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裴士鋒（Stephen R. Platt），《湖南人與現代中國》，台北：衛城，2015。

談論中國近代史，特別是受到西方影響的過程，一般不是從遭到列強壓迫的清廷說起，就是從清代最重要的對外口岸─廣州談起。但此書作者裴士鋒（Stephen R. Platt）則挑了一個很意外的地區─湖南來談。他認為湖南人在近代中國的發展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但中國近代史卻忽略了湖南的獨特性。因而他要特別強調湖南的獨特，以此來鋪陳他的論述。

一直以來，史學界，特別是華人的史學界，都把中國當成一個整體來談論，很少人會注意到我們認知的「中國」，其實內部歧異的狀況，並不亞於歐洲，唯一的差別，只是「中國」一直有一個中央政權，因而被視為一個整體。誠如作者所言，談論區域的文論並不是沒有，只是他們往往是以局部代全體，並不刻意強調區域的特殊之處。但此書的目的，反而是要強調湖南省有別於中國其他地區的特殊處，湖南省是如此特殊，因而自太平天國之後，湖南在中國近代史的發展有著左右時局的特殊地位，其影響力迄今不墜。此點持論之眼光，對我而言很有意義，這不僅有助於我們擺脫掉所謂「中國」之整體概念，同樣的歷史事件也可以有新的觀看角度，有些看似難解的歷史事件，反而有逐漸明朗之勢。

但這樣的地域主義，中國一直存在，只是我們視而不見。地域主義在歷史論述中最常提及的，應該要算是臺灣。臺灣的省籍情結儼然成為理解臺灣政局最主要的重點。但也因為臺灣的地域主義已經跟民族思維掛勾，所以如今臺灣的史學也漸漸不再將臺灣放在「中國史」當中，臺灣的地域主義最終使臺灣獨立於「中國史」之外。而現在僅次於臺灣，地域主義最為強烈的，應該是香港。

就算不訴諸於文字，只要生活在中國，這種地域主義的觀念其實是隨處可見。本省人討厭外省人，本市人討厭外市人，就是只有短短距離的兩個村莊，可能都互看不順眼。早年的「中國人」根本就沒有「中國」的概念，他們的認同是自己的宗親，其次是自己居住的地區，除此之外，他們難以有抽象的「民族」認同。當然，作者提到一個重點，湖南因為曾國藩的「湘軍」，使湖南人有著同時其他省份少見的「省」認同感。這種巨大的認同感，使湖南一度成為最排斥西方的地區，也使湖南人有著「捨我其誰」的強烈自豪。

但此書看到最後，我發現他最終的目的還是在研究毛澤東。這使得整個湖南特殊性的論述，都像是為了要解釋毛澤東而存在。我認為這是整本書最大的敗筆。有留言指此書的前半部似是以論帶史，頗為牽強。但我反而認為此書六、七章討論到跟毛澤東直接相關的內容，才是真正頗為牽強。特別是民國以來活躍在政壇上的湖南人非常之多，連書中都提到，即使只提中國共產黨，都還有彭德懷、劉少奇、朱德這些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他們的成長過程有著類似毛澤東那樣的文化灌輸嗎？他們也有著「湖南要自主獨立」的心理嗎？他們有受到王夫之的影響嗎？我希望作者可以繼續做下去，使湖南人的獨特地位可以確立，而非只有毛澤東一套說法。

然而，地方歷史的獨特性，確實值得討論。區域如何影響整體的發展，這是很值得深入的課題。不獨湖南，書中也有提到，像廣東、浙江、湖北等地，對中國近代史都有著相當比重的影響。廣東談論的比較多，但像後來主導國民政府的浙江人，似乎很少人特別提出來討論。要論浙江人獨特的文化認同，比如蔣介石來臺後，特地將他自己居住的那座山改名叫「陽明山」，王陽明對浙江士人的影響如何？我想這跟書中提到王夫之之於湖南人，可能不相上下。

而且，要論湖南人，在臺灣也不乏其數。馬英九的祖籍就是湖南，宋楚瑜也是湖南人。還有很多臺灣至為重要的人物，如成舍我、洛夫、勞思光等人，他們是否也繼承了湖南特有的思想，對中國有獨到的見解？我很希望作者可以繼續研究下去，或許能有助於撥開臺灣當下政治的迷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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