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Anthony Russo)

廖亦武（中國異議人士，詩人，研究中國底層人民的生活，維基百科的介紹），2011年9月14日，紐約時報（原文連結）

雲南省位在中國西南，一直以來都是離開中國尋求新生的管道。從這裡偷渡出去可以藉由陸路，潛入原始森林當中，或是藉由水路，從瀾滄江順流而下到下游的湄公河，曲折的河道流經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和越南。

每次我涉足此地，紅色泥土閃爍著太陽的光輝，我的想像力便肆意馳騁，想著我頭也不回的離開。畢竟，在我寫了詈罵政府血腥鎮壓八九民運的詩遭入獄四年之後，我已經有十六次申請出國遭拒。

我對此非常有興趣。在此護照或簽證都無關緊要，重點在於你的口袋有多深。只要扔掉手機，切斷一切外界的聯繫，潛入一個村莊，就可以輕易的找到當地的農民或偷渡者幫忙。待安置到適當的地點之後，就會被人引領到神秘的小徑，神不知鬼不覺。

今年年初，我仍對逃離一事有所抗拒。我選擇留在中國，持續紀錄底層社會的人民。然後，民主浪潮席捲阿拉伯世界，網路上的文章呼籲中國也要尋求類似的道路。二三月間，每週末都有十幾個城市的市區和地標出現平和的集會。政府心生恐懼，在全國出動軍力，軍人喬裝成市民，手中持槍，四處監察，到處逮捕看起來可疑的人。

同時，任何關於突尼西亞茉莉花革命的訊息（包含茉莉花一詞）都從搜尋引擎和內文中消失。警方包圍維權律師、作家和藝術家。民主運動人士劉賢斌，因為建立中國民主黨入獄九年，如今又遭宣判增加十年。藝術家艾未未在四月消失，被政府關在隱密的監視處，直到六月中旬才獲釋放。

我是老派的作家，很少上網，阿拉伯之春就這樣和我錯身而過。即便如此，並不能讓我免於警方的騷擾。當公安部門知道我的書會在德國、台灣及美國出版時，他們便不停用電話或上門騷擾。

三月的時候，警方佈署在我公寓四周，監視我的行動。「在海外出版觸犯中國法律。」他們如此對我說。「你在獄中寫的回憶錄汙衊中國獄政系統的名聲，而《紅色上帝》（God is Red）一書扭曲黨的宗教政策，並推崇地下教會。」他們說，如果我再不中斷和西方出版商的聯繫，我就得面臨法律審判。

然後我收到薩魯曼魯西迪（Salman Rushdie）的邀請，要我參加在紐約舉辦的世界筆者之聲（the PEN World Voices Festival）。我立刻向當地政府申請離境許可，並附上我的機票。然而，在我預定離開的那一天，一位警察要我去「喝茶」，告訴我申請不獲准。警方告訴我，如果我堅持到機場，我就會像艾未未那樣消失。

身為作家，特別是心懷紀錄中國現狀志向的作家，言論和出版自由遠比生命還要重要。我的好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已經為他的文章和政治主張付出沉痛的代價。我本不想追隨他的腳步，我也無意回去坐牢，更無意在監獄高牆外被人當作「自由的象徵」。

只有離開這個宛如無際監獄的中國，我才能自由寫作出版。我有責任讓世界知道隱藏在經濟飛躍幻象底下的真實中國──一個無視人民滿腹怒氣的中國。

我維持我的計畫。我沒有依例向監視我的警察要求許可，反而收拾幾件衣服、一支笛子、一個西藏頌缽和兩本我最看重的書：《史記》和《易經》。然後我趁著警察不注意的時候跑走，然後去到雲南。當地雖然十分悶熱，我卻感覺像隻冬天的老鼠，靜靜等待保存實力。我花了大部分的時間和街上的民眾一起。我知道只要我努力挖洞，總有一天會找到出口。

我帶著護照和確切的德國、美國和越南簽證，開始行動。我和共謀此事的西方友人確認聯繫後便關掉我的手機。幾天後，我到了一個邊境的小鎮，過了湍急的河流便是越南。當地幫助我的人說我可以付錢請人載我渡河，但我謝絕了。我有確切的護照，所以我選擇通過橋上的邊境查哨站。

在逃跑之前，幫我的人將我安置在邊境的旅館。在斷續的陣雨中，我仿若置身夢境，卻又對外頭敲門的聲音提心吊膽，原來是在雨中顫抖的流鶯想找個避雨的地方。雖然很可憐，但我實在沒有辦法幫忙。

七月二日早上十點，我走了約一百碼的路到了邊關，做最壞的打算，但奇蹟發生了。官員檢查了我的文件，短暫的看了我一眼，隨即在護照上蓋章。我就這麼馬不停蹄，一路到了河內，搭上往波蘭轉德國的班機。七月六日早上，當我從德國泰戈爾機場走出來，我在德國的編輯彼德席林（Peter Sillem）前來迎接，他不停喊著「天啊！天啊！」他大為感動，不敢相信我人真的在德國了。機場外的空氣清新，我感到自由。

我在安頓之後，我連絡了我家人和女友，他們被當局質問。我逃亡的消息傳的很快。我一位畫家朋友跟我說他去找了仍被監視中的艾未未，當他提到我奇蹟似的到了德國，老艾睜大了眼睛。他不可置信地吶喊著：「真的嗎？真的嗎？真的嗎？」

（本文依Wen Huang之英文譯文中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