條同義。「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可能才是破解中共政權的有效方法。

至於文化，前一個十年的文化風潮才剛剛從台灣退燒，可想而知，七十年代的文化思潮就是台灣今日當紅的主旋律，特別是文學批評和藝術評論。台灣前幾年深愛的「post-」，還有拉岡（Jacques Lacan）、布狄厄（Pierre Bourdieu）、德希達（Jacques Derrida）等人，都出現在七十年代。但讓我深感意外的，是這些由法國所傳布出去的文化理論，根源竟在德國。賈克稱「這些主要來自法國且影響知識界的有利學說，其隱而未顯、通常未受到認可的源頭其實位在德國。...米歇爾‧傅柯的激進懷疑主義，大體改編自尼采的學說。...文學批評家雅克‧德希達，則求助於馬可‧海德格，以完善他們對人類動因的評論和他們對人類認知主體與他文本主體的『解構』。」（頁60）所以當代的哲學語彙艱澀難懂，因為這些哲學文字的源頭是德語，經過法文，再轉譯到英文（乃至於中文）時，早已變成像天書一樣的內容。賈德語帶嘲諷說「這一自戀式的反啟蒙主義是當時非常典型的產物，其脫離日常現實的作風在無意間證實了某一知識傳統的枯竭。」（頁62）因此，我或許也可以把台灣風靡這種空洞無物的哲學語言當成是台灣文化枯竭的反映，特別是當代藝術。台灣當代藝術的空洞與貧乏，不僅從作品形式上可以看到，連幫襯他的語言也顯示出同樣的狀態，這種脫離社會的語言，正是對這個社會現況最好的註腳。

也因此，七十年代的文化對賈克而言就是空洞而且假惺惺的東西。搖滾樂雖然聳動卻無法獲致啟發，只是不斷搬弄前人留下來的遺產；電視媒體使公眾人物形象大為低落，帶動嘲弄模仿的節目（豈不就是「全民大悶鍋」）盛行；懷舊風格湧現，顯示這個時代對當下的失望與迷惘（台灣這陣子的時尚流行也是懷舊風格）。我赫然發現，如今台灣的氛圍竟和賈克筆下七十、八十年代的歐洲有點相似（而在那個時候，台灣雖然政治封閉，卻是意氣風發的經濟發展時期），說我們在走他們走過的老路，實在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