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六、餘論

1. 湖社內外

20世紀早期活耀於北方地區的畫家還有不少人，他們與兩個畫會有著或親或疏的關係，他們的作品、論著在兩個畫會的刊物上得到應有的推重。

湖社畫會內外的畫界精英，大多在當時北京地區重要的美術院校如國立北平藝專、輔仁大學美術系擔任教職、畫會與學校的美術教學，互為表裡、相互增益，構成這一時代京津地區中國畫人才成長的良性大環境。

這一時代的畫家學養、見識、文化結構與前代有很大不同，北京地區特殊的人文環境，故宮皇家藏品的面世和大量的私家書畫文物收藏，使人們對傳統有一個新的認識。不少人曾負笈海外留學，有更為廣博的見識，加之出版物的介紹，南北之間、中外之間有更多的交流。他們在藝術觀上不盡相同，但在維護傳統的立場上是一致的。中國畫學研究會最先提出的「精研古法，博采新知」在當時並不是一個保守觀點的口號，而具有相當的包容性與開放性。

從20世紀早期，北方中國畫創作的整體面貌來看，中國畫三個主要畫種，以花鳥、山水畫成就最為顯著，走獸題材也有新的面貌。這個時期的山水、花鳥畫創作，上溯宋元傳統，融會南宗與北宗、院體與寫意，重視寫生，並適當吸收一些西畫的用光和色彩因素，形成一種與清代有所不同的藝術面貌，已經向前跨出了一大步。但在作品的意境上尚未能突破前人的藩籬，感受不到新的時代氣息。

人物畫比較弱，徐燕蓀和陳緣督、劉凌滄、吳光宇、任率英、王叔暉等人物畫家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比較嫻熟的還是古典題材，畫現代人物顯得力不從心。俞明（1884-1935）將陳洪綬、任伯年筆意帶入北方畫壇，所表現的主要仍是富於古意的仕女畫。

這是一種時代的侷限，所侷限的也不僅是北方畫壇。

2. 齊白石與40年代京津畫壇

40年代北方地區經歷了日本人占領的淪陷區時代和內戰時期，中國畫的發展失去了早先的文化環境，湖社和中國畫學研究會的活動在40年代初期相繼消歇，然則他們留下的影響卻是深遠的。兩個畫會和美術院校培育的中國畫人才，在後來的發展中起了薪火相傳的作用，在五六十年代，成為美術院校中國畫教學和新成立的畫院領導與創作骨幹。

40年代，齊白石的影響日益凸現，成為這一時期的北方中國畫界最具影響力的畫家。

陳半丁、陳師曾、齊白石三人的藝術都曾受過吳昌碩的影響，以其雄健的畫風豐富了北方畫壇。

齊白石（1864-1957）原名純芝，後改名璜，字瀕生，號白石，別號借山吟館主者、寄萍老人等，湖南湘潭人。早年當過木匠，後來結識胡沁園、王闓運、樊樊山等文人，學習詩書畫和篆刻，開始由民間畫師向文人畫家轉變。40歲以後，走出家門，「五出五歸，身形半天下」，眼界大開，在北京等地，見到了八大山人、徐渭、金冬心等人的作品受其影響。

齊白石幾次到北京，1919年57歲時正式在北京定居，以賣畫刻印自活，他的畫風不能見容於北京畫界，因而產生一種強烈的挫折感，他的一些印文如「一切畫會無能加入」、「吾草木眾人也」憤懣之情溢於言表。

齊白石的繪畫在20年代初發生了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在與陳師曾相識後，接受了陳師曾的勸告，自出新意，變通畫法，捨棄了原先喜愛的八大山人冷逸風格，「自創紅花墨葉一派」，畫風趨向於熊強、熱烈、雅俗結合，期間明顯地是受到吳昌碩金石意味大寫意畫風的影響。齊白石將徐渭、八大山人和吳昌碩視為學畫的楷模：「吾欲九原為走狗，三家門下輪轉來。」

1922年5月，金城、陳師曾等赴日在東京舉辦第二次中日聯合畫展，陳師曾攜去的齊白石作品同時展出，獲得成功，齊白石的畫全部售出，花卉每幅賣到100銀元，山水賣到250銀元。而當時齊白石在北京的潤格僅為同時其他畫家潤格之半。齊白石激動地賦詩道：「曾點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紙眾爭誇，平生羞殺知名姓，海國都知老畫家。」海外信息反饋，有力地提高了齊白石在畫界的地位。

齊白石的詩、書、畫、印藝術在三四十年代達到藝術上的高峰時期，許多精品都產生於這一時期。在北平淪陷期間，齊白石婉拒偽官方各種應酬活動，並在1939年貼出「白石老人心病復作，停止見客。」的告白。抗戰勝利之後，又重掛出潤例，恢復了賣畫治印生涯，畫名益盛。(注)

晚年的齊白石曾經擔心過未來歲月的人們會不會認同他的藝術：「汙墨誤朱皆手跡，他年人許老夫無？」（《年八十‧枕上句》）而在50年代以後，他得到一位藝術家在當時所能獲得的最高榮譽：齊白石擔任著中央美術學院榮譽教授，1953年當選中國美術家協會主席，中央文化部授予他人民藝術家稱號。他先後被授予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藝術科學院榮譽院士，獲1955年度國際和平獎金。身後又被選為世界文化名人（1963年）。

齊白石直至逝世前，始終沒有停下畫筆。繼承他的藝術道路的有李苦禪、李可染、王雪濤、邱石冥（兼師王夢白）、許麟廬、婁師白等眾多弟子。

齊白石的藝術在20年代曾受到林風眠、徐悲鴻的推重，聘為藝術教授。徐悲鴻認為齊白石是老化家中最具時代氣息者。齊白石除陳師曾外，與周肇祥、胡佩衡等也有不少交往。《湖社月刊》、《藝林月刊》對齊白石也多有推重，而在藝術觀念和創作道路上則與湖社的主張有鮮明的不同。

齊白石的藝術的成熟和獲得社會公眾認同，似乎可以說是意味著北方畫壇由於創作取向的轉換而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與齊白石同輩的老畫家黃賓虹滯留北平的古稀之年在山水畫創作方面也達到藝術的高峰時期。

黃賓虹（1865-1955）名質，字樸存，曾用予向、大千等筆名，晚年以賓虹為名，祖籍安徽歙縣，生於浙江金華。

黃賓虹是一位具有深厚文化素養的傑出畫家，也是一位精通文史、金石、著作等身的學者。中年到上海，參加國學保存會，編輯《國粹學報》，後來參與創辦以文學宣傳革命的南社。在滬30年，一直從事創作、著述和編輯、教學。編輯出版了《美術叢書》、《神州國光集》等書刊，是中國金石畫藝觀學會、貞社、寒之友社、海上題襟金石書畫會等社團的重要成員。1937年以後滯留北平十多年，執教於古物陳列所和北平藝專，平日杜門作畫，著述。1943年，在上海舉辦了第一次個人畫展「八十書畫展覽會」，1947年應杭州藝專（今中國美術學院）之邀，經滬赴杭任教。1949年後曾任北京民族美術研究所（今中國美術研究所）所長、華東美協副主席。

黃賓虹留有大量畫史畫論、金石研究著作，並總結了用筆五字訣（平、圓、留、重、變）與用墨六法（濃、淡、破、積（漬）、焦、宿）。黃賓虹一生遍遊名山大川，山水畫創作從黃山、新安畫派入手，上承北宋，注重內美，早年畫風清淡秀潤，晚年轉向渾厚華滋，研究者稱前者為「白賓虹」，後者為「黑賓虹」。他是近世最具文人品格素養而又能參透畫理的一代山水畫大師。

40年代北方中國畫界還有兩件事在當代美術史上留下印跡。

一是1943年10月，蔣兆和（1904-1986）汲取西畫素描技巧創作完成了巨幅人物畫長卷《流民圖》。蔣兆和作於此一時期的許多表現社會下層人物顛沛艱困生活情景的人物畫是對這一時期最具現實意義的人物畫作品。

再就是1947年，徐悲鴻任國立北平藝專校長期間爆發的一場關於中國畫教學內容的論爭，有三位國畫教授罷教，提出改善國畫組設施的四項要求，並散發「反對徐悲鴻摧殘國畫」的傳單，北京國畫界耆宿陳半丁、壽石工、傅雪齋等許多人在報刊著文批評徐悲鴻。徐悲鴻為此召開記者招待會，發表《新國畫建立之步驟》，重申注重素描訓練的必要性，和反對模仿古人作品，提倡師法造化的主張。

這一爭論是五四以來關於中國畫發展問題論爭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的繼續。在50年代中期又發展為虛無主義與保守主義的論點，此又是後話了。

注：見《齊白石自述》嶽麓書社出版，1986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