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雅學,2011年10月1日,Seeing Red in China(原文連結

2008年奧運的壯觀場面震驚世界之後,中國在2009年10月1日慶祝共產黨統治中國六十周年。古代的中國紀年方式通常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組合來標出年份順序,六十年為一個週期,然後再重新來過。在以前,六十年相當於人的一生。

一萬名軍人排成對伍,踢著正步,隊伍裡每個人都有著同樣高度,同樣身材,同樣體重,同樣髮型和同樣動作,像是複製出來的。在士兵之後,十萬名民眾搭乘六十輛幾乎一樣的花車遊行,上頭有著像是「祖國的進步」、「科學發展」、「輝煌成就」、「美麗繁榮的中國」等標語。另外有十萬人參加天安門廣場的晚會,「人民歌手」唱著「我們的祖國是花園」、「希望的熱土」等歌,從學校還是其他地方來的團體在指定的地點以完美的隊形跳舞,他們大概已經排練了上千次,使他們跟背景的燈光和煙火,看起來就如同機械運轉那樣完美。

當然,我已經離中國很遠了,但在網路上的平行世界,我一樣聽到很多回響。不用說,這一天有很多中國人感到自豪且開心,對他們的國家自豪,對表演感到開心,有些人甚至感動到流淚。對他們而言,國慶更實際的意義是一週以上的假期和規劃活動。有位年輕女性,是北京的研究生,她嘲笑電視裡展示她學校的模樣乖巧的小狗一樣。也有些人冷眼旁觀,「為什麼我們要這種遊行?」「這得花多少稅金?政府可以拿這些錢替人民做多少事?」「這到底是誰在做的?」我偶然發現留言板上,有個網友說,他看了一下電視,隨即就關掉了。「那是他們的慶祝活動,」這個人說,「不是我的。我一點都不想做什麼。」我對此頗有感觸,讓我回想起1984年的國慶日。

那一年中國慶祝35週年,有著類似的閱兵儀式和天安門廣場的晚會。那年夏天,我剛從大學畢業,被派到國務院工作,監督機關內部的行政細節,比如管理紅旗黑頭車的車隊,維持一間診所、一間淋浴間和一間圖書館,專供內部人員使用,安排周末的娛樂,諸如此類。我住在府右街一間複合式的兩層高辦公樓,他隔出一部分供幾位大學剛畢業的人住,我和小李合住一間房,他是剛從杭州商業學院畢業的會計師。故事從一位男子開始,他唯一的工作就是分發電影票到各個辦公室,一週一次,是我工作處的附屬部門。那些電影票是拿來看「內部電影」,大多數是吵鬧的香港電影,尚未允許上映,只在「內部」禮堂放映。這是在裡面工作的人的特權,辦公室裡每個人(我們只有八個人)每個星期可以有兩張,其他辦公室要不只有一張,要不一張都沒有。很難想像,我從來沒在週末休息時去看過電影,一次都沒有。我所有的票都給了我室友。那時一週還要上六天班,我一心只想離開那地方。

國慶日快到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拿到一章可以在天安門廣場觀覽的票。我給小李看這張票,她目瞪口呆。

「你要去看國慶閱兵?」她簡直不敢相信。

「我不會去。」我毫無興趣。

「什麼?為什麼?」

「我不太喜歡。你要這張票嗎?」

「你…你確定嗎?」小李說,她眼睛死盯著我的票不放。我很意外她這麼想要。小李最初來工作時,她欣喜若狂。她在湘西長大,覺得這一切好的不像真的。但這情緒沒有持續很久,她每天下班回來,都在抱怨她的同事,特別是她的上司,她蔑視官場特有的文化,讓她覺得很煩躁可鄙。我以為她跟我沒什麼兩樣。

我給她票之後,她還問了我幾次「你真的確定嗎?」好確認我真的放棄那張票了。

我通常利用周末和放假的時間跟我男友在一起,他在西郊一個大學工作。為了國慶日節目,他被要求跟幾位學生和年輕教師一起在天安門晚會跳舞,他們為此已經花了好幾個周末練習。他討厭這件事情。他用盡所有理由開小差,直到他上司警告他:「注意你的政治態度。」當我在國慶前一週看到他的時候,所有的「舞者」都拿到他們的道具:男生有一條領帶,女生有一條雪紡絲巾。我一臉厭惡看這這條領帶,彷彿不停在提醒我們他們無所不在的控制。這是我對他的感覺。當他要去廣場、面帶微笑、跳上幾個小時的時候,至少我不用被迫作任何事情。噁!

好多年來我都在自問何以我在中國的時候覺得如此噁心。但顯然,這不是因為火箭升天。我想癥結在於覺得自己不過是個奴隸,所有的一切,包括工作到住的地方,都掌握在政府手上,只要有不服從的地方,隨時都可以剝奪走。每天總是會有一些事情提醒你這個事實,免得你忘記。

我國慶日的時候自己一個人待在房間裡,只有一次。我可能打掃了房間,讀了點書,寫我的日記。但那天那麼安靜,我迄今仍記得。我在的地方離天安門廣場不到一英里,但我什麼都看不到,聽不到,彷彿我在另一個星球那樣。我聽到長安街上電信大樓的鐘聲鳴了好幾個小時,當我在府右街工作的那一年三個月時間,我每天晚上都在感謝這個單位給了我原因不詳的喘息空間。

幾年前,我讀到六部口(有六個部門的路口,電信大樓所在地)就是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清晨間,機槍掃射、用棍棒圍毆、坦克輾過學生的地方。因為這個資訊,我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在晚上聽到鐘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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