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麥爾斯的《最純潔的種族：北韓人眼中的北韓人》是一本非常值得深讀的書，他對北韓政權細緻全面的論述，讓我更了解這個這個神祕的國家。我曾在之前的文章提到此書「使我對北韓的觀點，既有推翻，也有進一步地確認」，不過我沒有就這部分很仔細的加以延續。重讀此書，使我有更深一層體會。或可以就書中內容部分，做更多討論。

此書推翻我之前看法的最關鍵處，應該就是北韓是個儒家思想國度的假設。麥爾斯認為北韓政權所灌輸的概念，跟儒家思想所推崇的內涵並不符合。特別他在南韓任教──一個外界認為更為典型的儒家思想國家，南韓人對北韓政權某些行徑不以為然的看法，成為他否定北韓政權與儒家思想有關的旁證。

但我同樣活在儒家思想主導的文化背景，我很清楚，所謂儒家思想，不僅僅是經典或宗法制度所反映出來的社會秩序，我們更應該回顧中國歷史自西漢以後的政治變遷，雖不見得直接和儒家所提倡的內涵有關，但也應該要一併看成是儒家政治的一部分。比如說，麥爾斯一直提到北韓對「母親」概念的重視，這點看似違背以父系社會為基礎的儒家思想，但對我而言，「權威」與「保護」基本上是一體兩面，因為他提供保護，所以他也有權利限制與要求你的行為，這在中國傳統家庭中相當常見，更不要說對家族極為看重的傳統韓國社會。因此，權威的「父親」與保護的「母親」並不盡然相斥，兩者的分別，大概不會像麥爾斯所說的那麼明確。

而且，在傳統的中國家庭裡，母親的權威往往很大。雖說中國對女性的規範有所謂「三從四德」，其中一項是「夫死從子」，但實際上兒子很少會成為母親的主宰，因為儒家政治中最推崇的是孝道，一切事情都要以「孝」為中心，做子女孝養母親，這才是儒家實際上推崇的價值。也因此，宮廷中的女性往往可以藉由生下男嗣，提高自己的地位，甚至凌駕皇帝成為主控政治的中心。在朝鮮半島的歷史，這種狀況尤其常見，後宮外戚掌握宮廷政治，主導政治紛爭，在朝鮮王朝的宮廷中幾乎是常態，如今還是南韓歷史劇喜愛的題材。可見在北韓的政治語言中，「母親」身處的地位與角色，多少也繼承了古代王朝時期一路延續下來的政治認知。

此外，過去朝鮮王朝所出現的「小中華」的現象，其實也反映在北韓的對外政治上。麥爾斯只從日本統治朝鮮半島開始說，很可能忽略掉這條更為悠久的歷史傳承。在政治上的「小中華」現象，麥爾斯有很生動的描述：「北韓認為自己具有道德優越性，...基於相同的理由，北韓認為其他道德低等的種族（指保加利亞或古巴）即使貧困也應該支援北韓，這不僅是正確的也是適當的。」（頁72）這與朝鮮面對過去日本的「小中華」心態毫無二致。更巧合的是，北韓也面臨與朝鮮王朝幾乎一模一樣的國際政治處境：承認異族為宗主與事大主義。清兵入關以後，朝鮮王朝不得不屈就於政治現實，放棄支持苟延殘喘的南明，認「野蠻的」滿洲王朝為宗主。這種心態幾乎可以一例套用在北韓對過去蘇聯的態度上，麥爾斯寫道：「北韓一方面認為蘇聯的發展比他們優越，另一方面又認為蘇聯的道德比他們低劣，他們不認為這兩種看法是矛盾的。」（頁60）麥爾斯也提到南韓看待美國的方式極其類似，何故？必是歷史記憶使然。

而另一方面，朝鮮王朝對明代的模仿，也完全移植到金日成對毛澤東的情結上。麥爾斯提醒我們中國的政治運動與北韓政治運動的關聯，比如大躍進運動影響了北韓的千里馬運動（但這種連結顯然犯了韓國人的禁忌，連南韓的學者都不這麼認為），也出現類似文化大革命的舉措。而且金日成幾乎依照毛澤東的形象來塑造自己，「年輕的金正日主掌的宣傳機關努力確保北韓的個人崇拜足以與中國並駕齊驅。舉例來說，毛澤東本身是個著名的詩人，北韓文化機關因此致力『恢復』革命創作，而這些作品據說都是金日成年輕時的手筆，...人們也應該『記住』，一九三○年代，金日成將軍曾率領同志進行苦難的行軍，無論那個地方來看，都足以媲美毛澤東的長征。」（頁66）甚至仿效毛澤東思想，憑空生出一個「主體思想」。中國也是北韓唯一不會在國內批評的外國，可見中國在北韓的特殊地位。

所以基本上，北韓的政治，某種程度上可以看成過去王朝時代政治的延伸。這種政治狀態，自然跟共產主義相差甚遠。麥爾斯澄清的另一個迷思，就是北韓實際上並不是共產國家──他甚至連「外表」都不太像共產國家，最顯著的差異就是三代世襲。我本來也不認為北韓是個共產國家，但麥爾斯進一步論證，提供更有力的證據。比如說，共產國家在教育上都要灌輸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但在北韓的教育當中，似乎完全闕如。他們的政治課程，僅只在教導「親愛的領袖」的生平，他怎麼出生，做了什麼事情，怎樣拯救了朝鮮人，諸如此類。此外，就是仇外教育，特別是仇恨美國人和日本人。去北韓旅遊的時候，導覽人員或賣店會擺放金日成或金正日的各式著作，但鮮少會有馬列思想或共產主義的書籍。麥爾斯認為北韓政權強調任真天然，他們的教育體制只有「養育」而非「教育」，我對此點感到很不可思議。就這部分，反而很不儒家。莫說馬列或史達林體制下的教育，就是傳統的儒家教育，也會訓練小孩盡快納入某種規範當中。如果北韓政權只是著重在灌輸某種敘事，而非意識形態，北韓自然離所謂的共產主義更加遙遠。

這導出了一個至為關鍵的問題：北韓人在意識型態上到底有什麼認識？如果共產教條的意識形態並沒有真正灌輸到北韓人身上，那他們究竟如何理解自己跟這個國家？地上樂園？強盛大國？我不知道北韓人是否真的相信這種說法，若以台灣而言，我們曾經被冠上「自由中國復興基地」的名稱，我已經不記得我到底怎麼看待這種用詞，但假設一般台灣人對此是沒有什麼感覺的，既不會真的認同，也不會完全反斥，只是很淡漠的看著這種名稱出現，或許北韓人也是類似的情境。麥爾斯提到，北韓特殊的宣傳手段，使得南韓亮眼的經濟表現不足以動搖北韓人民，饑荒與生活匱乏也不會影響北韓人民對政權的支持。我看脫北者的例子，有個很明顯的特色：脫北者很多是在日朝鮮人之後，這些人的長輩有待過日本的經驗，甚至有日本的親戚，他們是少數可以直接接觸到外面世界真實情況的北韓人，也是最容易感受到北韓封閉及扭曲狀態的人。他們同時深受北韓排外風氣之苦（排斥移居到國外的韓國人，這點也是南北韓皆然），無法真正融入北韓的社會，只能自成一群體。這樣子的人會離開北韓，似乎是很可以理解的。

相較之下，世代就生活在北韓的人，似乎就少有脫北的例子──也許他們會穿越國界到中國討生活，但最終仍回到北韓境內。若以台灣為例，在戒嚴的情形下，真正對政治有不滿的，都是既得利益遭到剝奪的人，多數不那麼在意政治變遷的民眾，他們日後所抱持的意識形態，常常不是他們自己萌發的，而是外人灌輸的。這些人也許就跟北韓多數人一樣，沒有真正抱持什麼政治意識，只是在自己世世代代生存的土地上生活，一切逆來順受，毫不反抗的接受任何政治說詞。如此刻意不去撥弄，維持原狀的愚民狀態，想來正是金氏政權所希望的，所以他們強調任真天然，大概也是這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