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大學校

薛欣然,2011年10月2日,每日電訊報(原文連結

中國要取代美國成為世界強權嗎?中國準備好統治世界了嗎?最近十年,我隨著書本在世界上到處旅行時,我始終都會碰到這個問題。

我知道為什麼大家要問我。我叫欣然,一九五八年在北京出生。我是英籍華裔的廣播員和作家,自一九九七年開始定居倫敦,我第一份工作是清潔人員。我橫跨兩種文化,所以,理所當然我的讀者會問我是否像西方人害怕的那樣,強權將無可避免的轉移到東方,我盡可能的回答他們。

拿破崙曾經有過警言,中國是睡獅:「讓她睡,一旦她醒來將震撼世界。」近兩個世紀後,這頭獅子不僅醒過來,還大聲咆哮。亞洲的外國公司,非洲的工廠,甚至是義大利的村莊和法國的街道,都被先知先覺的中國商人搶購一空。由於全球債務危機,中國的經濟增長可能會趨緩,但她仍是世界的廉價工廠,和美國最大的債權國。一華盛頓智庫預測人民幣在十年內會取代美元成為主要儲備貨幣。

在我倫敦住家外面,有一堆學校提供兒童的中文課程,最小到三歲,包括高級地段上的「簡單中文不列顛學校」和「連接中文學院」,主打「好玩的」課程和「未來的語言」,在蘇活區、利物浦街和漢默史密斯都有分校。回到2008年,每日電訊報報導「高收入的家長」急於尋找會講普通話的保母,好「投資他們孩子的未來」。無論怎麼看,中國的霸主地位似乎來勢洶洶。但果真如此嗎?

我一年至少回中國兩次,對這神奇的、不斷改變的母國更新我的認識。身為一位作家,城市裡巨大的購物中心、看板閃爍著當日的倫敦指數,我想挖掘背後實際發生的事情,比如來到鄉村,兩者之間的差距簡直大到不能再大。

我最近一次到中國是在九月。一開始是十天瘋狂忙碌的日子,我先生身為中國出版集團的顧問,要參加北京的國際書展。我去南京為我的新書調查中國一胎化政策,透過政策後第一代的眼光看這個政策的影響。

之後我們去上海,我們都在復旦大學講學。大部分時間我們都花在路途上,迫不及待要擺脫龐大的車陣和擁擠的街道,無視住著一千六百萬人口,無止盡的的摩天大樓群。

朋友建議我去蘇州玩,「可以在一些老茶園散步喝茶,像古漢茶莊。沒有車子,沒有遊客。」

我一九九七到英國以前,這種愉快的旅程大概花我一小時的車程。這次我們花了五個小時,而在匆忙吃完午餐後,司機警告我們要走了,「否則你會來不及回上海吃晚餐,即使是以西方的標準。」(中國人吃晚餐的時間要早的多)

我們到郊區,跟著緩慢行動的車陣努力擠入高速公路(廣播早上報導中國的車輛數目已經到一億輛,僅次於美國兩億八千五百萬輛)。我趁這個機會跟司機聊天。他有沒有可能表達對今日中國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意見呢?

他在快三十歲時當上父親,在軍隊學會開車。許多年輕的農民努力進入軍隊,將此視為更好的契機,能夠過比上一代和上上一代更好,他們的長輩在農村成長,或是搬到城市裡當社會底層的勞工。然而,他沒有成為精英份子的一員,並顯然非以單純、物慾極低的方式生活:「司機無法像政客或政府官員那樣賺大錢,但我們的需求就跟每個人一樣。我們只有一個小孩,我們試著給他最好的。

「我女兒的幼稚園不是最好的,但每年也要花掉超過一萬人民幣。他今年要進小學了,光是『擇校費』就要花超過三萬元人民幣,這還只是很一般的小學。」當我問他多常能見到女兒,他說:「我們沒有什麼家庭時光,每個人都忙著為自己小孩賺錢。我總是利用各種空檔睡覺,好繼續工作。」

難怪,他告訴我他平均每天工作十五個小時,許多上海計程車司機則是每天十八小時,沒有休息。「我知道有些司機因為在駕駛中睡著死掉。多麼浪費。」我碰到在上海和北京飯店的工作人員,他們多數二十出頭,並告訴我如果可以多掙點錢,他們很樂於每天工作超過十二個小時,一星期七天都不休息。

中國成為生產財富和機會的機器,但這個充滿疲憊工人的國家真的有一天能夠引領世界嗎?

一胎化政策世代的後代又如何呢?中國前四十大城市的小孩從小生活在三屏世界(電視、電腦和行動電話),穿著世界名牌,坐頭等艙旅行,為了他們在國外念一兩年的書買屋買車。對這些年輕的「超級富豪」而言,價格對他們沒有意義,他們甚至會為了購物當天坐飛機往返香港。

很難想像他們會成為中國下一代的企業主,不像他們的父母或祖父母,許多人手不動三寶,也沒有整裡過自己的床。他們也許受過很好的學校教育,但許多評論認為中國的教育系統──執著於考試和死記背誦──是扼殺而非鼓勵創造。的確,今日中國的大學考試「高考」,其源頭起於六世紀由朝廷設計出來的選拔考試,北京一位受過耶魯教育的學校校長蔣學勤所稱,這個考試鼓勵人「極為重視背誦,重視邏輯和分析能力,幾乎沒有想像力,也幾乎沒有質疑權威的可能。」中國模仿力極強,創新的能力卻很糟糕──他複製西方世界的高超能力,可以從昆明的22間假蘋果專賣店證明。他的說服力高到連工作人員都相信他們在蘋果公司工作。從某方面來看,真是天才。可惜這天才走錯路。

如果中國像製造業那樣主導創意產業,它需要跟蘋果電腦市場部借一句話:Think Different。最近被封為「中國前五十大創意人」的生意人劉軍(音譯)說,這場奮戰不停在升高。

「中國之所以沒有國際企業的原因,是因為我們沒有國際的眼光。」他近來提到。「中國的設計師只想要討好自己,而不是討好顧客。這是個嚴重的問題。」中國企業的結構相當僵化,根據道伯格(Dalberg)全球發展顧問公司諮詢專家丹尼爾奧特曼(Daniel Altman)稱,原創的構思「必須要通過許多層級,幾乎不可能傳到最上層。中國要像美國那樣到處充滿創業精神,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當然,統治當局的夢想離中國的農民相去甚遠,這些人佔所有人口的百分之七十。經過一連串的下跌,愈來愈多人對替美國債務作嫁的狀態感到不滿。如同那位司機所說:「為什麼當中國人在汗流浹背、沒日沒夜的工作時,美國人可以舒舒服服、帶著墨鏡,在海邊曬太陽玩水?為什麼我們要去收拾他們的財政危機?」

我沒有告訴他今年七月,中國所持有的美國國債總數已經到1兆1735億美元,相當於每個中國人5700元人民幣。我想,身為中國人,我們都知道身肩如此重債,得付出多少年艱辛的工作,但沒幾個中國人敢說出口。有部份是因為中國人不理解美國金融危機的規模,部分是因為我們不敢質疑我們的國家領導。

台灣出身的港大金融教授郎咸平,因為批評中國經濟而著名。這個月初他警告美國經濟的擔憂過於誇大,其實政府真正需要擔心的是中國危險的金融狀態。

「我們的經濟並不健全,」他寫道。「中國的製造業終究會發展到盡頭。企業倒閉將會高達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因為製造業會出現兩個難題。首先,投資環境會全面惡化;其次,產能會過剩嚴重。

「這些難題會引發製造業危機,使企業主不得不撤出。」郎咸平相信,中國的房價飆升,這些錢都是從製造業來的,如此只會加重中國的「泡沫經濟」。

泡沫會破滅嗎?郎很擔心。在他眼中,中國的經濟成長速度必須減緩到讓教育系統和社會有時間可以追上,使貧富之間能夠平衡,並且有餘裕思考中國需要建一個怎麼樣的強大未來。

在研究由獨生子女家庭組成的社會造成的問題多年之後,我不得不同意郎咸平的看法。的確,有時我的母國就像個混亂的國家。

就拿交通死亡數據來看。過去五年(2006-2010)每年中國有七萬六千人死於交通事故,佔所有工業意外死亡的百分之八十以上。2001年起,離婚率也快速升高。中國離婚率最高的地方是北京(百分之三十九),緊接在後的是上海(百分之三十八)。

今天,離婚數中有一半以上是20到30歲世代的人,他們大多數是一胎化政策後的第一代。這一代有許多人甚至不想要小孩。有些人不想自己在家中的地位被剝奪,另一些人說他們沒時間照顧小孩。至少他們知道他們的侷限。過去五年間,有許多兩三歲小孩在自家車內窒息而死的案例。為什麼?因為他們的粗心家長把他們交給司機照管,結果司機出去辦事的時候就把小孩鎖在沒有空氣的車內。這很難讓人接受,但確實正在發生。

中國是在改變,但有些改變很難察覺。我在南京跟老朋友(他們在做傳統燈籠)聊天,他們說已經很久沒看到自己的小孩了。他們不理解,何以日子慢慢好過,家庭卻愈發離散。

毫無疑問,中國在過去三十年的確有所進展。我不認為有任何國家民族可以在如此短的時間讓十三億人改善他們的生活。我們的祖輩每天節省一點黃豆只為讓家裡人可以渡過飢荒,我的父母排幾個小時的隊伍,只是為了拿到一瓶食用油。

但我們真的是下一個強權?我們真的能以僅僅三十年的自由市場經濟跟全世界最發達的國家互動嗎?

即便我們真的會變成強權,會受到強大的中央政府所控制嗎?我們會失去我們的象徵──家庭價值和文化──直到我們再也無法分辨龍(中國人的自我想像)與獅(西方人對中國的想像)嗎?中國這頭睡獅已然甦醒,你得找到一種方式餵養牠,讓牠一直活著。

回到上海,我們從上海到蘇州的十小時史詩般的旅程終於結束,我先生托比狂叫:我不會再在中國搭車子了。

但我們知道我們還是會。這個國家實在太精采刺激,難以放棄。而最刺激的,莫過於這故事還在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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