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有一篇「溝通的譯術」提到臺灣的譯名與用語正在被中國同化,作者相當擔心。譯名或是特定用語,其實已經是最後防線了。在中國翻譯以低價策略大量進占臺灣出版業時,看似嚴謹的紙本出版品,早就被「強國中文」徹底攻陷──而且幾乎沒有人有感覺。

這兩天我在看一本新書,是包樂史(Leonard Blussé)著《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該書譯文完全可以看到「強國中文」帶來的弊病。主編蔣竹山在書前的導讀已經開宗明義提到:此書中譯本已於2010年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正體字版是簡體字版「重新審訂編輯而成」(頁8),但顯然他與其他兩位翻譯只是改換用詞,對行文中拗口的句子沒有任何更動。因此,我就看到如下句子:

「我所成長的鹿特丹,是一個超越紐約的、成為世界主要港口的活躍城市。」(頁153)
「城市」的前面掛著一長串冗贅的修飾,使中文文意變得非常滯塞。這種句法,書中非常普遍。

「就像蛇蛻皮一樣,港口離開了城市裡的碼頭而移到了海邊,或者像是荷蘭的歐洲港(Europort),也就是今日版本的鹿特丹,不折不扣地『移到了海裡』。」(頁154-155)
說實在我看不懂,連「蛇蛻皮」這個譬喻我也看不懂。我懷疑這是譯者沒有讀通,連帶他們譯出來的中文也文意不通。

「於是淪為在大街上叫賣著『好吃的花生!』的小販。」(頁154)
為什麼「在大街上叫賣著『好吃的花生!』」居然會成為形容詞?而且我看到文中那個突兀的驚嘆號真是心頭一驚!他有必要這麼尷尬的放在文中嗎?我不知道這是臺灣翻譯的「功勞」還是大陸譯者的傑作,總之,這個人中文一定不太好。

「關於中國境內的『非中國人』的知識,是當時人們探尋的物件。」(頁160)
「物件」的原文是object嗎?這個詞實在是生硬的可以。這是一本通俗的世界史叢書,為什麼要譯的像是哲學論文?

「至於四夷風俗,怪形異狀,木處穴居,虯紋身,...」(頁161)
這是一段古文引言,稍微有點概念的人(比如該書的主編或是擁有博士學位的翻譯)都應該要看得出來那個「發」是簡繁轉換時的錯誤,應該是「髮」。這本書的引文參差不齊,有時完全按照英文翻譯成白話,有時卻又譯回中文典籍的原文。而且原文中簡繁轉換的錯誤甚多,我很懷疑他們所謂的「審校」,有真的拿引用的文獻原籍一一參照。

「對於范柏蘭和多福的研究再度復興,」(頁170)
現在書寫習慣很常把原來句末的動詞前方加個「的」變成名詞化的受詞,我很討厭這種句型。而且不只翻譯,這已經變成許多人寫文章的習慣。

「一艘荷蘭東印度公司的船艦貝維拉號(Belvliet)在緬甸附近沉沒,帶走了一批悉心複製與編集完成的資料。」(頁172)
雖說將物擬人化是寫作的技巧,但用「帶走了」這種寫法,實在很難聯想到文件因為船難而佚失。而且我相信這不是什麼擬人的寫作技巧,單純是翻譯機械式的看著英文直譯,不管前後句的語意。

這樣一一羅列,不免有點囉嗦。我只是想要突顯一點:如斯文句在書中俯拾即是,粗疏到我真的懷疑臺灣版的兩位譯者有真的在校訂。這種翻譯程度,在中國也許過關,可是在臺灣,我認為這完全玷汙原作者在學界的名聲與文采。如果這只是本單純買中國版權簡繁轉換就上市的書也就罷了,但該書的主編卻又專程為此書寫了導論,很是尊之重之。這其中的落差,我實在難以理解。

回到譯文,我不認為這是大陸譯者的程度不好,應該是說,他們接受的語言訓練就是如此。我不否認有些中國的譯者用心翻譯,但囿於我的識見,我看過翻譯最好的,是網路上流傳的連續劇,至於書,最多只是中上。他們大概認為只要用一些翻譯的公式來處理,就能保證譯出來的中文沒有錯誤。而顯然他們的書面中文,也完全向西方句法看齊,他們只會中文化的英文,就像頒獎典禮時司儀只講得出「女士們先生們」,講不出「各位來賓」;機場廣播只會「我們很抱歉的告訴您...」,而不是「本公司致上最深的歉意」。在這種語境下成長的中國人,要跟我說「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真的是緣木求魚。他們的「中華文化」到底是哪門子的中華文化,我們應當心理有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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