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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稼麗，《中國語文》16:5，1965年5月

二月十八日報載中央設通訊特稿，林與唐先生在「談邱吉爾的英文」中深深感慨：我國白話都是文謅謅的，不夠雅健，寫出來文不文、白話不白話的。白話文喊了四十幾年了，如今能寫出雅馴的白話文如徐志摩者，能有幾人？徐志摩為什麼能寫出雅馴的白話文呢？林語堂先生以為他是得力於元曲宋詞，去其繁縟，採其精華，而後白話與古文鎔鑄一爐。所以才能有那麼高的成就。他說：「能操縱真正白話的，才能寫白話。」可見操縱白話是寫好白話文的基礎，要「不避白，不忌俗......得白話之抑揚頓挫」才能成功。

最後，他甚為痛心的指出：當今白話作家，對精警而耐人尋味的句子不能脫口而出，用字不夠恰當，措詞不夠雅健，都是搖搖擺擺的說，文文謅謅的作。究其所以如此，歸根結底，是中學國文教師沒有善盡職責。所以，林語堂先生老實不客氣的斥問：「中學國文教師何在？」

林語堂先生遠在海外，對白話文學的發展一直關懷，使我們十分敬佩。他此次充滿信心的緝拿到了阻礙白話文發展的罪魁，就是我們這些中學的國文教師。說來輕鬆，想來嚴重，這個罪名可真不小啊！

如果容許我在這裡自白一下的話，林語堂先生可能武斷了些。身為國文教師的我們，誰不希望他的學生用簡練而生動、有趣而口語化的句子寫白話文？就是作文評語，不用文言也已漸成風氣，哪裡敢文謅謅的開倒車呢？

有一點是推賴不掉的，那就是：一般學生多在長期惡補之下斲喪了寫作能力：更受升學主義的緊緊驅逼，出洋主義的炫耀迷惑，他們的腦子滿是數、理、化學，要藉著這些爬進大學之門，要藉著這些出洋鍍金；還有一個更堂皇的理由，那就是「科學救國」，所以一天到晚：習題、習題、考試！構成了中學生的繁忙生活，哪裡還有心情理會什麼「雅馴」不雅馴呢？學生如此，社會風氣如此，學生的家長更是如此。有一次我選了五十本宮任為優良的課外讀物分發給學生，讓他們輪流著每週每人讀一本；學生不敢把這些書帶回家去，生怕家長搜查到毒罵一頓：「讀這些東西能幫助你數理及了格而不留級嗎？能幫助你闖過聯考的大關嗎？」學生們若說：「這是老師叫讀的，還要作讀書報告呢！」家長就更會光大火罵：「這位自私的先生，怎麼不顧及人家孩子的前途呢？在升學競爭下，哪有『閒情』去搞這些玩意兒？我不信國文也會考不及格，那一定是他故意的吹毛求疵。」在這種情形下，每週五六小時的國文課程（連作文在內）能給我們訓練學生操縱真正白話的機會嗎？不多多閱讀能夠「出言雅馴」嗎？單單責怪國文老師公平嗎？單靠呼籲呼籲能改正輕視國文的觀念嗎？寫到這裡，我不再作過多的控訴了，也無意把國校老師與學生家長一齊拉上公堂，只是慚愧的說：「我一直站在這裡。」

鄭騫、何容；王玉川三教授談雅健的白話文

柯劍星，《中國語文》16:5，1965年5月

讀了幽默大師林語堂先生「無所不談」裡提出的「雅健的白話文」以後，記者拜訪鄭騫、何容、王玉川三教授，談論白話文的為什麼跟怎麼「雅健」問題，同時也跟一些中學的國文教師們談道中學的國文教學，以及他們讀了林先生這篇文章以後的感想。

首先，台大文學院鄭騫（因百）教授說：所謂「雅健」，出自韓愈的文集，他拿「雄深雅健」來形容柳宗元的作品。「雅」是「不俗」，「健」是「不弱」。林先生所說的「雅健」，可能也是這種解釋。

鄭教授認為要使白話文達到「雅健」的地步，才能「耐久」。關於怎樣達到「雅健」的境地，他認為「形式要簡單，內容要含蓄」。話太多，一定有廢話；說的太明白，沒有內涵，不耐尋味；這就成了「俗弱」。因此，他主張寫白話文的人，要記住寫的是白話「文」，不能過分口語化。因為語言的變化多，文字的變化少，寫得太口語了以後，時間久了就會被淘汰的。

他對記者指出白話文的歷史說，胡適之先生在五四運動那時候所寫的白話文是第一階段。他們剛從文言的桎梏掙扎出來，處處故意不用文言。這種「壯士斷臂」的表現可能有些「矯枉過正」。到了第二階段，白話文的作者很多，朱自清、徐志摩、余平伯是最有名的，他們直接受到胡先生的影響，可以說是第一階段的餘波。在這個階段，朱先生還談論文言詞句在白話文裡的「上口不上口」和「筆下檢查文言」的問題。今天，白話文應該進入第三階段，不應該再有文言白話的成見。因為，現在四十歲以下的人，全寫白話文，普及時期過去了，應該要求怎樣充實白話文了。如果徐志摩、朱自清這些人還在，他們的文筆多少也會改變。

至於怎樣教學白話文的問題，鄭教授謙虛地說他「沒有經驗」，可是指出若干值得仿行的原則。第一，他說：「白話文不像文言文需要詞句的解釋。但是對於文章的背景、層次、組織，應該多多講解，內容要多發揮，並且在文句上拿它跟語言比較。初中要講文法，高中就要注意修辭。」其次，鄭教授說，讓學生多讀是很要緊的。「不一定讀精純的文章，要讓學生比較出文章的好壞，以後他就會模仿跟避免。」

至於林語堂先生說「能操縱真正白話（如關漢卿）才配寫白話」的話，鄭教授並不以為然。他說，林先生說使得徐志摩白話雅馴的元曲宋詞，很多根本不是白話。宋詞元曲雖然也是「精鍊的語言」，到底距離白話很遠。

何容教授對於語堂先生所舉的例，覺得倒是「切中時弊」，可是他認為林先生的說法也許會引起誤會。他說：徐志摩的白話文「得力」於元曲宋詞，正像有人說胡適之「得力」於文言。話是不錯的，就看「得力」兩個字怎麼樣解釋了。假如我們說胡先生的白話文「得力」於英文，林語堂先生的英文「得力」於中國文，也該沒說錯吧？徐志摩的詩，如「塚中歲月」，的確是「白話」；像「泰山日出」那篇散文，修辭就修得太兇了，恐怕關漢卿讀了也不會喜歡。反對白話的錢基博所編的文學史，對寫白話文的作者，只承認有一個徐制博。但是胡先驌在一篇文章說，只有張恨水、潘鳧公的白話文能夠存在，別人的白話文都要「覆瓿」。那就是各人的看法不同了。林先生要是肯寫白話文，也許能夠獨創一種文體，可惜他老先生老愛寫他的「語錄體」。

王玉川先生首先分析言文不一致的原因說：我國幾千年所積累下來的文化遺產跟詩詞歌賦，由於從前的百姓大都不識字，並沒被老百姓所接受。老百姓嘴裡的話，只限於表達日常生活，即使有些很生動細膩，文人卻覺得俗氣，不敢用。時間一久，文字不能跟語言同時進化，而語言裡對我國文化的表現，也顯得很貧乏。

因此，王先生希望文化界人士，在保存發揚我國優良傳統文化的時候，要注意：「怎樣把表達我國文化內容的詞彙，加以改進。使寫出來的文章，不但人人看得懂，而且聽得明白。」這樣，才能使優良的傳統文化進入語言，而後語言也才能豐富。他說，把中國文化優秀部分語言話，絕不是少數語言學者所能做到，必須全部文化界人士共同來做。當然，語言學者並不會認為能寫出很像老百姓所說的文章，就可以滿足了的。

一些中學國文教師，看到林語堂先生寫的「中學國文教師何在？」都向記者表示「有點兒難過」。但是他們指出，教科書的枯燥，課外讀物的貧乏，引不起學生閱讀的興趣；升學競爭又拘束了若干學生想多讀課外書的意念。教員們受生活擔子的壓迫，沒有時間仔細批改學生的作業。更嚴重的，是社會趨勢造成學生「大學畢業就出洋」的思想，忽視本國語文的重要性。林先生如果把現在國人「寫不出雅健的白話文」，歸罪於中學國文教師，顯然並不公平。

他們還說，我們也讀過很多白話文。我們覺得國內的白話文，比起當年已經大有進步。林先生所要求的「雅健」，應該是指高級欣賞的，我們不可能要求學生們一個個都做得到。如果林先生人在國內，他應該不會說出「中學國文教師何在」這話的。

後記

這是林語堂「談邱吉爾的英文」在台灣的報章刊出後的回應。這回應不甚爾爾，但語境竟有點像現在中國大陸的評論文章，大抵高壓統治下，要批評點什麼都只能往淺薄一類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