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三、元代泉州明教的興盛

明教在元朝頗為流行，因為元朝統治者對各門宗教採取寬容的態度。據《元典章·禮部·釋道》記載，元政府原來設置宣政院功德使司兩個衙門，專門管理「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白雲宗、頭陀教等」，而在地方的各路、府、州、縣也設置下屬機構，稱僧錄司、僧正、都綱等，具體管理地方各門宗教。但至大四年（西元1311年），中書省根據江浙行省轉呈福建宣慰司的報告，「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白雲宗、頭陀教」等，因原來立著衙門，「好生搔擾」。所以「特奉皇太子令旨」，除保存宣政院功德使司兩個衙門外，管和尚、先生，也里可溫、答失蠻、白雲宗、頭陀教等，「各處路、府、 州、縣」的僧司衙門全部革罷，並銷毀大印。而把管理各門宗教的權力移交地方「管民官歸斷」，這裡福建宣慰司的呈文羅列了諸種宗教教門，但沒有明教，不知何故，但《元典章‧禮部》至大四年二月，福建宣慰司的奏文提到「有頭髮的行者」，這可能是明教徒，因南宋溫州的明教徒也稱「行者」。或許其時明教活動沒有給元朝政府造成麻煩，或許明教的活動尚未引起元朝政府的充分注意，因而在《元典章》裡未專列明教《典章》，加以規範。

但是《元典章·禮部》又記載，元朝皇慶二年（西元1313年），江浙行省按照中書省批文云，同意各處路、府、州、縣的寺院推舉「有德行，知佛法」的長老，由「眾和尚保舉」，經有司批准而委任為 「僧官」。並規定僧官的任務是，在宣政院功德使司的領導下，負責 寺院講授經文，按時向皇帝「祈福祝壽」；並按時向政府負責「交納稅錢、糧」及鋪馬役雜費；在一般情況下，地方管民官不管寺院內的 事，除非寺院內的僧侶、教徒犯「奸盜、詐偽致傷人命」案件，由地方管民官問斷外，寺院內部僧侶、教徒的互相爭訟，由僧官決斷；僧、俗相爭田土的案件，由僧官與管民官聚會決斷，倘若僧官不前來聚會，則由管民官斷案。

《元典章》有關釋道的規定是因至大四年（西元1311年），根據福建宣慰司上呈文件而作的新規定，也就是說是根據福建和江浙行省的各門宗教活動的情況而作的新規定。在這新的社會環境下，福建泉州的明教如何活動呢？可惜沒有發現直接的文獻記載。十分慶幸的是，本世紀40年代，吳文良先生在泉州塗關門外的津頭埔村，發現一方墓碑，碑頂琢平（碑頂原刻尖拱形狀），碑面右邊豎刻兩行敘利亞字母拼寫的突厥語；左邊豎刻兩行漢字，漢字內容是：

管領江南諸路明教、秦教等，也里可溫、馬里、失里門、阿必思古八、馬里哈昔牙。

皇慶二年歲在癸丑八月十五日，帖迷答、掃馬等泣血謹志。

根據日本國順天堂大學村山七郎教授的認讀，墓碑右邊上那兩行敘利亞字母拼寫的突厥語的內容，與左邊漢字「也里可溫、馬里、失里門、阿必思古八、馬里哈昔牙」的意思相一致，其漢字譯文為「這是僧侶先生教區的教長失里門先生的墳墓。」失里門，即英文Silemun（西雷蒙），是基督教聶思脫里教派（景教）教徒的名字。則知這位皇慶二年（西元1313年）去世於泉州的「管領江南諸路明教、秦教」的僧官西雷蒙，是基督教聶思裡派的教徒，而非明教的教徒。可見，這位西雷蒙教長，是由「江南諸路明教、秦教」的寺院共同推舉的，並經宣政院功德使司批准的官。正如《元典章》所記的，這位僧官是負責講經文的「有德行，知佛法」的長老，他的任務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協調江南諸路明教，秦教的寺院和教徒內部的關係；第二，是協調江南諸路明教、秦教的寺院、教徒與地方政府的關係。還有，更得補充幾句，從這方墓碑的「帖迷答掃馬等」幾個字看，知道豎墓碑的是一群人，而帖迷答和掃馬（Timothy和Sauma）是兩位景教徒的名字。墓碑上未見有明教徒的名字，或許一群人的名字不可能都刻在墓碑上而省略了的緣故，或許當時泉州城內沒有高職位的有名望的明教官，是否如此就無可得知了。 我們還必須指出一點，泉州所發現的元代景教墓碑，都雕刻有十字架，唯有這方西雷蒙主教墓碑沒有雕刻十字架。對此，我們沒有充足的理由加以說明，是否元代泉州的明教徒不使用十字架，這是否摩尼教與基督教對耶穌的認識不一致的緣故？摩尼以為耶穌是光明的化身，並以神聖的痛苦使世人得度，但他並不相信耶穌曾被釘在十字架上，他以為猶太人是拿錯別人去釘的，耶穌不是肉體的人而是神，無論如何是拿不到的。故不可能被釘十字架上去。是否為照顧明教的宗教習慣，身兼「江南諸路明教、秦教」的高級僧官的墓碑只好遷就不刻十字架了。最後，必須指出，西雷蒙基碑的發現，以實物證實《元典章》記載的元代以寺院，教徒推選的，並由政府審查批准僧官的制度，這是元代典章制度上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它反映了元朝對各門宗教的寬容態度；西雷蒙墓碑的發現，證實元代泉州明教、景教勢力之盛，以致必須派遣「管領江南諸路明教、秦教」的高級官駐扎泉州。這事件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元代的泉州是一個多種宗教文化的中心。

元代我國的明教遺址大多湮滅。泉州市晉江縣羅山鄉蘇內村的華表山麓的草庵明教寺，是唯一保留至今的元代明教寺院，現在列為福建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浙江省和福建省，陸續發現與晉江草庵同為元代的明教遺物和文獻，但遺址都早已不存，如溫州市蒼南縣發現的明教寺──潛光院，是從元朝陳高撰《竹西樓記》裡發現的，寺早毀滅；蒼南縣發現的另一明教寺為選真寺，是從《平陽縣志》孔克表撰《選真寺記》錄文發現的，後又發現該石碑，但寺址也早廢了。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區，也發現刻有摩尼教教義「（清淨光）明，大力智慧，（無上至）真，摩尼光佛」的明教石碑，碑左下刻有「都轉運使司上里場司令許爵樂」。據《莆田縣誌·建置》云，都轉運使司分司設於元至元間，延祐二年（西元1315年）改為司令司。可見這方明教寺石碑也是元代延祐二年以後所立。但是明教寺的遺址也早已毀，無處可尋覓了。

最早記載晉江縣華表山草庵明教寺的書，當推明代晉江人何喬遠撰《閩書‧方域志》，云華表山「兩峰角立如華表，山背之麓有草庵，元時物也，祀摩尼佛。」乾隆《泉州府志》也記草庵「元時建，祀摩尼佛。」草庵的明教遺址，長期寂寂無聞，鮮為人知。迨至西元1923年，我國著名史學家陳垣，在《國學季刊》發表《摩尼教入中國考》，首次介紹草庵明教遺址。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見了陳垣的文章，大受啟發。西元1923年，也在《通報》第22卷發表《福建摩尼教遺跡》一文章。西元1926年，我國著名史學家張星烺一行到泉州考古，計畫到草庵考察，但因其時地方不靖，不果行。40年代，泉州外來宗教石刻考古家吳文良先生多次到草庵考察，草庵的面貌才公開披露於世。

出泉州南門城，順泉州──安海公路東行至羅山鄉佘店，然後順佘店到蘇內村的公路西南行，至華表山麓，全程19公里。走進蔥鬱掩映的樹林，即為華表山麓的草庵，庵裡有僧尼住持，原來庵前廢墟栽植花木、果樹，花木掩映，別有一番景致。依山傍築，建築形式為石砌，單簷歇山式，四架椽，面闊三間，寬1.67米，深進二間3.40米。屋椽下用單排蓽拱。庵內依山石刻一圓圈淺龕，直徑1.68米，圓龕內刻摩尼浮雕趺坐像，身長1.52米，寬0.83米，頭部長0.32米，寬0.25米。摩尼佛像背後放射佛光，散發披肩，面相圓潤，眉彎隆起，嘴唇稍薄，嘴角兩線深顯，形成下顎圓突。身著寬袖僧衣，無作扣，結下垂扣上圈飾，再套帶在腳部蝴蝶結上，然後向兩側下垂。雙手相疊，手心向上，置於膝上。神態莊嚴，衣飾簡樸， 特有風格。這是目前世界上保存的唯一的摩尼佛石雕像。摩尼雕像左上角有摩崖記，高24、寬18釐米，字徑2.5×2.5釐米，五行，楷書，字數34。文云：

謝店市信士陳真澤立寺，喜捨本師聖像。祈薦考妣早生佛地者。至元五年戊月四日記。

摩尼雕像右上角摩崖記，高26、寬19.2釐米，字徑2.5×2.5厘 米，五行，楷書，字數52，書法甚劣，刻工粗糙。文云：

興化路羅山境姚興祖，奉捨石室一完。祈薦先君正卿姚汝堅三十三宴，妣郭氏五九太孺，繼母黃十三娘，先兄姚月潤，四學生界者。

以上兩段摩崖記事和摩尼佛像價值很高，它反映了元代泉州明教的演變，是研究元代泉州明教的第一手材料。摩尼佛石雕像的發現，這是世界首次的，價值自不待說，第一段摩崖記事，記載晉江縣謝店市（即今佘店）明教信徒「陳真澤立寺，善捨本師聖像，」藉以祈求父母早入永生明界；第二段摩崖記事，則記載興化路羅山境的明教信徒「姚興祖奉捨石室一完」，藉以祈求四位親屬的靈魂永生明界。

華表山草庵這兩段摩崖記事，因面積小，字徑小，加上淺刻，歷來遊覽者要不是特加注意，是很難發現的，即使現場認讀，也難以完全清楚。所以歷來已發表的所有這兩段摩崖記事的錄文，多有脫漏或衍字。尤其脫漏陳真澤「立寺」這兩個字，這是涉及草庵明教寺創建年代的關鍵的兩個字，這裡的錄文是以拓片為依據，是準確無誤的。下面擬就草庵明教寺，置於全國摩尼教（明教）研究的位置上深入一步比較、考察。

第一，按新疆發現的突厥文書寫的摩尼教《懺悔文》第十一條載，施捨「為聽者應有的法行」，即施捨為一般教徒對電那勿（僧侶）應遵守的行為。但喜捨摩尼聖像一尊，施捨造明教寺一座，施捨造寺院石室一間等，以換取神明保佑其親屬靈魂早升入明界。這是佛教和道教的有求則捨的行為。這已不屬摩尼教對聽者（一般教徒）的要求。摩尼教教規要求聽者不斷鍛煉光明分子，使自己更純淨，甚至還要輪回再鍛煉，直到聽者與電那勿（僧侶）那樣，生活在永遠光明的世界裡。這種通過施捨祈求親屬靈魂早日升入明界的事實，反映了元代泉州的明教已受佛教、道教的「有求則捨」，「有求必應」的思想影響甚深。

第二，按唐代摩尼教《懺悔文》第九條規定（即「懺悔違犯十戒」），摩尼教有十條戒命，即1. 不拜偶像；2. 不謊語；3. 不貪；4. 不殺；5. 不淫；6. 不盜；7. 不行邪道巫術；8. 不二見（懷疑）；9. 不情；10. 每日四時祈禱。前文已述，宋代溫州的明教是「繪畫佛像」崇拜，而陸游在福州見到的明教徒也是繪畫「妖像」奉祀。元代晉江華表山草庵明教寺卻是「喜捨本師聖像」，以求「考妣早生佛地」。教徒雕刻摩尼光佛石像，是偶像崇拜。這是違犯摩尼教十條戒命的第一個「不拜偶像」，和第七條「不行邪道」規定的。由此，可以看出元代泉州的明教，因自唐宋以來長期處在秘密地位活動，逐漸受佛教、道教的影響，而漸漸改變它原來的面貌，以至演變為偶像崇拜的宗教了。

第三，草庵摩崖記載，後至元五年（西元1339年）「謝店市信士陳真澤立寺，喜捨本師聖像。」可見晉江華表山草庵始創於後至元五年，寺和摩尼像均同時完成於陳真澤一人之手。證實《閩書》和《泉州府志》所記草庵「元時物，祀摩尼光佛。」初建時稱「寺」，不稱「庵」，後至元五年所創寺為何名稱，則無記載。這讓我們回想起前文講過的事，《宋會要輯稿·刑法》記，宋代溫州的明教徒「于所居鄉村建立屋宇，號為齋堂......並是私建無名額佛堂。」很明顯，捨資建草庵明教寺和刻摩尼光石佛像的陳真是羅山鄉謝店村（今佘店）人，也是鄉民。陳真澤捨資創建的明教寺，同樣沒有名稱，一如宋代溫州鄉村明教徒私人創造的「無名額佛堂。」所差別者，則是元代的陳真澤是公開舍資建明教寺，並刻摩尼佛像，還刻摩崖記 事，而宋代溫州鄉間明教徒都處於非法的秘密地位罷了。

第四，或許有人會問，晉江草庵是先有明教活動場所，然後才有信士陳真澤前來「祈求考生佛地」，或者是信士陳真澤建寺後，才有草庵明教寺？很顯然，應該是前者，在陳真澤建明教寺前，草庵地方已是明教活動的據點，這是可以肯定的。陳真澤留下的摩崖記事只記創寺時間，沒有記載建寺前的情況。

晉江東石鎮發現的一部清道光年間手抄本《西山雜志》，稱華表山草庵為宋代創建，摩尼寺的住僧是定諸，後來寺改草庵。考定諸是宋代晉江名僧，《泉州府志·方外》有傳，據載與曾公亮交遊甚厚，《西山雜誌》記載有諸多矛盾，定諸為北宋有名佛教僧人，為何住持摩尼寺？如果他為明教寺僧人，處在非法地位，又如何能與北宋高級官員曾公亮交遊甚厚呢？《西山雜志》有多種抄本，又多不齊全，記事多有矛盾或杜撰，引用時須慎重。現在草庵右牆壁上砌有一方民國二十七年（西元1938年）立的《重興草庵石記》，碑文為惠安瑞集巖大華嚴寺沙門演音（即弘一法師）撰書，提到「草庵肇興，蓋在宋代」，但不知何所據。

第五，摩尼教傳入中國後，因最高統治者的意志，幾經興廢，在 非法、秘密的狀態下，為生存計，只好入鄉隨俗，與民間信仰相結合，更受佛教、道教長期的影響。不但到五代，改名明教，迨至元代，泉州的明教徒雕刻摩尼石像稱「佛」崇拜。泉州發現的元代景教（基督教聶斯脫里派）、伊斯蘭教、婆羅門教（印度教）和明教的實物和資料，皆稱它們信仰的主宰為「佛」。這反映了元代泉州的儒、道、釋文化和民間信仰，對這些外來宗教文化的潛移默化的影響，這是古代泉州地區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這可以賦予它一個特殊名詞，叫做「泉南佛國」文化現象。

第六，泉州地區所發現的伊斯蘭教、景教、天主教等外來宗教留名石刻，多數為外地或外國人，而華表山草庵這兩段摩崖記事，記載興化路羅山境、晉江謝店市的八個人，全是土著鄉民。這顯示明教在後至元五年以前，已在本地區流行很久，而且早已成為地方性的一種宗教了。

興化路羅山境在哪裡？查宏治《興化府志·山川考》，記羅山在仙游縣城南五里，山形如鳳凰展翼。「唐妙應禪師指此山可居」，宋待制傅楫居此。並流行一句讖語說:「吾居爾室，干戈永息；爾居吾穴，衣冠不絕。」上文已述莆田涵江鎮發現元代明教信條石碑，仙游縣羅山境的姚興祖到晉江草庵祈求並施捨石室一間，表明元代的莆田、仙遊與泉州一樣，在廣大農村都有明教的廣泛流傳。

晉江華表山草庵前20米處，因建築發掘出土一隻黑釉瓷碗和 60多件殘碗片。碗口徑18.5、高6.5釐米，碗內銘刻「明教會」三個字，字徑6.5釐米左右。其他殘片中，有13件分別銘刻有「明」、 「教」、「會」等三個字。這是十分重要的發現，它以實物證實元代明教在泉州晉江華表山地區的公開活動。它又是草庵明教寺創建於元代的佐證。可能有的學者以為華表山「明教會」黑釉瓷碗是宋代的遺物，這是不可能的。前文已述，宋代明教是被政府禁斷的，處於非法地位，不能公開活動，如果燒制帶有標誌的「明教會」黑釉瓷碗，那等於是自取滅亡。有的學者在晉江磁灶古窯址發現銘刻「明」字黑釉碗片，恰好說明元代晉江草庵「明教會」黑釉瓷碗是晉江磁灶窯燒制的。況且黑釉瓷碗非宋代特有產品，元代晉江磁灶和泉州東門碗窯等處，也都燒制黑釉瓷碗。

四、明朝及以後泉州的明教

明初泉州與溫州的明教相當盛行。據浙江省著名學者金華人宋廉著《芝園續集》記，「洪武改元（西元1368年）......溫（州）有邪師曰大明教，造飾殿堂甚多，民之無業者咸歸之」。明初，泉州明教的活動情況不見記載，但西元1938年，惠安縣瑞集巖大華嚴寺沙門演音撰寫的《重興草庵石記》裡，說草庵「逮及明初，輪奐盡美，有新泉巖，其他幽勝。」這就是說草庵在明初，殿宇軒昂，層層疊疊，好不壯觀。碑記還記載一個傳說，說明朝初年，有十八位讀書士子，住草庵勤奮攻書。後來，十八人都登進士第，成為顯貴。他們就在草庵殿堂供奉石佛。這時，在草庵的岩壁上，時常顯現出「金容」（佛的形象），他們便依照「金容」顯示的狀貌，雕造石像於岩壁上。據傳說，這尊「金容」的顯示，就是文佛現影。因為有文殊菩薩的顯形於草庵，所以才有明初十八位士子同登進士第的盛事。此後，草庵摩尼光佛坐像兩側，懸掛有弘一法師手書木匾對聯「石壁光明相傳為文佛現影」，「史乘記載於此有名賢讀書」。

以上的關於草庵的神話傳說，很顯然是佛教徒或因認識，或因宗教偏見杜撰出來的，他們把草庵明教遺址，說成文殊菩薩現身的遺址。文殊菩薩為釋迦牟尼的左脅侍，頂結五髻，手持寶劍，表示智慧銳利，又文殊菩薩的塑像多騎獅子，表示智慧威猛。這正與草庵崖刻摩尼教的勸念：「清淨光明，大力智慧，無上至真，摩尼光佛」宗教信條在字面上有相似的地方。把草庵元代雕刻的摩尼光佛，說成 是明初雕刻的文殊菩薩石佛。草庵的文殊菩薩顯形說，雖然荒誕不 經，但為草庵古跡增添不少神秘色彩，更是草庵明教寺式微之佐證。但是，有一點值得注意，碑記載明草庵明初「輪奐盡美」，這則是可能的。這和明初溫州明教徒「造飾殿堂甚侈」一樣。因明太祖朱元璋依靠明教奪取政權，做皇帝後仍採用明教教義，定國號叫明。正如《閩書》所云，朱元璋當皇帝後，地位改變了，明教威脅他的統治，即所謂「又嫌其教門上逼國號，擯其徒，毀其宮。」故明初明教由極盛一下轉入秘密活動。此後，便與道教、佛教和其他秘密宗教逐漸融合而日趨衰落。

晉江華表山草庵前右20多米處的山岩上，刻著四行摩尼教的「四位一體」（或稱「四寂法身」）的宗教信條，文云：

勸念
清淨光明，
大力智慧，
無上至真，
摩尼光佛。
正統乙丑九月十三日，住山弟子明書立。

有關摩尼教「四位一體」的宗教信條內容，前文已述。但草庵前山岩 那「四位一體」宗教的信條，是按漢字的規整來排列的。因此，仍應按「四位一體」宗教信條的逗讀理解，即應該為「清淨光明，大力，智慧，無上至真，摩尼光佛」。莆田縣涵江區發現的元代明教「四位一體」石碑，也應根據摩尼教教義和信條如此逗讀。草庵山岩上的明代刻「四位一體」明教宗教信條，表明了延至明代正統乙丑年（正統十年，西元1445年），晉江縣的明教雖然演變成偶像崇拜，且受道教、佛教的深刻影響的一種宗教，但它的原宗教（摩尼教）信條仍然沿用著，這就為我們追尋摩尼教入中國後的遺蹤，提供一條最有價值的線索。很可惜，草庵這段「四位一體」的明教岩刻，在文化大革被中被鑿毀了。

明正統以後的百餘年間，過去未見有明教活動的記載。新近從明代朱國楨撰《湧幢小品》檢得段明朝萬曆年間的明教資料，錄於下，可以供與宋代明教資料比較考察。文云：「福寧之泰嶼，興化之某所，連江之徐台，長樂之種墩。往往奉溫州教主，其咒咀君父，有非臣子所忍聞者」。又該教「令人盡賣產業以供眾」，說什麼別人的產業，都是自己的產業。又記該教「禁人祀祖先神祇」，「惟祀其教主，號曰無為」。該教的教徒「昏夜則聚男女於密室，息燭而坐，不知其所為」等等。這段資料提到的該教的教徒「奉溫州教主」，其教主「號曰無為」。所謂「無為」，系「摩尼」的轉音，則知為明教。又這些教徒「昏夜則聚男女於密室」句，引發了我們聯想到上文提到的《宋會要輯稿》記載的溫州明教徒「男女夜聚曉散」。《閩書》的作者，晉江人何喬遠也記載他親眼見過的泉州明教，他說：「今民間習其術者，行符咒名師氏法，不甚顯云。」可見明朝萬曆年間，福建省沿海上自福寧，下至泉州，都有明教活動，但勢力已明顯衰退了。

明萬曆年間（西元1573-1620年），有兩位著名詩人遊覽過晉江縣羅山鄉蘇內村華表山草庵，他們都留有詩篇以記遊，他們的詩作，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反映萬曆間草庵明教寺的頹敗情況。詩文錄於下。

黃克晦（西元1524-1590年），號吾野。泉州府惠安縣崇武人，能詩、善書畫，著有《吾野詩集》等。游草庵詩於下：

《萬石峰草庵得家字》

結伴遙尋太乙家，峨峨萬石映孤霞。坐中峰勢天西側，衣上蘿陰日半斜。風榭無人飄翠瓦，雲岩有水浸苔花。何年更駐蘇杭鶴，靜閉閒房共轉砂。

這首詩是寫景抒情的，有兩個地方值得注意。第一句「結伴遙尋太乙家」，寫詩人不辭勞苦結伴訪幽解愁，但作者把草庵當作道教太乙仙人居處，因而即景生情，在末句發出「何年......靜閉閒房共轉砂」的慨歎。另一處是第三句「風榭無人飄翠瓦」，則是寫草庵的廢圮荒涼，正因為荒涼了，所以詩人把草庵當作道教遺址了。

另一位訪草庵的詩人為黃鳳翔（西元1538-1614年），號儀庭、止庵。泉州府晉江縣人。是具名士風度的名宦。訪草庵詩如下：

《秋訪草庵》 

琳宮秋日共躋登，木落山空爽氣澄。細草久湮仙嶠路，斜暉暫作佛壇燈。竹邊泉脈鄰丹灶，洞裡雲根蔓綠藤。飄瓦頹垣君莫問，蕭然一榻便崚嶒。

這是一首秋日遊草庵即景抒情詩，作者一樣把草庵作道教庵看待，因此有「丹灶」一詞出現。原來秋高氣爽，正是秋遊好時光，可是見到的卻是山徑猶荒，草沒石階，藤蘿攀爬，飄瓦頹垣，因此有借夕陽權作佛燈之想法。世故滄桑的變化，勸君莫問，好不一派淒涼景象。黃克晦、黃鳳翔兩位詩人登游草庵，他們一位看到寺廟「風榭無人飄翠瓦」，一位看到「飄瓦頹垣」、「蕭然一榻」。他們是明萬曆間草庵荒涼了的見證人，而且他們都把草庵當作道教勝跡看待。可見萬曆間明教勢力在草庵之衰敗。這與萬曆末、崇禎初年何喬遠所見泉州明教的活動「不甚顯云」正相符合。

清代乃至民國，泉州的明教情況如何？現在列舉溫州情況進行比較考察。明清鼎革之後，溫州一帶的明教仍然流行，乾隆《溫州府志·寺觀》記永嘉縣臨江鄉有明教瑜珈寺；里安縣來暮鄉有明寺。入民國後，民國《平陽縣誌·神教志二》也記，平陽敖江以南（今蒼南縣）萬全鄉尚有明教活動，但是「大較流為優婆夷塞矣」。所謂「優婆夷塞」，即指在家修行的佛教男女居士。清代泉州明教的活動不見記載，僅有民國二十七年（西元1938年）沙門演音撰《重興草庵石記》云，草庵自「勝清御宇，漫以零落，昔日餘刹，鞠為茂草」。大約自明朝萬曆以後，草庵明教寺開始荒涼廢了，一直延續到清代，仍然是殿堂飄瓦零落，亭塌塌毀，殘垣斷壁，即「昔日餘刹」，全為荒山野草覆蓋了。迨至民國十二年（西元1923年），幸得佛教大德瑞意和廣空二位雲遊草庵，傷其廢圮，發意重興。經過多年的集資籌備，啟土動工，終於壬申十月（西元1932年），建成「意空樓」三楹，即使未能恢復古時宏敞舊觀，但也可以說初具規模。這便是今日草庵摩尼光佛的石砌殿堂和意空樓。西元1938年，沙門演音宏法草庵，淹留數月，獲悉草庵興衰歷史，以及瑞意、廣空法師重興之艱難，遂作《重興草庵碑記》，以垂示來者。

西元1938年，在重建後的草庵殿堂大門石柱上，佛教僧人廣空法師題刻：「皆得妙法究竟清淨；廣度一切猶如橋樑。」而佛教高僧一音則引用佛教經典《華嚴經·偈頌集句》題刻：「廣大寂靜三摩地，清靜光明徧照尊。」這表明民國時期草庵為佛教僧人所重建，同時也被佛教僧人改造為佛教寺院了，重興後之草庵則長久有僧人、尼姑住持。晉江縣草庵明教寺的衰落歷史，它們在民國初年，盡變為「優婆夷塞」或僧尼之佛教寺院了。

西元1926年，著名史學家張星娘到泉州考古，計畫到晉江華表山草庵考察，但因地方不靖，放棄此行。40年代，吳文良先生多次到草庵，目睹草庵的荒廢與重興，並與廣空法師結為友好。據吳先生《泉州宗教石刻》記載，其時庵旁有泉，其後有石級，直達山巔，下有玉泉岩，旁有華表亭，已廢，僅存柱礎而已。庵下有古柏兩株，相傳為唐時所植。但照我們觀察，仍是明時遺物。吳先生又從宗教學和民俗學的角度對草庵及其附近地方進行考察。他說：泉州的佛門居士，一些寺僧和地方人士，眾口皆言「華表山的草庵摩尼光佛是釋迦牟尼的訛稱。」但吳先生不同意此說，他認為釋迦牟尼在每一位佛教徒的印象中非常深刻，決不至於將「牟尼」誤為「摩尼」；從草庵摩尼光佛石雕像看，雖然摩尼光佛也「外妝金身」，但和釋迦牟尼的造像大不相同，釋迦牟尼雕像多慈眼低垂，鼻樑高暢，雙頰圓潤，且頭上有螺髮，下巴無鬚。但草庵摩尼光佛的像，是無螺髮，且披髮肩上，而有二道長鬚，垂至腹際，其背後有光輪，也與釋迦牟尼背後的佛焰完全不同；凡佛寺所在地，其刻石往往有勸念:「南無阿彌陀佛」，從未見勸念：「清淨光明」等句。

從民俗學角度看，泉州人紀念釋迦釋迦牟尼佛誕辰（即佛生日，其實是觀音菩薩的誕辰），是農曆二月十九日；而現在晉江縣羅山鄉蘇內村紀念摩尼光佛誕辰，卻是在農曆四月十六日。從民俗佛生日的時間不同，這就否定了草庵摩尼光佛是釋迦牟尼的世俗說法了。

摩尼教是世界性的宗教，從西元三世紀的創立到二十世紀的最後消滅，經歷了漫長的歲月。早在十三世紀，摩尼教在中亞和西亞早已近絕跡，然中國東南沿海的浙江省溫州地區和福建省的福州、泉州地區，自八、九世紀即有摩尼教傳播。後因唐會昌三年（西元843年）滅佛，摩尼教受迫害，轉入秘密活動，為生存計，改名明教。於是逐漸與佛教、道教和民間信仰融合，而改變了它的原貌。宋代，明教在溫州、福州、泉州仍廣為秘密傳播。元代泉州為明教傳播的中心，駐有「管領江南諸路明教」的高級官。同時元代泉州的明教已演變為偶像崇拜的宗教，晉江草庵的摩尼光佛石雕像，是全國唯一保留至今的明教寺偶像。

福建省泉州和浙江省的溫州，是摩尼教（明教）後期的活動中心，也是摩尼教（明教）的最後消亡地。從民俗學角度看，可以說遲至20世紀末，晉江華表山地區還留有明教的遺緒（佛生日是農曆四月十六日）。所以福建省泉州市晉江羅山鄉蘇內村的華表山草庵，是世界性宗教摩尼教（明教）的最後消亡地。因此，這個遺址在我國和世界摩尼教研究中佔有特殊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