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hura

彼得蓋伊（Peter Gay），威瑪文化─一則短暫而燦爛的文化傳奇，立緒，2003

一戰到二戰之間的威瑪文化我所知甚少，台灣也不太談論。但威瑪文化對西方，乃至全球的影響至為深遠，直到今天，讓我大感意外。其他不要論，就我所學習的專業科目而言，威瑪文化的餘波仍深深震撼我們，因為當時美術史界的菁英受到納粹的壓迫逃到英美，主導英美後來數十年的美術史發展，並透過留學生引進台灣。而當時在德國發展的抽象主義和表現主義，影響戰後美國出現「抽象表現主義」，間接對台灣現代繪畫產生影響。即使現在，還是有很多人超越不了當時的德國藝術家的眼界。

這麼重要的威瑪文化，似乎是不可避免地，必定伴隨著混亂的政治。如果我們以現在台灣的眼光來看，威瑪政府真是爛到無以復加：簽署屈辱的凡爾賽合約，無力應付賠款造成劇烈的通膨，許多政治暗殺造成社會不安，執政黨永遠都是那些老面孔在換來換去，決策遲疑、處處妥協。這或許可以說明為何激進右派的納粹黨可以在短時間內突然崛起，到最後是近似挾民意逼迫政府讓希特勒接任總理一職，以開啟一場恐怖政治為終點。

我突然覺得威瑪時期可以作為看待台灣現況的借鏡。倒不是說當時的德國跟現在的台灣有多相似，而是同樣面臨一個剛從專制體制轉成民主政體的過程當中，當時的德國人士如何看待他們的社會，我們能否從中得到什麼教訓。比如湯瑪斯曼以「Zivilisationliterat」為名寫了一本《一位非政治人物的觀察》，算是當時的知識階層厭惡討論政治，乃至參與政治的代表。彼得蓋伊（Peter Gay）稱「這種人醉心於理性主義、中產階級、唯物主義以及膚淺而樂觀的文明等該咒罵的價值觀，這種人同時對人類靈魂的本質、文化的神祕性、進步理論的騙人論調以及民主的陷阱根本看不清楚，而且老是堅持──這是最糟的地方──政治會腐化文化和人的精神。」(Gay, 1968, P. 131) 有趣的是，這種調調某種程度上在台灣蔚為主流，他們可能自稱「中間選民」，認為自己理性而客觀，對任何政治人物或政治事務都有著下意識的厭惡，並藉由實施更「高貴」的「理想」去規避政治談論。蓋伊稱此是「粗俗的理想主義」（Vulgäridealismus），認為這其實是「把服從和權威看得很重，超越在爭論和黨派活動之上，是自以為是和保守的，而且經常也是反動的，是既定秩序的一個有力支柱。」(Gay, 1968, P. 130) 這讓我想到了台灣的宗教團體，特別是佛教的宗教團體，他們以一般的吃齋念佛行善助人，乃至維護環境這類事情，著墨比較低層次的人文理想，而避免去論及用道德高度去臧否政治情勢，以換取「中立」的假象。

不過，威瑪時期的德國在藝術、文學、戲劇、以至於學術理論的前瞻性，是今日台灣完全不能比擬的。即使台灣在某種程度上，還勉強可以算是華人社會中較為富裕具有素養的一群，但這種程度很輕易地就可以被超越。這讓我在理解威瑪文化的過程中不免嗟嘆，雖然威瑪德國的文化深度，早在一戰之前的帝國政府就已經醞釀成熟，在文化背景和歷史層面上，有著根本的不同。但我仍不免妄自菲薄，覺得台灣社會就算有著民主的形式，卻缺乏自由發想的頭腦，也缺乏文化的發展。或許這反映出台灣社會缺少深層的心智能力，在政局紛擾的時刻，我們不似德國人轉去追求詩意的文字、戲劇的表現，而是想著如何賺更多的錢、或者是選擇迷信。這是根植在文化發展上，無法扭轉的差異。