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我在當兵的時候買了《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這本書意外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來閱讀，所以我有一段時間沒有看這本書，後來我努力想看完，也看得極慢。

此書並非一本專論，而是由許多獨立論文編集而成，論點很不一致，特別有些探討的，並非真的很典型的外省人議題，如孟智慧的《從嶔岑與石濤農場人權的研究看離散人群的認同》，講的是住在清境農場，當年從泰緬邊境來台的游擊隊及親屬後裔。不過，就是其他的文論（text）也不見得是「典型的」外省人，我們也無法去定義外省人的典型。

我不是外省人。用很政治正確的判斷，我是非常「典型」的本省人。不唯我父母都是本省人，就是我父母兩方的姻親，也完全沒有外省人，可謂極為純粹的本省人家族（甚至可以說是閩南人家族，因為我們也沒有客家人的親戚）。正因如此，我對外省人的興趣尤為濃厚，我想這也跟我生長的時間點有關。我活在一個閩南文化不再受到打壓的時期，小學的時候朝會就有「閩南語講演」，回家看的是「天天開心」、布袋戲和閩南語新聞（漁業氣象播報「小湧轉中湧」的聲音深植於心）。所以我對有同學不會聽講閩南語感到奇怪，對「籍貫」上可以填「北平」、「安徽」、「四川」的同學感到羨慕（因為我只能填「台灣」，頂多寫「台灣嘉義」），完全不知道「渡海來台」這個詞彙，在我和他們的家庭背景，基本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時空。我沒有受到打壓的感覺，卻對跟我在某些地方不一樣的同學存有疑問，這個疑問，成為我想瞭解其他族群的濫觴。

也因為這個原因，我只能透過第三人去理解「外省人」，從他們的背景去理解他們的政治傾向和國家意識。此書提供了非常多元的角度去切入「外省人」的身分，也讓我不停在反思台灣的政治現況，以及如何透過台灣的族群政治研究，去促進中國大陸民主發展的可能。這本書中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鄭凱中〈蚊子的悲哀──一個「另類」外省二代的心路歷程〉一文裡所提到的一位有趣的個案：林尤超。從文中展示出的他的觀點，於我而言真是前所未聞。今天一般外省人對國家認同的態度，一是像龍應台，傾向一個中國，但不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是對中共有所保留；一是像李敖父子，傾向一個中國、兩岸統一，無論當家的執政者是誰；一是像鄭凱中所處理的「外獨會」成員，支持台灣獨立。林尤超是個有趣的特例，他雖然經台灣獨立運動啟蒙，支持台灣政治上的獨立，但他卻仍以純粹中國人自居，覺得自己無論如何都要回去大陸。鄭凱中在文中引他的談話：

「…外省人應該回到他來的地方，回到大陸去。臺灣人願意獨立或是跟外省人統一，由臺灣人自己決定。那麼外省人你百分百應該回去。…

我的看法是，外省人如果真的要阻止台灣人獨立，認為台獨會引起中共武力犯台的話，那外省人應該先向台灣人，為他早期反攻大陸的立場道歉。『我們錯了，我們當初主張反攻大陸比台灣獨立更危險。』他要先道歉，如果不道歉就直接倒過來說台灣獨立危險，變成以前所做的壞事完全抹殺掉了、完全假裝若無其事的樣子。這是不行的。所以我很看不起那些主張「反對台灣獨立」的外省人。」（頁102-103）

要言之，林尤超將自己視作「他者」，即使他是在台灣出生成長，但他係以一種「外來者」的贖罪姿態在看待台獨訴求，本省人要統要獨是他們的自由，外省人無權置喙，更無權反對台獨訴求。

這是一種身在外省軍人家庭背景，又接受台獨運動的洗禮，兩種矛盾思維的衝擊所產生出的「自我犧牲」的論點。雖然放在今日社會顯得非常唐突，但在族群撕裂如此嚴重的現狀下，我反而覺得他的心態是很可取的。當然，這種心態也是把本省人當「外人」來處理，只是以前是將自己（外省人）當作統治者，在姿態上比較倨傲，而林尤超則是視作平等的「他者」，就像看待一般的外國人那樣。無論如何，這是解消沙文主義的反省結果，比起本省人當中的閩南沙文主義要來得好得多。

但，即便林尤超的心態為多一點人所接受，仍無助於改善台灣所面臨的意識形態對立的鴻溝，畢竟不是每個外省人都像林尤超這種出身背景（軍人家庭，雙親均從大陸來台，黨國思想濃厚），更絕少有人會在台灣出生長大，還將自己自外於「台灣人」的行列之中。而且無論是支持統一或獨立，台灣人一直有意識的忽略一個重要的事實，即是統是獨，從來不是台灣人自己可以決定的。我覺得從日本殖民台灣是追求「自治」而非追求「獨立」起，就已經替台灣人的立場定調了。若臺灣在當時民族自決風潮正盛的時候，尚且只求自治，今天台灣做為大國政治角力中的籌碼，更無法僅憑藉自身的意志就能決定要走向統一或獨立。

另一方面，此書也提到外省人爭取台灣民主自由的角色，包括雷震、費希平、鄭南榕、林正杰、陶百川、胡佛、楊國樞等人，用意是在提醒讀者，台灣民主自由的爭取絕非僅是民進黨一黨之功，更非僅是民進黨裡那些本省人之功。外省人在爭取民主自由中付出的犧牲，往往更加慘烈。在陳信傑文章〈遙遠、崇高而又艱苦的追求：外省菁英在民進黨創黨中的貢獻〉中引傅正之語：

「…蔣家父子主控的國民黨統治集團，在本省人心目中，雖然是外省人統治的集團，但也正因如此，在剷除異己時，卻常常是先對外省人下毒手。而蔣家父子在一九六○年扼殺中國民主黨時，只抓雷先生和我兩人，固然是因為組黨工作是由雷先生領導，由我全力支援，但因為我們兩人都是外省人。」（頁293）

這呼應前面我提到的「他者」概念，國民政府的領導階層將自己視作「他者」，本省人偏離國民黨控制固然要取締鎮壓，但外省人若亦如此，往往在懲罰上更為殘忍決絕，因為那是「窩裡反」，是「內賊」，是蔣氏父子在大陸的慘痛經驗。這也益發顯出外省人在對抗黨國機器需要更大的決心及意志，也往往更能有效打擊統治階層。

對我而言，這些文章除了是台灣走向民主的回顧，更讓我思考要如何讓中共民主化的問題。我覺得民進黨很可惜，在堅定的「反共」大纛下，對兩岸問題進退維谷，彷彿只有「抵抗到底」和「投降歸順」兩種選項。然而做為言論最自由的華人地區，無論如何，台灣實應兼負起大陸異議人士的發聲平台此一任務。今日國民黨最糟糕的地方在於，在民主化之後，國民黨變成一個失去理想的政黨，在政治意圖上失去放眼大中華的高度，跟其「中國」之名格格不入。今日雖然再無反攻大陸之事，但中國國民黨應該設法對大陸民眾產生影響力，使中國大陸可以由下至上地產生質變。如今國民黨選擇和共產黨全面妥協，民進黨就應該在兩岸關係上，以「讓大陸地區早日邁向民主自由社會」為目標去擬定具體政策，結交開明派的大陸人士，聲援大陸異議份子，關心大陸的法治與人權問題，去凸顯黨名「民主進步」的真諦。大陸若民主，大陸民眾的觀點若是不為中共一黨一言的說法所囿，對台灣獨立的進展必然大有助益。我不知道這種雙贏策略和以完全不在民進黨的思維當中，一定要跟中共硬碰硬，不惜玉石俱焚，才是民進黨的兩岸關係主軸嗎？

離題太遠，但這確是我看到本書末兩章的有感而發。從外省人角度來看，台灣民主化的成功在於「內外夾擊」，外有黨外人士與民間的集結，內有中央的重要人士應和，而且有人可以直接將黨外的聲音傳入高層，我覺得這是讓台灣民主運動得以成功的一個原因。中國共產黨當中是否還有人存有民主政治理想，我不知道，但若共產黨徹頭徹尾就是一個專制統治集團，要推翻它，也許只能再次依靠農民革命。可是無論如何，台灣既然享有言論自由，台灣就應該要讓大陸民眾也一齊享受這自由，能在此發表共產黨禁絕的言論，出版共產黨禁絕的書。台灣人，乃至於獨派人士，應該是大陸異議言論最堅強的擁護者。

《國家與認同──一些外省人的觀點》第三章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