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今天在臉書上看到有外國記者貼了台北世大運的英文手冊。手冊第21頁的介紹寫著：

Introduction of Our Island – Chinese Taipei

日本的設計誌BRUTUS選擇了台灣作為當期主題，用了台南市中西區國華街的街景作為封面，引起台灣某設計團隊覺得「很丟臉」，後來還出現封面產生器，讓大家可以自己放入有著「台灣」兩大字作為封面的照片。

（原文連結）

臺灣的問題是需要先搞清楚甚麼是「叛國」，甚麼才是國？別忘了在三十年前，主張臺灣獨立的人也被稱之為叛國。

巴拿馬與中華民國斷交，引起島內莫大波瀾。但這也使我覺得，我們確實要去面對這種扭曲的關係。自國民黨倉皇遷台以來，一直在跟中共爭奪中國的唯一代表權。這種「唯一的中國」之爭，最吃虧倒楣的，終究是我們。無論是獨立也好，建國也好，擺脫掉「中華民國」，似乎是面對外交困境時，必須優先考量之處。

前段時間因工作所需，與某邦交國大使館的工作人員接洽，期間「大使」曾數度來到我工作地點開會。由於「大使」不會中文，需要他們當地的工作人員居中翻譯。然而我發現工作人員都稱呼「大使」為「代辦」。但當時我正忙於眼前的工作，無暇去想稱謂的問題。

前陣子嘉南大圳旁的八田與一塑像遭到「斬首」，兇手很快查出。因為該兇手高調在自己的粉絲頁面放上「斬首」過程，非常開懷。這件事情引起諸多撻伐，但另一方面，以兇手為主的一群「促統」派，不僅不以為意，而且基本上完全不受抨擊之影響，活在另一個平行世界當中。

在油吐上亂看影片，忽然看到一些youtuber的影片，真是讓我「驚呆了」。

比如有位曾來台灣讀書的韓國人說韓國人哈台：

人文學科在台灣備受忽視，應該不用多論。但就我所理解，台灣並不是一直都很輕忽人文學科。當然，從歷史來看，台灣輕忽人文，有其歷史背景。日本統治台灣，嚴格限制台灣人的升學管道，雖然初級教育推行很廣，但高等教育則限制很嚴，日本只允許台灣人念醫、農等實用學科，文學、哲學、政治、歷史則在禁止之列。雖然台灣人可以負笈日本就讀，但畢竟是少數。大抵而言，日本統治替台灣社會奠定一個基礎樣貌，即生活相對富裕，但缺乏文化積累。

國民黨來台後，基本上沒有改變這樣的模式。當然，就教育資源論，由於過去在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有部分轉移到台灣，比如在台復校的大學，或者是中央研究院、故宮博物院等機構，台灣的人文教育比過去來得豐富。但在政治高壓的情況下，對台灣帶來的正面影響，仍然有限。此外，就如同日本一樣，國民黨帶來的人文學科，基本上是大中華意識，與台灣的關聯很少。比如中研院史語所整理殷墟的考古報告，或者是故宮博物院的收藏與研究，對台灣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影響。以故宮為例，北溝時期固不用論，就是遷到外雙溪後，故宮所辦理的幾次重大展覽，雖然在國際上有一定的歷史定位，但跟台灣卻是毫無瓜葛。但當時台灣以「中國」自居，若站在「中國」的立場，無論是中研院或是故宮，他們延續戰前的研究或整理，確實可以說是人文學科的里程碑。

李敏勇在自由評論網發表一篇「祭拜亂象」，嚴詞抨擊台灣宗教祭儀，說台灣祭拜時「粗陋取巧」，到處燒紙錢「污染一片天」，「既不敬謹，也無誠意」，然後拿韓國連續劇裡的祭拜狀態貶低台灣祭典，說「這樣的文化怎麼建構一個進步、文明國家」？

這種以「進步」、「文明」為名目，要求台灣「革除陋習」，在我看來，其實就是破壞台灣傳統文化的元凶。為要追求所謂的進步文明，台灣的老建築毀於祝融或怪手，台灣的民間文化遭到「改正」與「革除」，從日治時期起，歷經國民黨統治，這種洗腦言論影響了許多如李敏勇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以為台灣就是這樣粗俗鄙陋、上不了檯面。若不巧持這樣想法的人還是官員，就會訂下許多日後看來荒謬無比的政策，養成台灣人目光只會往外，鄙薄自身本來就有的傳統，然後說自己沒有文化、沒有文明。

漢聲出版的總編輯過世，藝文界一片嘆息。林懷民寫專文懷念，點出這位傳奇人物，是國民黨將官之後，是美國出生的ABC回鍋重新學習中國文化。他用他像第三者又彷彿不是第三者的眼光，開始介紹、深入台灣，深入中國。

我覺得這是一段含意深遠的寓言。首先，漢聲所代表的文化高度，幾乎台灣再無什麼出版社可以比擬，可是他的遠因，居然奠基在黨國威權之下。雖然漢聲在表面上離政治很遠，可是正是這個「離政治很遠」，恰巧說明漢聲的根基，其實是最為政治的。不是黨國威權的庇蔭，無法「遠離政治」，無法用宛如手工業的出版模式，撐出四十年的長度。以我這後見的觀點，這大概算是最討喜的特權。

高跟鞋教堂「退燒」，成為媒體的報導重點。網路上不乏對高跟鞋教堂的批評，認為浪費、與當地毫無關聯、是縣府的面子工程，不一而足。但我認為，雖然「退燒」，對嘉義縣政府，甚或全台的地方政府，都可以是一個參考的案例。如何藉由觀光振興地方，確實不是單靠「引起話題」就能解決。

但我覺得，如果縣府有心，可以「置之死地而後生」。其實一直以來，台灣所謂發展觀光，所採取的策略都相當偷懶，我們一直講「配套措施」，但實際上，很少人真的可以講出何謂「配套措施」，遑論落實。若以鄰近日本來說，日本的地方政府也很常製造一些「特色」景點，試圖吸引遊客，發展觀光。但除卻「話題」本身，他們還其他固定的配套，比如想口號，製作吉祥物、周邊商品，與地方電視台談置入性行銷的節目，雖然這類配套措施也顯得僵化，但至少不是僅僅作出一個「特色」便結束。

出來混，遲早要還的。

這一兩年，網路對台灣的「鬼島」現狀有很多討論，這些檢討或批評，最終都不免歸結到一點：慣老闆與過低的薪資。

早在蔡英文當選前，台灣就不時會接收到「民進黨當選陸客不再來」的各種放話，除了各種來源不明的官方資訊，還包含許多「血淚見證」，諸如遊覽車生意做不下去、土產店關門、飯店無法經營等等，但與此同時，網路卻又不斷上傳打臉數據，中國觀光客減少，但整體人數卻增加，新聞裡的「業者」哭喊沒有人還快要關門，網友口中的「業者」卻門庭若市，飯店要訂都還訂不到。

無論過與不及，其實都是迷思。說實在，以前台灣尚未三通時，雖然外國觀光客的人數不像現在這麼多，但既有的觀光資源要容納每年國內外的旅遊人口，也不過是勉強可以支應。馬政府八年推廣觀光，廣告本下得很重，但相應的觀光建設卻不見得跟得上，故宮博物院就是一例。陳水扁拖拖拉拉的改建計畫，終於在2007年告竣，雖然空間變大，但也不過就是「足堪應付」與時俱增的觀光客而已。而當台灣開放中國人觀光，瞬間故宮的空間就不夠了，可是他們的解決方案「大故宮計畫」，卻一直到馬英九第一任任期要結束了才提出來，而且語焉不詳。顯然馬政府亟欲衝高數字，卻忘了要加強台灣的觀光設施。

李艷秋在自己的臉書寫文，不知何故寫了一些拐彎抹腳的內容，質問「文化台獨的蔡政府 還要留著這些中國假自己打臉嗎」。顯然是對今日端午放假頗為不滿，認為這是一個「中國人的節日」。

時有湊巧，在李艷秋發表這種「中國人的節日」言論（後來蔡正元也下海攪和）前，已有民俗學者要替端午「正名」（文一，文二），端午的屈原傳說，是戰後國民黨刻意加上去的，就連我們以為是傳統的龍舟競賽，也帶有濃厚的「文化統戰」意味。農曆五月以各種方式驅逐病邪蟲害，本來即是因應時節變化而出現的儀式，跟什麼中國道統並沒有關係，倒是國民黨強加的屈原傳說，再加上後來「發明」出來的龍舟競賽，使台灣本來的五月節習俗，反而日漸凋零。

「藏書界竹野內豐」在PTT寫了一片長篇大論「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化」，放在「台灣何時能成為文化輸出國？」底下。整理一點「國故」固無大礙，但要說「台灣曾經有機會成為文化輸出的寶地」，則未免太瞧不起台灣。至少到目前為止，台灣某種程度上，還是文化輸出國，只是台灣人毫無自覺。

反而另一篇由香港人寫的回應，比較切中實情。八十年代的台灣，與香港兩地，可以說是華人世界的「文明燈塔」。香港的流行文化自五十年代起就風靡包含台灣的廣大東南亞華人社會，到了八十年代，甚至「遠征」韓國日本，香港的武俠片及電影明星，不只是港台兩地的回憶，甚至是很多韓國人的回憶。至於台灣，除了早年電腦科技影響香港外，有一個台灣人所想像不到的影響力：台灣是西方知識引入華人社會的重要中介。

這幾年因為各地將傳統信仰的活動當成是提振觀光的噱頭，紛紛大肆宣傳，連帶一些所謂的「陋習」也引起輿論注意，最近爭議最大的，大概就是放炮了。之前大甲媽祖遶境，台中市政府沿途拿著探測器，其「紫爆」的數據成為很多報紙的頭條，禁絕放炮似乎成為臺灣「改正陋習」的重要指標。但這樣看似政治正確的言論，卻也引來一些民俗研究者的不滿，比如此文。

關於傳統信仰，其實最大的癥結，在於多數在網路上活動的「鍵民」，對傳統信仰其實一無所知。各地信仰活動看似蓬勃，但除了當地民眾或信徒，其他人多半只是來湊熱鬧，甚少有人真正理解「熱鬧」背後的歷史與文化。特別是都會區的居民，對傳統信仰不僅缺乏認識，而且帶有先入為主的偏見，認為傳統信仰落後、迷信、浪費，他們的邏輯其實就是政府主事者的邏輯，如果信仰終究不能禁絕，至少要改造成符合他們理想上「文明開化」的模樣。

有個台獨主張的作者去中國時，被南京烏衣巷的「熟悉感」感到困擾。這是看似矛盾的心理掙扎：在政治上我不願與中國有瓜葛，可是在文化認同上我又覺得中國是我的一部份。我要為了「文化的中國」去遷就政治的中國嗎？

我過去也一直有這個問題，或云迷思。但隨著這幾年歷史學的進展，我找到一個新的詮釋觀點：所謂「中國文化」從來不獨屬於中國。它的源頭可能是在中原華北一帶，但它所創造出來的文化並不是由「中國」這個政治實體所獨佔，而是一大片區域共享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