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由姜哲煥與李古樂（Pierre Rigoulot）合作寫就的《平壤水族館─我在北韓古拉格的十年》彷彿可以和之前的《我們最幸福》、《這就是天堂》合成「脫北者三部曲」。不過，這個順序是錯的，《平壤水族館》應該是三本中最早出版的一本，但因為前兩本中文譯本在台灣有不錯的銷售成績後，才促成此書中文翻譯本面世。而這本書也是第二本由脫北者撰寫，在西方世界出版描述北韓的書籍。

此書原文出版的時間雖然是2000年，但內容描寫的主要是主角姜哲煥在1977年到1987年間在耀德勞改營的事情。這和後來脫北者描述九十年代大飢荒的經歷，有很大的不同，也可以看到我們對北韓內部狀態認識的時間差距。不過十二年前，西方世界對北韓內部狀況的理解，仍侷限到八十年代；但不過幾年，隨著脫北者大量增加，外界也慢慢了解九十年代大飢荒的慘況。而如今，因著北韓有限度的開放觀光及鬆綁記者採訪，雖然我們還是只能看到平壤當局極力粉飾的一面，但至少對北韓資訊落後的程度不再那樣嚴重。

主角姜哲煥，是回國的在日朝鮮人第二代，祖父在日本是極為成功的企業家，祖母則是忠誠的共產黨信徒，曾在日本的朝鮮總聯位居要津。在日朝鮮人在脫北者著作中非常常見，《這就是天堂》的姜赫、《我們最幸福》裡的俊相都是。雖然我只能從書本中得到經驗，沒有客觀數據為佐證，但就這些個例所呈現出來的狀態，在日朝鮮人身分的北韓人彷彿特別容易想離開北韓。而這個原因，恐怕是因為平壤政府一直在區隔回國韓僑和原居民，不讓他們融入北韓社會。一方面雖然借重他們在日本的龐大資產，卻又懼於他們在日本的見聞，不停刻意打壓與隔離。這和中共建國之初回國「貢獻」的華僑所遭受的待遇極為類似。

而從姜哲煥描寫的勞改內容，更可以看到中共跟北韓這兩個「兄弟盟邦」，在折磨政治犯的方式何其相類。我想兩國之間應該不會互相交換勞改的方法及手段，但卻如此殊途同歸，共產黨泯滅人性，可謂有志一同，而他們對犯人之殘忍，大抵也是人類生理遭受虐待的極致了。雖說我在大陸作家的書中看得不少勞改下放的內容，可是此書有許多細節還是難以卒讀：比如監獄當局為了開田整地，挖開埋葬犯人的墳塚，被怪手挖得支離破碎的屍體，要勞改罪犯拾至山溝填壑。在這種地方，已經不僅僅只是生理的折磨，更充斥心理摧殘，人要被迫泯滅任何人性與良知，完全回到獸的本質，才有可能活著離開。這件事情，不斷反覆在歐亞大陸的東半部驗證。

不過，姜哲煥的人生也不是生下來就如此痛苦。他家曾經是特權階級，從日本「回到」北韓的祖父是政府高官，擁有特權，在平壤過著體面優渥的生活。主角小小年紀就能夠養觀賞魚──在所有物資都是配給的社會，這是不可思議的奢侈行徑，每天都要去水族店看有沒有新進的魚種，還購買彩色卵石及各種裝飾品。他對魚的熱愛，甚至在被迫送去勞改場的那天，都不忘抱著一缸魚。

但這樣位高權重的官員，只要有人告密（雖說姜哲煥並不知道他們家到底發生什麼事，但這應該是合理的推測），也會一夕失勢，成為階下囚。這顯然成為北韓人心中最害怕的事情，至少後來的脫北者都會提到這件事情，讓他們每日提心吊膽，唯恐行為不檢，被人舉發。但我認為癥結還是在日本朝鮮人的身分上，所有共產國家都一樣，旅外僑胞永遠被視作需要嚴加防範的對象，因為他們見多識廣，很容易戳破共產政權費心編織的謊言，在中國和北韓，尤其如此。中國後來採取一條無疑是很聰明的方式：拋棄共產追求金錢，讓整個中國（或說外人能看到的中國）在物質和外觀上和西方世界差異不大。而北韓則仍在費心遮掩，看起來捉襟見肘。

這一差異不可謂不大。姜哲煥一家人釋放之後大約兩年，他又因為偷聽南韓的廣播節目，面臨可能再次關入勞改營的危機。他此時決定冒險一搏，與在勞改營認識的友人計畫逃到中國。他在書中稱到中國時對一切驚訝不已，他在夜總會看著人群三更半夜在霓虹燈閃爍的舞池起舞，男男女女有說有笑，他說「在北韓，這樣的自由難以想像」（頁221），當他們決定從邊境的延吉搭火車到東北地區南邊的瀋陽時，他說「我們正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旅行」（頁225）。當時是1990或1991年，中共還沒從天安門事件的罵名中脫身，國際社會絕對不會認為中國是個「自由的國家」，但姜哲煥不過是不須報備請示就能買票搭車，就已經覺得自己身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我一邊看一邊覺得可笑，卻也有著深深的恐懼。

姜哲煥算是時間較早的脫北者，在逃離北韓的過程與南韓官方的態度，都與後來逃難潮的狀態有很大的不同。他們離開北韓時，中朝之間的邊境基本上是不設防的，中國境內的朝鮮族堂而皇之在邊境貿易，用中國製的衣物日用品，換取北韓的野蔘鹿茸等特產。只要給邊境軍人略施小惠，就能讓他們視而不見。在逃難潮發生之後，邊境開始嚴加控管，走私貿易雖然還持續，但一般人已經不能夠隨意出入邊界。但我最驚訝的，莫過於姜哲煥到北京南韓大使館所遭受的挫敗。他原本已經順利到達北京，還輕鬆地搭乘計程車到達南韓使館。想不到南韓當時的作為竟是給他們一些錢打發他們離開。事後他在首爾碰到當年打發他走的外交人員，向他解釋當時南韓才跟中共建交不久，他們害怕這樣會讓中共難堪（頁228）。

我忽地感到一陣噁心，當年南韓忽然跟台灣斷交，具如今還在網路上流傳的文章稱，他們幾乎是用驅趕的方式將中華民國的代表趕走，並把台灣政府在首爾的資產全都移交給中共。而他們為了向中共獻媚，連一兩位脫北者也不敢收留，卑躬屈膝的態度，實無異於屈服在滿清淫威的朝鮮王朝。雖說後來姜哲煥到了南韓，南韓政府多所禮遇，讓他可以過著幾乎是奢華的日子，跟日後脫北者到南韓所面臨的生計困境毫不相類。但他的看法具體呈現出脫北者內心呈現的苦悶，除了無法融入南韓社會以外，南韓政府曖昧怕事的態度，顯然也影響了脫北者對首爾當局的信賴，特別是討好金氏政權來換取和平進展的態度，姜哲煥對此便非常不屑。這種觀點，居然跟香港這陣子對「中國」認知的問題竟有點相近之處。

又近日香港在爭論「國民教育」，此書給了很生動的例子。比如作者回憶童年在學校上課，「學校課程的第一要務，是訓練將來可為革命服務的小戰士。......透過這樣（背誦金氏父子的歷史）的教育方式，學生對政治領袖的崇拜之情與感恩之心彷若泉湧，心甘情願為他們和祖國肝腦塗地。和班上所有同學一樣，我加入『紅小兵』。我們這些小毛頭肩上斜揹著假機關槍行軍，一副要上沙場征戰的模樣，多麼壯觀。...大家都很喜歡這類訓練。」（頁41-42）你說這樣的洗腦方式有沒有效果呢？至少就作者論，他得要到勞改營好幾年後，才切實感受到他的一切苦難都來自金日成，才真正質疑自己的政府與領導人，才真正體悟到宣傳的荒唐與可笑。當然，這是個封閉的社會，人民沒有機會接觸到外面的資訊，無從得知與分辨真偽。但就算可以呢？我在轉錄梁文道《愛國》一文的底下留言看到實證，一個顯然有能力看到香港網誌的大陸人非常理直氣壯地認為愛國教育無論如何都合理，特別中國長年遭到欺壓，尤其合理。他完全沒有注意到梁文道文章裡講的，其實是中共的精神分裂。一方面中國煽動國內愛國情緒，任憑國內言論發洩，卻在真正要「展現國威」的時候，畏首畏尾，活像敗戰的輸家。洗腦洗久了，就會變成眼中只有自己想看到的內容，抓著一點枝微末節不斷發癲的腦殘，莫怪香港人戒慎恐懼，絕食罷課，務求除之殆盡。此是後話。

姜哲煥離開北韓的時間，約莫是1990年左右，那時他就已經感受到北韓嚴重的民生問題。蘇聯解體，援助斷絕，北韓的基礎設施崩潰，大飢荒的徵兆已經出現。後來的脫北者，許多都是受不了飢荒之苦，冒險逃離北韓，所以大飢荒的事情才為人所知，國際的注意力也轉而重視一般北韓人民的糧食需求，勞改營的慘況，反而遭到忽視。

而也因為飢荒的大量逃難潮，原本不設防的中朝邊界開始控管，書中註釋說「自二○○八年以後，邊防控制愈趨森嚴。二○一一年金正日死後，更加強了中朝邊界的戒備管制，以防止脫北行為。」（頁230）中共派人搜捕北韓難民，遣送回去，北韓當局則將這些人關押在教養所，基本上就和監牢無異。這些在其他兩本書中，提到甚多。但也因為如此，南韓研擬出一套收容脫北者的流程，可是首爾接收脫北者，仍然以非常消極的態度對待，他們僅收容能踏上南韓領土（包括駐外單位）的脫北者，至於在中國東北等地流竄的難民，官方毫無作為。這或許就是姜哲煥不滿之處，號稱代表全朝鮮半島的政府，在面對自己的「同胞」時，竟如此消極怕事，甚至還在顧及金氏政權的顏面，讓他難以置信。

不過，南韓民間倒有比較積極的應對。我看南韓所製播的紀錄片，得知有韓國教會，在中朝邊境的延邊自治區，及脫北者逃難時會取道的越南、柬埔寨等地有庇護所，專門收容安頓剛離開北韓的脫北者，或協助脫北者到南韓使館。當然，這不是長久之計，而且在當地都是非法的，非常危險。南韓政府既懼於中國淫威，不敢直接與中國交涉脫北者議題，也害怕過多脫北者到南韓，會造成社會問題，以及潛在的間諜危機。這頗類似之前台灣處理大陸偷渡者的問題，雖說後來中國經濟發展，因經濟問題想要偷渡來台的大陸人已經少了很多，但跟南韓一樣，這種名義上算是國民實際卻不是國民的歷史問題，是難以終結的燙手山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