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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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華民國」概念在臺灣受到爭議時，經歷了六十二年共產黨統治的中國大陸卻悄然興起追捧民國的浪潮。大陸民間與知識界借由對臺灣社會的禮贊丶民國時期基礎教育的繼承與精神氣質的懷念，訴說著今時對昔日的相思，在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之際，試圖解構一個時代的心靈痛苦，重新選擇民族精神與價值的走向。

隨著辛亥百年紀念的臨近，中國大陸民間輿論中掀起了一股奇特的「臺灣熱」：自發地推介中華民國建國百年主題曲《我們的一百年》；讚揚馬英九的夫人坐公車上班；為臺灣立法會中持不同政見的立委大打出手而喝采；羡慕在民國百年時，臺灣居民享有百國護照免簽的外交待遇；甚至在中國大陸的國慶日十月一日當天，有人將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民國國旗發佈在網路上，宣稱抵制「國慶」，要慶祝「雙十節」。在大陸的社交網站上，許多有關馬英九丶有關中華民國的微博資訊中，都有這樣的留言：「求光復」丶「求解放」丶「求反攻大陸」丶「我志願帶路」……

中國人民從來不缺乏娛樂精神，他們利用網路輿論，上演了一場盛大的集體自嘲與擁抱民國的行為藝術：在讚揚馬夫人的公私分明時，不忘對比大陸官僚的三公消費；在為立委打架喝采時，順帶著批判開會睡覺的人大代表；在豔羨百國免簽的外交待遇時，不忘譏諷這個GDP排名世界第二的大國可憐的免簽國數字。

從狂熱中冷靜下來，解構大陸民間對臺灣的熱烈擁抱，部分來源於對臺灣民主制度丶言論自由等現代文明精神的嚮往，部分發端於對一九四九年前「中華民國」的追緬。但即便是對民主臺灣的頂禮膜拜，也很難與「民國」割裂開來：正是這個亞洲歷史上的第一個共和國，開啟了中國人對民主丶憲政制度的實踐。作為一個曾經存在於大陸的政治標誌，民國上承晚清，後繼當代，是真正的「傳承」。作為現實政治與地理意義上「中華民國」的載體臺灣，沒有經歷過「文革」對人性的集體摧殘，沒有打倒文化領袖，沒有經歷極度貧窮後一夜暴富的慌張，作為一個完整的文化與制度標本保存在國境之南，各時期的斷層都可以在臺灣發現。把大陸民間對臺灣的狂熱癡迷，解讀為對民國血脈傳承的移情並不為過。

中國大陸對歷史意義上的中華民國的懷念，延伸到了國民教育層面。民國時期的先生之風，直到今天仍被後人津津樂道。一個培育出大師的教育體系自然有其被懷念的理由，民國時代的國語教科書，也被今人從泛黃的故紙堆中撿拾出來，期冀從中擷取舊時代的吉光片羽，來滋養今日沒落的基礎教育。近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界相繼推出《開明國語課本》丶《民國學校教科書》丶《國語讀本》等民國教材，受到讀者熱捧，每每加印，舊書新讀引發了對民國教育的懷舊和對當下基礎教育的反思。

在《商務國語教科書》裏，有一篇題為《趙至》的課文：「趙至之父，以耕為業。至年十三，父令就塾讀書。一日，聞父叱牛聲，掩面而泣。師問故，至曰：『予年少，未能奉養，使老父不免勞苦，故自悲耳。』」短短五十二字，將國人的孝道傳統丶家庭觀念與獨立人格詮釋殆盡。翻開民國教科書，類似《趙至》的課文俯拾皆是，用兒童易於接受的故事形式將中國傳統道德中的閃光之處播撒在基礎教育中。

曾編寫新國文教材的教育家葉聖陶對小學語文有這樣的期許：「給孩子們編寫語文課本，當然要著眼於培養他們的閱讀能力和寫作能力……小學生既是兒童，他們的語文課本必是兒童文學，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使他們樂於閱讀，從而發展他們多方面的智慧。」

懷念民國教科書

翻開今天的大陸小學語文教科書，帶有官方色彩的語言表述會令早年的教育先驅為今人擔憂。以人民教育出版社二零零九年版小學語文教材為例，在六年級下冊一篇名為《千年夢圓在今朝》的課文中，孩子們會讀到這樣的語句：「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一日，黨中央決定實施載人航太工程……『神舟六號』載人航太飛行的成功，標誌著中國在發展載人航太技術丶進行有人參與的空間實驗活動方面，取得了又一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重大勝利。」

任何一個經歷過大陸中小學教育的人都會清楚，如此官化的處事風格也同時存在於「思想政治」丶「中國現代史」等基礎課程中。意識形態滲透進小學基礎教育，是件恐怖的事情，它在一個孩子還沒有形成完整的世界觀與價值觀時，先入為主地佔據白紙一般的童心，而厘清這種先驗的教育灌輸，在中國大陸，有人用了幾十年。

兩相對比就不難理解民國教科書受到追捧的原因：它把被禁錮了幾千年的思想觀念從「忠君」丶「尊孔」的枷鎖中解脫出來，著意於對人性的放大丶對自然科學的普及與民國意識的啟發，開啟了一個時代的清新之氣。民國教科書既營造了一代新國民的童年文化積澱，也不幸地成為新式教育向共和國教育轉型途中夭折的最後的童年。

大陸民間對民國的另一熱情擁抱，源於對「民國範兒」的討論。儘管畫家陳丹青否認「民國範兒」的概念是由他發明，人們每當討論起這一話題時，總還是難以把他與民國熱潮分離開來。這緣於去年他接受《新週刊》訪問時，談到民國人士的做派，他說蔡元培和魯迅的同鄉許壽裳，「一副忠厚相，介於舊時鄉村讀書人和到外面做事後的現代草莽氣」；講第一屆全國政協民主黨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勢，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他說梅蘭芳「與洋人交接不過是微微笑著，微微欠身，斯文得不得了」；回憶他家弄堂裏的白面書生，「藍布中山裝，相貌清正，玉樹臨風」。

這是畫家對民國人士的「相面」。但當下中國大陸對民國的懷念，不僅是對外化的民國時尚的迷戀。若以一個社會的精神氣質為尺規來考量，「民國」是一種國民精神的集體從容丶開放丶個性張揚。形形色色重述民國史的作品，將民國時期的精神氣質與道義擔當帶回這個犬儒丶反智的社會中來，透過「相面」來為那個時代「相魂」。

著有《百年辛亥——親歷者的私人記錄》丶《追尋失去的傳統》等書的歷史學者傅國涌在解釋民國的時代特徵時，給出了這樣的答案：如果用一個詞來評價民國，我首先想到的是「從容」。民國是一個多元的時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追求，有人追求激烈的共產主義，有人追求溫和的自由主義，有人追求國家主義，有人相信實業報國，有人相信新聞報國，有人相信科學報國丶教育報國，很多人為了理想，可以拋頭顱灑熱血，即使明天可能被殺頭也不在乎，仍然從容面對，許多左翼青年就是這樣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民國形象從容坦蕩

在傅國涌的詮釋中，「民國範兒」更加血肉豐滿。他認為，「民國範兒」或者可以說是民國的形象，是從容的丶個性的丶坦蕩的丶陽光的丶常常超越了恐懼的，即使面對死亡也沒有那樣猥瑣。這份從容來自於王綱解紐丶千年皇權被打破的一種釋放感，也是晚清以來與世界接軌，呼吸到外部世界帶來的開放感，同時也是仍然保持著古老文化傳統的沒有斷裂的一種淡定。

著有《民國背影——政學兩界人和事》等多部民國作品的學者張耀傑在接受亞洲週刊採訪時，用他筆下的一個故事向我們詮釋了民國時代的開放與寬容。「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日，孫中山的親信丶《民權報》記者戴天仇，也就是後來的戴季陶，以《殺》為標題發表文章說：『熊希齡賣國，殺！唐紹儀愚民，殺！袁世凱專橫，殺！章炳麟阿權，殺！』文章發表後引起轟動，上海租界巡捕把戴天仇帶到法庭詢問之後，罰了一筆錢就把他交保釋放了。」

把同樣的情節轉換到今天的中國時空裏，張耀傑為這個故事設定了一個預料之中的「共和國式結局」：「假如今天的大陸中國人把這篇文章裏面的姓名改換成中共領導人，不僅不可能在正式的報刊上公開發表，而且即使發表在網路上，等待他的首先是被刪除，接下來自然是秘密失蹤或者關進精神病院。」

對臺灣超乎尋常的熱情丶對民國教育的重新發現與對民國時期精神氣質的追尋與懷念，構成了今天中國大陸對民國幻想的主流話題。如果以百年前的民國為座標，今天的中國正在偏離它的方向：道德底線不斷受到衝擊丶世道人心令人沮喪的淪陷丶一個被政權綁架的有限社會丶宣稱「五不搞」的「中國特色政治文明」……「民國」概念的復興過程，本質上是國民在今昔對比中，探索時代癥結丶尋求解脫民族心靈枷鎖的過程。

民國社會關係正常

在傅國涌看來，民國時期，社會與國家的關係還是正常的，民國時期的社會背景為一個開放丶從容的時代預留了種種可能：「無論北洋時代還是國民黨時代，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是存在的。學校還是教育家們辦的，報紙還是報人辦的，知識份子做知識份子那一塊，政客做政客的，各管各的。」傅國湧把這時期用「百家爭鳴」來形容，認為與春秋丶魏晉一樣，百家爭鳴「往往出現在社會表面上比較亂的時代」，「多掌握權力丶掌握槍桿子的人，精力都放到戰爭與搶奪權力上面，還顧不上文化等領域，這就給社會留出了空間」。

與「正常」的民國相比，談到今天「不正常」的中國，傅國湧認為，「大一統」的體制在縛束國民精神的施惡過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在他看來，今天的社會只能用浮躁丶娛樂與恐懼來形容，「本質上是一個恐懼的社會，這種恐懼來自愛與信仰的缺失，更是體制對社會的威嚇。今天的體制是一個維穩型或打壓型的體制，中宣部丶國安部丶公安部丶教育部丶網管辦丶城管……所有的行政機器丶暴力機器織成了一張維穩的天羅地網，每一個人的安全都可能隨時受到威脅」，恐懼的淫威使今日中國再無法追回民國時代的從容。

《辛亥：搖晃的中國》作者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也認為，與民國時期相比，今天社會中的個人丶尤其是知識份子發揮創造力的空間有限，個性無法張揚，自由空間與人文精神「缺失得太厲害，政府壓迫太重，生活得很不爽」。沉重的壓迫束縛著一個民族嚮往自由的心靈，蠶食著創造的天賦，壓抑著張揚的個性，黯淡了從容的氣度。傅國湧說：「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特徵就是壓抑，高度的壓抑，這是個欲流血而不得的時代。」

當我們的目光穿透百年中的革命丶戰火丶貧窮與復興，重新寫作那一個激動人心的時代，難免會帶著一點當代人的「私心」與「偏見」：我們希望從中找出對當代有所助益的答案，因此，舉凡今天討論的話題丶歷史片段，總是被刻意選取的丶被當代需要的歷史焦點，而絕非當年的全景。不過，即便是帶有選擇的歷史敘述與討論，也是各種聲音表達對傳統的追尋丶對未來的關切的真誠方式。

「這是一個需要重建價值的時代」，張鳴如是說道。今天有人宣導普世價值丶有地方政府在提倡毛時代，摻雜著傳統儒家文化精髓與現代中國特色的孔子學院也開始走向世界，這些都是對價值重建的嘗試。在張鳴看來，民國範兒，或者說整個民國時代，是對現代文明丶對個性張揚的追求。「在這方面回到民國方向是有必要的」。

民國熱是一種路徑依賴

對傅國涌來說，「追捧民國是一種回望，其中更多的不是懷舊，而是尋找，是一種路徑依賴」——試圖將當下的社會重新嫁接在那些民國時期已建立的傳統上。從這個意義看，「民國」是一個起點，這個起點「通向一個更美好的自由丶開放社會」。

談到今天中國文化和中國社會的問題，張耀傑認為，現代社會包含了「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特點，而「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集中表現在對於工商文明社會的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蓄意混淆與拒絕承認」。但他對中國並不徹底失望，在他看來，大陸最能夠被稱為大師的文化人是賀衛方。「儘管他偶爾也有說錯話的時候，他對於現代工商文明的普世性的價值觀念和文明常識的法學解釋，在大多數情況下是最明白也最準確的。在這一點上，他遠遠超過了民國時代的蔡元培和胡適。」張耀傑表示，除賀衛方外，中國尚有袁偉時丶章詒和丶何方丶楊繼繩丶張思之丶江平丶資中筠丶楊奎松等一批傑出的知識份子，在各自的領域裏做出了並不遜色於民國時代的文化貢獻；他們所承擔的政治壓力和社會風險，卻遠遠超過了民國時代。

無論是對傳統的追尋丶對普世價值的擁抱，還是對毛時代丶紅色革命年代的懷舊，本質上都在為這個民族被縛的心靈尋求救贖。在辛亥百年後的今天，中國重新站在歷史的岔路口，它的民間與知識份子階層，都在以各自的表達方式，召喚迷茫的民族心靈，為病中的國民精神開出藥方，真誠地祝福著這個國家和它的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