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因為之前看到「看看日本人與支那人對待台灣古蹟的方式」一文胡言亂語，讓我想起前不久出版的《彰化一九○六》。這本書所寫的內容，是在談論彰化城被日本人以「市區改正」的方式切割原來的地景，而後又在漫長的歲月慢慢「癒合」的書。不過此書討論「市區改正」的內容，遠較之後彰化如何癒合的內容要來得多很多，其中也包括了日本人如何處理當時所遺留下來的清代建築。

今日某些討厭國民黨而讚頌日本殖民時期的人，都會稱日本人遠比國民黨要來的重視保護台灣的古蹟。但若就「市區改正」計畫，以及殖民當局所推行的「寺廟整理」 (舊慣ニ依ル社寺廟宇等建立廢合手續) 來看，日本統治時期的台灣古建築，並沒有得到很妥善的保護，甚至往往成為殖民政府推行「近代化」的阻礙。此書舉了兩個最明顯的例子，一是元清觀，二是慶安宮。元清觀的正殿左側被「市區改正」的規劃道路削去了一塊，斗栱柱子還突兀的留在重修的牆壁外面；慶安宮的廟埕則被計畫道路從中橫切，三分之一成了道路，三分之一變成住宅地。可見在從事城市規劃時，日本人並不在乎傳統廟宇的地位與整個城市空間中的相應關係，即使像元清觀這樣，只要稍微避開或調整一下道路方向就能保全，他們也毫不在意的穿過。作者雖云「當局自然沒有刻意避開寄存建築的動機，卻也看不出刻意破壞的傾向」，但此言似乎太過維護殖民當局，簡言之，他們對地方的信仰中心毫不關心，他們所關心的，只是如何將他們眼中雜亂的漢人城郭，改造成具有近代風格的城市。

這樣的心態，我不太相信他們有心要保存台灣的古蹟。以我前文所講的布政使司衙門為例，這種移往他地，並只選擇性保存的方式，並不符合古蹟保護的標準，而台灣清朝時期的官署建築，僅存布政使司衙門，其他建築，可想而知，全被殖民當局所拆除。可見並不是只有國民黨會介意，日本一樣介意。

而就寺廟論，殖民政府的心態似乎是漠不關心。然而從「寺廟整理」的政策來看，他們又顯然相當積極介入寺廟管理，能夠打破台灣固有的宗教信仰 (頁115)。而且寺廟通常占地廣大，有寬敞的廟埕，當殖民當局需要土地建設官方設施時，這些場所便首當其衝。書中提到彰化孔廟，這座清代官方起建的廟宇，原本規制不亞於今日台南孔廟，然而日本統治之後，文昌祠、明倫堂接連遭侵用拆毀，泮池與禮門又因為市區改正而拆除，作為中國傳統城市中禮儀教化的重要象徵，彰化孔廟在日本殖民時期的遭遇卻是如此，何以還會有人以為日本人有在保護台灣的古蹟呢？

復回來談論日本的「市區改正」，作者提到，當時的日本早已導入德國發展出來的土地重劃 (土地區劃整理) 概念，開始在各大主要都市中開始實行。然而同時在台灣、朝鮮半島等殖民地所使用的「市區改正」，卻僅僅只是在城市範圍中畫出計畫街道，無視原本的城市街道分布與空間狀態，如作者所比喻的，「就像是原本的華南城市被一片名為『市區改正』的燒紅鐵網強行烙傷似的」，才會因此出現元清觀那樣正殿被削掉一塊，或是慶安宮的前埕少了三分之二。然後在這些新開的道路邊蓋上官署建築、公學校、郵局、派出所等公共建築，試圖營造出近代化的都市景觀。這種市區改正的模式，終日本統治時期並沒有完全實行，而且原封不動的延續到戰後。也就是說，以彰化為例，如今的都市空間，基本上就是日本人所改造，再經由漫長的時間慢慢「癒合」。


(台南的市區改正計畫，可以看到日本人所規劃的道路系統基本上與原有的道路毫不相關)

由於日本人在改造都市的時候，並沒有牽涉到道路以外的空間，這些清代時期建立的城市脈絡得以殘留。當然，這些殘留必然已經與都市改造前大不相同，在城市的空間關係上也有所變化。但整體而言，像彰化、台南之類清朝時期即已發展的城市，在日本人市區改正之後，都呈現出雙重的都市性格，一塊是自清代延續至今的城市空間，一塊是日本人強加於上的近代化風貌。而今日當我們在試圖重現城市獨有的風貌時，往往借助的是清朝以來所留下的羊腸小徑。這容或說明，像市區改正所象徵的時代進步的想像，也許滿足統治者的需要，卻不見得真的對世代居住在這裡的人民有什麼助益。他們明明可以更為細緻的處理這些事情，卻寧願以如此粗暴的方式進行，其心態可見一斑。

不過，戰後的統治，並沒有比較進步，作者提到，彰化的都市規劃，幾乎是原封不動的延續下來，也就是說，台灣的統治者一直沒有用更加進步的思維進行都市規劃，甚至在台灣最為富裕的時候，也沒有任何改變，這也是此書隱而未顯的一個諷刺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