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亮,《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台北:夏日出版社,2011。
中港之間的香港故事,162-176 (以下為節錄)

…「港台」在中國有許多的指涉,第一種意思是中央與邊陲的地理位置想像,北京是中心,港台位處邊緣。第二種意思是港臺意指流行文化,許多流行文化與藝人都出身於香港與台灣。此外,港台時常有著神秘色彩,例如中國的大學圖書館多能透過館際互借的方式,向中國國家圖書館提出圖書申借,不過,英、日文等外文書籍都能外借,唯獨香港與台灣的書籍必須親自到國家圖書館閱覽,彷彿「港台」書籍藏著什麼秘密一般。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已回歸中國,不過香港的回歸似乎僅是主權意義上的回歸,中國人對香港的歷史卻所知甚少。中國對香港的主流想像與台灣非常相似:香港是一個流行音樂四大天王及眾多影視紅星導演出身的地方、國際金融中心、購物天堂等等。然而,香港的社會變遷及隨之而來的身分認同變化,卻為人所忽略。

…在冷戰的年代中,作為英國殖民地的香港,是一個既無政治但政治力量卻激烈鬥爭的地方。既無政治是指在冷戰的地緣政治中,殖民地香港並未參與到冷戰的軍事部署對抗中。然而,香港卻又是高度政治化的,因為國共兩黨的力量不但在此角力,甚至政治力量的延伸機構也在香港運作,電影界便是一個代表。

…不同力量在香港的對抗,也表示什麼樣的言論都存在。當時香港與台灣的有趣連結在於「僑生」身分,對於時處高壓統治的台灣來說,島嶼內異常安靜甚至帶有肅殺之氣。不過,當時仍有一些學生想打開內心的窗戶觀看外在的世界,來自香港的僑生所帶來的雜誌成為重要管道。多年前筆者曾探訪刺蔣案的主角之一黃文雄,他便提到讀書時期與僑生熟稔,因為香港僑生能帶來一些不同的世界訊息,這是閉鎖台灣對外的一道特殊窗口。

一九六七年的六七暴動堪稱香港歷史的重要事件。香港親共的左翼力量受到中國文化大革命的影響,在香港展開對抗英國殖民地政府(港英政府)的暴動。事件由最初的罷工、示威,發展至後期的暗殺、放置炸彈,結果造成五十一人在暴動中死亡,超過八百人受傷的慘劇。香港左翼人士原初的想法是透過暴動而早日回歸社會主義中國,不過當暴動一路開展後,他們才知道共產黨中央對香港的定位是準備運用香港的特殊位置,並不急於收回。六七暴動成為電影描述香港一九六○年代歷史的重要題材與背景,諸如王家衛的《花樣年華》(2000)、《二○四六》(2004)、《五億探長雷諾傳》(1991)等等。

…一九七○年代末期,香港新浪潮電影許鞍華、徐克、方育平等人的作品逐一出現,香港電影也迎來一段高潮期。這段期間的香港電影,一如電視劇《獅子山下》以現實手法回溯香港人的成長故事,一九八二年方育平的《父子情》就是一個典型的代表。這類電影出現的場景,如同香港影評人李焯桃再〈父親的陰影──八十年代香港新電影的中國脈絡〉所說的,「戰後出生的一代已經成長,而難民身分的上一代又開始陸續退出歷史舞台。土生土長的一代自由接受殖民地教育薰陶,有無中國大陸的鄉土記憶,民族意識本已淡薄;加上經濟蓬勃發展,都市化和國際化的型態日趨成熟,香港本位意識自然茁壯。」

…在香港本土意識形成加上未來的回歸,使得香港電影關於身分認同的再現,不僅對自身成長經驗的描述,更包括一種流動、不確定,甚至透過香港人在其他城市的生活,講述香港身分的情景,如八○年代末期的《秋天的童話》(又名《流氓大亨》,1987)、《雙城故事》(1991)等,這也是香港大學教授阿巴斯(Ackbar Abbas)所說的香港電影「反幻覺」的特徵──沒有看見存在的東西,香港身分只有在異國他鄉才會浮現。

…九七回歸之前,王宏志、李小梁、陳清僑等三人合著了《否想香港:歷史‧文化‧未來》(1997)一書,該書有系統地從文學史和流行文化中,梳理中國與香港的相互權力關係,其中至少可找出幾組夾縫中的香港,…

如果說夾縫論代表著面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九○年代中期出現的「北進論述」則又帶著「大香港主義」的「豪氣」與「自信」。…這似乎是一個意識形態解體、市場疆界重新打造的時代。在北進論述的想像中,香港將憑藉著現代化的人力與資本,北上中國發揮影響力,在過程中扮演關鍵位置。香港與中國的對照是現代與落後的,而落後的中國將被現代的香港所同化,…對於讀者來說,「北進論述」這個名詞或許陌生,不過其內涵卻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中國是一個充滿龐大商機的市場,而台灣文化創意的軟實力深受中國民眾喜愛」之類自我感覺良好的論述,不但長期出現在主流媒體中,甚至也滲入一般人的潛意識。更為有趣的對照是,香港倡議北進論述的學者更以「利用中國巨大的商機解決香港失業問題」的論調大家宣傳,這與十多年後台灣政府ECFA的廣告宣傳如出一轍。只是北上或西進對社會的衝擊為何,卻少有人深究。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特首是由選舉委員會產生,而非普選。獲得北京青睞的特首董建華任內(一九九七至二○○五年)施政不佳,二○○三年香港SARS爆發期間,儘管董建華說香港是安全的,SARS卻奪走將近三百條人命。面對無能的特首該當如何?二○○三年七月一日,香港出現五十萬人要求二○○七年特首普選的大遊行。

香港所實施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對於修改香港特首的選舉制度,其程序是香港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並經特首同意後,報請北京的人大常委會核准。儘管二○○三年要求普選的聲勢浩大,不過二○○四年人大常委會並未准許香港在二○○七年特首選舉進席普選。直到二○○七年,北京人大常委會才確認二○一七年香港特首可進行普選,但並非想參選者都可登記,而是由選舉委員會產生二到四名的候選人進行普選。

在這個角力過程中,北京無疑是向香港強調一國兩制的根本是一國而非兩制。九○年代以來,北京的想法便是北京要主導。…在北京眼裡,長期統治香港的港英政府從未認真推行過民主選舉,只有到了九七大限之際才推動,這正是在挑戰北京;而且香港爭取普選人士的論調,也不脫西方關於民主的論調,這是香港尚未去殖民化的象徵。

北京放緩香港普選的腳步,充分展現了北京的統治術:在論述方面,北京搬出條件未成熟的說法,事實上,這是典型中國式的想法。在中國社會科學主義的想法中,什麼條件(如物質條件)可以支撐什麼樣的事情的說法,是相當根深蒂固的。在實際的政策方面,隨著經濟的發展,談判籌碼更高的北京也在二○○三年與香港簽訂「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貿易關係的安排」(簡稱「更緊密貿易關係」,編案即CEPA),在二○○四年生效,鼓勵雙方有更多的貿易往來。面對資源更為充沛的北京,香港昔日的北進論述已黯然失色。

…在經濟發展與另類社會價值之間,香港民間社會還是具有一定的反省能力。二○○九年到二○一○年初,香港爆發關於高鐵興建的抗爭,這個抗爭堪稱是香港近年來最大的抗爭,而香港的八十後對社會運動的參與表現,打破一般人將年輕人等同於享樂消費的迷思。

…這是一個關於城市發展的大辯論,在這次抗議行動中,八十後的年輕人之所以積極投入,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年輕人在思考他們有沒有未來?按照香港政府的方案,將使既有的財團利益擴大化。長期以來,無論是港英政府或是現在的香港政府,思維模式都是一致的:發展經濟。然而,其發展模式都是著重在金融、房地產等行業,而香港貧富差距在近年來已達到高峰。年輕人的未來和香港的社會有沒有其他的可能性?這是香港年輕人較為關注的焦點。在他們的實踐中,既有以二十六步一停一跪的苦行方式爭取認同,也有在菜園村進行生活體驗,說明另一種生活方式存在的可能性。

香港的反高鐵抗爭,在中國的網路論壇受到許多挑戰。這些批判的理由不一而足,批判者基本上站在國家中心外加經濟發展至上的角度,有的認為香港在殖民時期不會有這麼大的抗爭,為什麼一國兩制之後就發生這樣的問題?也有的預測北京最終會買香港高鐵一部份的單,只是對中國人來說這很不公平──為什麼在中國房市狂漲時港商搶到了利益,香港的公共建設卻要北京買單?此外,也有少數中國年輕人在香港親歷八十後的抗爭理念與行動方式,在網路上發表相當詳細的介紹與討論。有趣的是,鳳凰衛視的評論員們,除了香港出身的梁文道外,其他中國出身的時事評論員都站在支持高鐵的一方,而其理由難脫發展取向的意識形態,或八十後的抗爭已與高鐵議題脫節等等。

…一國兩制,是一國還是兩制?身分認同,是由上而下的規定,還是一種自由的流動狀態?這些基本價值差異仍考驗著中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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