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想想有一篇「溝通的譯術」提到臺灣的譯名與用語正在被中國同化，作者相當擔心。譯名或是特定用語，其實已經是最後防線了。在中國翻譯以低價策略大量進占臺灣出版業時，看似嚴謹的紙本出版品，早就被「強國中文」徹底攻陷──而且幾乎沒有人有感覺。

這兩天我在看一本新書，是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著《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該書譯文完全可以看到「強國中文」帶來的弊病。主編蔣竹山在書前的導讀已經開宗明義提到：此書中譯本已於2010年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正體字版是簡體字版「重新審訂編輯而成」（頁8），但顯然他與其他兩位翻譯只是改換用詞，對行文中拗口的句子沒有任何更動。因此，我就看到如下句子：

「我所成長的鹿特丹，是一個超越紐約的、成為世界主要港口的活躍城市。」（頁153）
「城市」的前面掛著一長串冗贅的修飾，使中文文意變得非常滯塞。這種句法，書中非常普遍。

「就像蛇蛻皮一樣，港口離開了城市裡的碼頭而移到了海邊，或者像是荷蘭的歐洲港（Europort），也就是今日版本的鹿特丹，不折不扣地『移到了海裡』。」（頁154-155）
說實在我看不懂，連「蛇蛻皮」這個譬喻我也看不懂。我懷疑這是譯者沒有讀通，連帶他們譯出來的中文也文意不通。

「於是淪為在大街上叫賣著『好吃的花生！』的小販。」（頁154）
為什麼「在大街上叫賣著『好吃的花生！』」居然會成為形容詞？而且我看到文中那個突兀的驚嘆號真是心頭一驚！他有必要這麼尷尬的放在文中嗎？我不知道這是臺灣翻譯的「功勞」還是大陸譯者的傑作，總之，這個人中文一定不太好。

「關於中國境內的『非中國人』的知識，是當時人們探尋的物件。」（頁160）
「物件」的原文是object嗎？這個詞實在是生硬的可以。這是一本通俗的世界史叢書，為什麼要譯的像是哲學論文？

「至於四夷風俗，怪形異狀，木處穴居，虯發紋身，...」（頁161）
這是一段古文引言，稍微有點概念的人（比如該書的主編或是擁有博士學位的翻譯）都應該要看得出來那個「發」是簡繁轉換時的錯誤，應該是「髮」。這本書的引文參差不齊，有時完全按照英文翻譯成白話，有時卻又譯回中文典籍的原文。而且原文中簡繁轉換的錯誤甚多，我很懷疑他們所謂的「審校」，有真的拿引用的文獻原籍一一參照。

「對於范柏蘭和多福的研究的再度復興，」（頁170）
現在書寫習慣很常把原來句末的動詞前方加個「的」變成名詞化的受詞，我很討厭這種句型。而且不只翻譯，這已經變成許多人寫文章的習慣。

「一艘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艦貝維拉號（Belvliet）在緬甸附近沉沒，帶走了一批悉心複製與編集完成的資料。」（頁172）
雖說將物擬人化是寫作的技巧，但用「帶走了」這種寫法，實在很難聯想到文件因為船難而佚失。而且我相信這不是什麼擬人的寫作技巧，單純是翻譯機械式的看著英文直譯，不管前後句的語意。

這樣一一羅列，不免有點囉嗦。我只是想要突顯一點：如斯文句在書中俯拾即是，粗疏到我真的懷疑臺灣版的兩位譯者有真的在校訂。這種翻譯程度，在中國也許過關，可是在臺灣，我認為這完全玷汙原作者在學界的名聲與文采。如果這只是本單純買中國版權簡繁轉換就上市的書也就罷了，但該書的主編卻又專程為此書寫了導論，很是尊之重之。這其中的落差，我實在難以理解。

回到譯文，我不認為這是大陸譯者的程度不好，應該是說，他們接受的語言訓練就是如此。我不否認有些中國的譯者用心翻譯，但囿於我的識見，我看過翻譯最好的，是網路上流傳的連續劇，至於書，最多只是中上。他們大概認為只要用一些翻譯的公式來處理，就能保證譯出來的中文沒有錯誤。而顯然他們的書面中文，也完全向西方句法看齊，他們只會中文化的英文，就像頒獎典禮時司儀只講得出「女士們先生們」，講不出「各位來賓」；機場廣播只會「我們很抱歉的告訴您...」，而不是「本公司致上最深的歉意」。在這種語境下成長的中國人，要跟我說「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真的是緣木求魚。他們的「中華文化」到底是哪門子的中華文化，我們應當心理有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