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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關於「聖王」一詞，顯然是指東宮聖王，即聖德太子。然而，將身為東宮的太子稱為「聖王」，在當時的語境中似乎不太自然。因此，佛教學者境野黃洋等人認為，這應該是太子去世後的尊稱。然而，607年時，聖德太子仍然在世，若是如此，那麼藥師像銘文的製作時間就應當晚於此年，這樣的推論是否合理呢？

家永三郎指出，歷史上還有另一位曾被稱為「聖王」的人物，來自朝鮮。《百濟本紀》記載：

「智識英邁、能斷事。國人稱為三聖王。」

這指的是百濟的聖明王，在他去世後，百濟人尊稱他為「聖王」。聖明王的時代大致與佛教傳入日本的時期相近，即公元538年前後。因此，「聖王」這一稱號應該是在這段時間之後開始被使用的。

此外，《宋書》夷蠻傳記載，訶羅陀國於元嘉七年（430年）向中國進表，開頭寫道：

「伏承、聖王信重三寶、興立塔寺。」

這裡的「聖王」指的是中國的皇帝，因其崇信佛教而獲得這一尊稱。可見，在東南亞與朝鮮等地，「聖王」被用來稱呼信奉佛法的君主。

筆者認為，飛鳥時代的佛教受到南方地區的影響，因此對於「聖王」的來源，應該重視《宋書》等文獻中的相關記載。然而，這仍無法解釋為何銘文中將皇太子稱為「聖王」。從語義上來看，稱呼在世的皇太子為「聖王」的可能性極低，這一點仍然值得進一步探討。

第三個值得討論的詞語是「藥師像」。福山敏男在〈關於法隆寺的金石文的二、三個問題〉（《夢殿》13）中指出，在中國，從北魏到隋代，並沒有藥師造像的例子，最早出現「造藥師象」的紀錄是在儀鳳三年（678年）。因此，他認為在飛鳥時代的日本製作藥師像是不自然的。此外，他還認為，日本最早確定無疑的藥師像，是天武天皇七年（678年）鑄造的山田寺講堂藥師像。

對此，井上光貞最近提出反駁，指出在龍門古陽洞發現了一處北魏孝昌元年（525年）的銘文─〈比丘尼僧造彌勒、觀音、藥師像記〉，此外，在中國南朝宋以後，也已有藥師經的信仰，對福山的說法有所批評（見《日本的歷史3：飛鳥的朝廷》，第215頁）。然而，這些證據仍然過於稀少，在中國金石文的百例之中，只有二、三例提及藥師像，屬於極為罕見的個案。而如此罕見的信仰傳入日本的可能性亦相當低。因此，這些證據仍不足以證明飛鳥時代已有藥師信仰的普及。

綜上所述，從語詞的角度來看，藥師像銘文中包含了過多不自然的詞彙，這一點已經十分明顯。

接下來，從內容層面進行分析，首先可以指出，銘文中提及的「池邊大宮治天下天皇」，即用明天皇的崩御年月日，僅記為「當時崩賜」，措辭極為含糊。佛教特別重視命日，然而這裡卻僅以「當時崩賜」一語帶過，顯得相當奇怪。尤其是如果這尊佛像是為了故人的供養而造，卻未明確記載命日，這更讓人對銘文的可信度產生懷疑。

此外，若根據銘文來推斷，用明天皇的去世年份應為丙午年，但這與《古事記》《日本書紀》中記載的丁未年相矛盾。若丙午年是天皇染病之年，那麼崩御的年份應為翌年，但如前所述，命日仍未被明確記載，這依然是一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在於，銘文中並未見到通常應當存在的「祈願表白」，即表達造像目的的祈願詞。例如，一般的造像銘文會記錄對亡者往生安樂的祈願，並祝福參與供養者能夠獲得佛法庇佑。然而，這份銘文中完全沒有這類內容，而只是單純地記錄了造像的事實，並敘述了寺院的歷史。這樣的特點，使得藥師像銘文在結構上並不完整，也成為質疑其可信性的另一個重要理由。

(翻譯自志水正司，《古代寺院の成立》，東京：六興出版，1979，原文來源。用ChatGPT翻譯並部分人工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